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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对于谦虚谨慎地处事为人，是有警示作用的。但在论述哲理上，则不够确切。我这里所说的哲学理论，完全是就自然辨证的哲学理论而言。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无为的存在，人的学哲学，用哲学，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有为行为。不能混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而为一谈。因为，《老子》文中的“少则得，多则惑”类语言，本身就是谈人的思想行为的。客观自然规律中，是不存在“少则得，多则惑”的问题的。
而有一些章节，也存在着正确观点为主，间或存在一些不确之论。如第三十三章，就属于这种情况：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其自“知足者富”开始，就不完全正确。“知足者长乐”有道理，因为“乐”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感到知足，就产生快乐的心情。因为这“快乐”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而“富”尽管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统一的财富指标，但在判定“穷”与“富”之间，则是相对地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观念性看法的，有人在相对比较“穷”的情况下，亦会感到“知足”，但并不一定说明其“富”。老子之所以要这么说，与他主张的人要“无为”、“无欲”直接相联系，因此行文用字，与世人、常人的认识就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再比如第七十五章，也同样是正确、似是而非、谬论并存：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这一段话，含有亲民、悯农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但肯定其思想的社会进步方面，并不能以此而承认其在理论上就一定完美无缺，如“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一句，就存在着一个“上”之为是什么“为”？以及如何“为”等先决条件所制约的问题。因为，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上治”者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以及其“为”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等。接下来的“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一句，在文字上，也欠推敲，若是将“民之轻死”换一个字曰“民之轻生，以其上之求生之厚，是以轻生”，是否就更好一些呢？
总之，老子论道之语，多有不确切之句。全书之中唯有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是为最正确的话。因为这句话表述准确，完全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
老子的论道不精辟、不透彻，不准确，总是恍恍惚惚，似是而非，大约这是与其学无师，读书杂乱，虽悟性很强，但却不能融会贯通有关。例如老子在其书中数度言“象”：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二十三章）
执大象，天下往。（第三十五章）
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
这几处话，就露出了老子学道不精的马脚：象者，像也。这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初，苦于还无文字为思想语言之载体而传其道理，就依哲理而画图案画，取象喻理而有其言。也就是后世所言的“象术”之用。象术是画以图案画、以画构成的“法象”、“物象”、“意象”三原则，取象喻理以命称具体的图案画名称，而决定在具体名称的图案画下，依何而言事物之理时才有斯言。所以，大象、小象之类名称只在《易》经中才用。它是以图案画取以一定的事物、事理之“象”传道的方法之谓，而不是哲学理论中所用语言。在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中，亦谈什么“大象”、“小象”就是蛇足。因此，我们就会肯定，老子不光认真地读过《黄帝经》，而且，亦研究过《连山》、《归藏》、《周易》。因为，这四种书在老子生存的时代，还是一种也没有失传的。
造成《老子》一书中真理与谬论并存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
一、学道不精；
二、不是专谈哲学道理，而是引哲学理论以言政治，而且是为独裁统治者而献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利、弃义、不尚贤、使民不争、愚民以治的错误观点所决定的。
至于我们谈到的并不真正懂道德，没有完整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故意混淆主客观的理论界限，逻辑上的混乱，故弄玄虚，自我吹嘘，以明确的哲理掩盖错误主张，攻乎一端而不能遍举就加以曲说，正确理论与谬论并存的情况，则都是由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老子说“辩者不善”，对于他自己的诡辩，不知该作如何评论？若依照我们的看法，站在奴隶制独裁统治者的立场上，起劲地鼓吹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利、弃义、不尚贤、使民不争、愚民以治等思想，不利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人类的社会进步，这不仅有点“不善”，而且近乎于阴毒。
结 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所致，中国先秦的古籍，在长期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几乎没有一种能够始终严格地保持其原有的风貌，而总是难免出现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的。《易》经是如此，《老子》亦是如此。《黄帝经》一书，因为失传，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如果其在社会历史上一直流传而不中断，也同样会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抄本。
《老子》一书，自郭店楚简出土以来，有的学者认为不是一人一时之著。如尹振环先生就这样说：“竹简本《老子》终于使我们发现：今天所见到的帛书类《老子》原来是太史儋在李耳所著《老子》基础上的‘扩建’与部分‘改建’。而流行最广的今本《老子》——严遵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则又是经过从西汉刘向到唐玄宗、在帛书一类《老子》基础上的校订、统一篇章、统一定名、部分改造后的本子。”①
我对这些问题是这样看的：研究具体的历史典籍与历史流传发生了何种嬗变，是要细加研究与比对的。研究一种社会上的不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之间的差别，则应当从此种以历史典籍为载体的主体思想上进行。所以，我认为《黄帝经》与《老子》，事实上是以两本书为载体，而分别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先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观点的。因为，不论是竹简本《老子》，帛书类《老子》，还是现在的通行本《老子》，只存在《道》、《德》两篇在排列上先后次序上的差别，分章上的差别，个别字句上的差别，这些都是在长久的历史手抄笔误、抄写者个人理解不同情况下造成的，然在总体思想上，则并未有多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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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尹振环：《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载《文献季刊》1999年7月第三期，第5页。
为了在比较研究中有一个稳定的界标，对于《易》经，我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准；《老子》一书，我以通行的王弼本为准，《黄帝经》自其出土以来，现在流行本事实上也已很多，各本之间事实上也已存在了某些差别。我是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华杂经集成》本为准。
对于老子的哲学思想理论，我们通过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比对，与黄帝哲学思想理论的比较，现在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性认识了。
一、老子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创始人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早，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们的认识的，它至少是产生于距今七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对此，我在本书第一章里，通过历史事实已经说清。
就道理之论，在李耳之前，就有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吕望、伯阳父、子产、晏婴、管仲等，这其中的任何一位，都比李耳论道要早得多，且其书传世，其言可查。黄帝的道学著作，见之于史书记载，证之以出土文物。其产生时间之早，也有可考：《六韬》、《管子》等周以来很多古籍都有引录。我们也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黄帝的哲学思想理论作了比较详细的比较。
现在，我们再将管仲论道之语抄录于下：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智〕……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则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①
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己无已乎？效夫天地之纪。②
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③
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④
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⑤
管仲在其所著中，不仅引述《黄帝经》之语，还对黄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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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管子·内业》；
② 见《管子·白心》；
③ 见《管子·四时》；
④ 见《管子·霸言》；
⑤ 见《管子·枢言》；
法治国、明民而治有所评论。他说：“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①
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李耳（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左右。不用说，管仲论道之时，人世间还没有老子。就是在管仲死了六十年后，老子也还没有在其娘胎中孕育！所以，老子根本不是中国“道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也根本代表不了中国古典哲学，而只是其种的一个支流。至于将其称之为“哲学之父”，就更不适当。
二、在哲学史上“黄老”连称是错误的
西汉时期，有人以为黄帝谈道，老子也谈道，就误将黄帝哲学思想理论与老子的思想相提并论，谓之以“黄老之学”、“黄老之道”、“黄老之术”。其实，这是不作研究，乃至为了抬高老子思想的社会地位而制造出的一种错误说法。
现在，我们将《黄帝经》中的哲学思想理论，与《老子》一书按其观点，分别进行了比较，证明了《老子》一书是抄袭《黄帝经·道原经》中关于道之本原论述的一些辞语，为反对黄帝以法治国、明民治国、进行礼义教化等一系列治国思想，而提出其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利、弃义、不尚贤、使民不争、愚民以治的错误观点的。其目的是为其时的奴隶制独裁统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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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任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谈中国哲学发展史，就不能将黄帝的哲学思想理论与老子的愚民思想相提并论。
三、老子思想中有许多是离经叛道之说
历史上，人们谈道学理论常常言以“道统”，以正源流。在学术研究上，这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我们现在并不一定要沿袭古人之说，但对于一种哲学思想流派，也是应该正本清源，以观其历史演变，以验其对发扬民族精神有利与否，而绝对不能一提倡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就不青红皂白，一概进行宣扬。因为，那样做，事实上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一种不负责任。
人们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中，常常是遇到困难之时，头脑会较为清醒，行为较为谨慎，检讨自己失误也比较容易一些，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自信的情绪，将自己的优点也当作缺点进行检讨；而当处于连续成功、连续胜利、一路顺风之际，就往往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由此而头脑发热，行为张狂，觉得自己优点很多，乃至产生一贯正确的错误思想。
国民是由一个个的自然人所构成，所以，在国民思想中，也客观上存在着这种现象：在近代思想史上，由于中国的科技落后，人民贫穷，国力衰微，受到以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外国列强侵略，就检讨自己的文化，进行批判。这当然是应该的，必要的，落后了就要找根源。但是，我们却将中华传统文化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