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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大使马戈尔尼1793年“抵达皇宫”时，中国就有3。3亿人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其人口数目相当于欧洲人口总和的2。5倍，是世界人口的1/3。中国距离成为世界国民经济大国及世界手工业的中心确实还相当遥远，但是皇家的景德镇瓷器厂在17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10万工人。家庭作坊织出的南京棉纺织品在价格和质量上要比1930年时来自英国兰卡夏的机器纺织的产品还要好。
乍看起来，乾隆回绝英王平等交往要求时那种高高在上的盛气令人不解，但是乾隆王朝时期的中国，确实上升到了亚洲霸主的地位，尽管这是最后的一站。自宋末（1279年）以来，中国文明实质上处在停滞状态。有关在欧洲最近所发生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不久就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变化，中国方面显然一无所知。中国对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一无所知；对开始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就外部的光环而言，帝制的中国早在1793年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尽管它凭借武力夺得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发挥其对贸易应有的作用。而英国人却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
第一次与英国交战，真正拉开序幕的是在1840年，即鸦片战争。然而这个王朝的内部已经开始走向没落，这一点早在乾隆末期的几十年中就显示出来了。清朝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它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儒家史学家来说，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向前，而是如同自然万物一样，处在永恒的起和落、生与死的更迭之中。更迭的法则也适合于所有王朝。
——一个王朝失去天赋之命也就到了这一轮的终点，一场农民起义，或者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推翻了这个王朝。随之，新的一轮就又开始了。胜利者通过其胜利就证明，他已获得了天赋之命。战争使田园荒芜、人口减少，而新的王朝也就以此恢复到和平与秩序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得以发展，人口也就随之增长。
——这个王朝此刻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尽管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进度很慢，但随之就加速度，然后就走下坡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皇帝之后常常跟着一位软弱的继位者，他无力也无兴趣使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普照臣民。政府管理的质量下降，腐败之风俱增。与此同时，国民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均农业收成下降，贫穷和饥荒四处蔓延。而国家就陷入更加巨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只能设法通过增加税收来摆脱困境。对农民的剥削加剧，贪官污吏更使小民们雪上加霜。农民的生活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弃家出逃，被逼上梁山。自然灾害，如旱灾或者黄河泛滥，就将冲毁原本缺乏维护的坝堤，这就给小民们以这样的意识，当朝的统治者失去了天赋之命。
——此刻，那些一直处于地下的宗教反抗力量就获得了信号。他们的使命就是唤起民众的信任并鼓励他们为了特定的信念去斗争，这个信念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一个公平的新时代就会来临。那些占山为王的叛民们听从号召组建成军队，并且追随那声称获得天赋之命的旗手。那些腐败、缺乏训练而又懦弱的官兵面对农民起义军节节败退。部分农村的绅士们也归属到赢者旗下。于是原王朝被推翻，起义军首领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获得了政权，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儒家君主。这个王朝揭开了新的一页。
按照这种改朝换代理论的说法，在一个朝代的没落过程中，有三种变化在相互发生作用：王朝德行能力在衰退；人口在巨增，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程度，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外部的入侵，而且与王朝内部相呼应。这个说法完全适合于清朝的没落史。
清朝内部的没落当开始于1775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乾隆，一位65岁而且感到力不从心的老人。他偏爱一位25岁的满族出身的宫廷卫士。这位名为和绅的满族年轻人因此一举成名，一年内上升为皇帝的内务府总管，随之又负责财政和人事的监管。这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马戈尔尼与那位傲慢自大的官员。在当时的满清王朝中，和绅可谓大权在握，为了他那填不满的私欲，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信任。在乾隆死后的1799年，当他被新登基的嘉庆皇帝处死时，他所收敛的家财达到八亿余两白银（约十五亿美金），相当于清朝过去20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像和绅这样一个在大清遍布爪牙、权位显赫的人，还向其他官吏索要贵重“礼物”，于是中央政府官员便向各省索要“礼物”，省级的又向区、县的要，逐级而下。可见腐败之风已经席卷朝野上下到何种程度。随之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的盘剥也越来越重。
在这层层盘剥下，那原本由于人口膨胀而引起的农民贫困化犹如雪上加霜。从1700年到1800年，大清的人口从1。38亿上升到3。42亿，到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朝总人口已达到4。12亿。36此刻中国的人口与150年前相比，整整增加了三倍，可是农业耕种面积仅增加了50％。多亏引进了美洲的土豆，它可以在贫瘠的田梗地边种植。尽管产量提高了许多，可很难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农产量的增长无法与人口的增长幅度保持同步，人均农产品数量下降，而此时，政府通过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以恶劣残暴的手段想方设法不断对农民敲诈勒索。绝望的农民们纷纷逃离田园，结伴去作了强盗。在皇家道德蜕化、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上天已收回了赋予清王朝的天命。地下的反清教派便浮出水面，组织发动小民们反抗。
第一个举起大规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把道教、佛教以及魔术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该教派在推翻蒙古人执政的元朝时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这位获胜的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就属于白莲教成员，而他在登基之后即刻下令取缔该教。可是该教此时重新浮出水面，并且宣称佛祖预示，一个新的公正的王朝将要出现。1796年，起义爆发。起因是抗议地方小官吏强行征税，起义犹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个中国燃烧起来。直到1804年，起义9年后，才被嘉庆皇帝镇压。
嘉庆继承了其父的王朝，一个表面光耀夺目，而内部却已在衰落的王朝。国内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凭借诛杀和绅并不能扭转腐败之风，而平息白莲教之乱耗资白银两亿两，也就是五年的国库总收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增加农民税收。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地出售官爵，而这些新官们则通过在其管辖区巧取豪夺来弥补买官时所付出的银两。清朝的没落日趋加剧，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分崩离析：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八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鸦片战争（1839～1842）
儒家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倒塌归之于西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而从1775到1839的50余年中，中国的衰落主要是内部原因所致：人口大爆炸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贫困化；管理的落后，要知道，官员的数量保持在原有的基础上，而人口数量却成倍增长；最后，引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日渐扩大的腐败。1839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使得一场外部的巨大冲击波终于同内部的没落相汇合。内部的没落因素（内乱）与外部入侵（外患）祸不单行，古老中国的经验学说得到了新的证明。
自当年马戈尔尼的使团访华时，英国人就已经找到了一条消除贸易逆差的途径：贩运鸦片。尽管中国从1800年起就禁止鸦片，但这并不碍英国人的事。他们在孟加拉湾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然后从加尔各达用船运往广州海域，随后经过他们的秘密网络偷运到中国各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贩运鸦片，也像奇迹般发家的英国贾尔迪－马瑟宋贸易公司一样，美国的阿斯特商贸王朝也是以贩运鸦片而起家的。在1800到1810年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达4500箱，每年约140磅。而在随后的20年代、30年代中，贩运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仅在1838年末到1839年初的这个贸易旺季，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就超过40万箱，也就是560万磅。英国的对华贸易更多的是以贩运鸦片为主。东印度公司，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它的赢利主要来自于此，对于英国财政部长来说，国家财政收入的1/10来自于这一方面的关税。
英国的鸦片残害着中国国民并且削弱了中国军队。在城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萎靡不振的瘾君子。鸦片的贩运同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826年止，估计约五亿西班牙银元（当时的世界货币）流入清王朝，它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然而从1827年起，中国贸易转向了持续的负增长，巨额的银子流出中国。据估计，仅在1827到1849的这20年中，中国纯白银外流数额，就相当于其过去150年流入额的一半。中国硬货币的流通开始萎缩，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处于银根紧缩、发展停滞的状况。
不断增长的银币短缺还带来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当时流通铜币与银币。19世纪初铜钱与银币的兑换率为1000比1。可是随着白银的外流，兑换率不断上升，1850年时一个银币竟然要用2230个铜钱来兑换。37这对于农民是相当残酷的，因为他们所收到的通常是铜钱，而交税却要用银元。英国贩运鸦片不仅残害着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鸦片带来的这种剧烈的经济风暴也加速了中国内政的不稳定。
1838年皇帝“终于”决定，对鸦片贩运采取措施。他派遣年轻精干的官员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先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国烟贩，而且收获卓著。他也想方设法从根源上杜绝烟贩的货源，也就是对英国鸦片商人采取行动。他强制他们交出货舱中所囤积的鸦片，这些共计1400桶，价值900万美金，被全部销毁，同时要求英国商人书面保证，以后不再从事任何鸦片贩运活动。
伦敦把此举看作为对他们的宣战。在武力上，尤其在军舰和所配备的火炮能力上，软弱的中国与英国不是同一个等级。1842年中国政府投降并且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的要点如下：
——中国对外国领事、商人和神职人员开放五个港口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上海。外国租界区属于特殊地区，不受中国法律管制。
——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中国支付战争赔款2。01亿两白银。
——中国撤销原来的贸易专卖行。
——中国对进口像对出口一样实行“公平而稳定”的关税；今后的进口关税固定为商品价值的5％。
鸦片贸易尽管尚未合法化，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那就是：中国政府将不再对贩运鸦片采取任何抵制措施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鸦片仍然是绝大部分西方商人对中国贸易的主要货物。早在1858年，清朝政府就放弃禁烟。自此，鸦片也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1879年鸦片进口以5000桶的数量而达到最高峰，这个数量近乎于1839年的一倍。据估计，到19世纪末，1/10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且5％的人是瘾君子。鸦片实质上加剧了中国在19世纪的贫困化。
《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确定了一个为欧洲所指挥的、新的外贸体系的基础，并由此解除了中国的进贡体制，那就是：“租赁港”。所有欧洲列强以及美国、俄国，还有后来介入的日本都加入了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列强彼此设防，以免某个强国单独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为此他们还达成了一个“互惠条约”，按此规定，只要中国给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某种权利，那么其余的国家就自动获得此权利。
到清末有80个租赁港，而所有租赁港的租借方式都相同。在城墙围起来的“中国城”外，沿着河流的是外国人区，领事馆的上空飘扬着陌生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