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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共产支部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相继建立之后，1921年7月12名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开会，以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下把中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出席会议的这12名代表肩负着50名党员的重托，28岁的毛泽东是代表之一。共产国际的代表给这个新党设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组织结构，党的决定大权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政治局，尤其集中在党的主席。当时在法国、德国等国也诞生了共产党支部，隶属于巴黎支部的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国民党的新组织
1922年8月，苏联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给他提供经济和组织上的帮助。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失望，而且正面临着被广东军阀赶出广东，处于特别需要帮助的境地。他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与他们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原则重新改组了他的国民党。也像中国共产党组织中那样，决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很小的高层圈内，也就是常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最后由党主席控制。
自1912年1月宣布共和以来的痛苦教训使孙中山明白，党需要一支军队。在此方面，苏联也从经济、组织和武器上予以援助。在珠江中距离广州20公里的一个岛上，孙中山于1924年5月亲自举行了黄埔军校的开学仪式，他把年仅37岁的蒋介石（1887～1975）任命为校长。蒋是1907年送往东京军事学院去培养的青年军官，也是在那时，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埔军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的军事人才，而同时还要给他们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要为党培养一支富有军事和政治头脑的军官队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1925年初，也就是在反击广东军阀的进攻、保卫广东的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以此战使国民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广东省。这些由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军官们，在后来的抢夺权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党的新机构诞生，揭开了与苏联合作的新的一页。党的纲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准，并要求进行三大革命，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
民族革命置于第一位。现在，在推翻了清政府以后，它又增添了两个新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第二个目标最初这样表述为：打倒帝国主义，这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定义的。在党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党的任务就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拯救出来，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有的外国特权。
孙中山在他的理论著作《建国大纲》（1921年）中，把民主革命的实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军事政府时期，训导政府时期以及宪法政府时期。在第一二两个阶段，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此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考虑的绝非是西方式的多元制民主，而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的一党统治，这种统治是为人民的，但绝非是通过人民来管理的统治。毋容置疑，党纲也就是这么考虑的。它把党作为高于国家和社会的先锋。而且只要涉及到民主政体的建设，所有的解释都大同小异，即“背叛民族的人，就既不可能承认民主，也不可能承认人权”。
孙中山的第三个革命，即社会革命，作为党纲的内容，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类似。
就这样，两个在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对立的党派产生了。而形成两党根本区别的因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追随者构成：中国共产党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而国民党则建立在农村绅士、新产生的商人绅士以及军官的基础上。从而，两党追随者的兴趣也无法调和。两党的领导们很快的就引发了生与死的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1927）
尽管如此，两党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在反军阀和反帝方面形成了统一战线。1920年，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建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应该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联合起来。当革命在西方世界失败之后，他觉得要从根基上铲除资本主义，首先要先铲除殖民地。共产国际代表按照列宁的策略，强迫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其共产党员身份仍然保持。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共产党能渗透到国民党中去，并且最终能够控制它。共产党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1925年发展到不足1500名党员。可是国民党在1923年已经有5万党员。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想马上把多年来一直计划的北伐统一中国的战略付之于实施。1924年11月，他借助于北方军阀混战，尝试着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他只身前往北京，可是病倒在港口城市天津，经查是肝癌。尽管他在病床上仍然进行商谈，可是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同年12月份，一辆特别列车把病魔缠身的他送到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死后的孙中山成了传奇人物。蒋介石的共和国在南京的紫金山修建了一座宏大的陵墓，并且把孙中山尊称为“国父”。随后在台湾，蒋介石又把孙中山半神话地予以祭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把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先驱”予以纪念。台湾在实施农业改革时，面对美国的压力，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为自己的依据。在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特别强调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去世无疑也带走了一些力量，尤其是带走了凝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翼的力量，以及与共产党持续合作的控制力。围绕着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到了白炽化的程度，最后蒋介石获胜执掌了国民党。初时，由于北伐使得这种分裂不太明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从广州出发北上。这是一次极为勇敢的行动。这支由10万余人组成的队伍中，有6000多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支队伍要攻打的是超过100万人的北洋军阀。通过闪电式的战役，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占领了中国东部、南部，直到长江的整个地区。9月攻克武汉，11月占领南昌，12月夺取了福州，1927年3月又夺取了上海和南京。
在那振奋人心的第一场战役胜利之后，联盟内部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随着国民革命军越来越近的消息，上海工人通过起义控制了这个城市除租界地之外的所有地区，并且给蒋介石的部队打开了城门。3月29日，刘少奇这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控制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在农村，共产党也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国民革命军的西路纵队，也就是占领了武汉的那支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左派构成。包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自身，高层领导人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人一起联合起来的。蒋介石对此比较担心，他怕共产党抢了领导权。故此他采取了闪电式的血腥武力行动。在获得西方列强默许的情况下，他在上海采取了行动，1927年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使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与蒋介石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也没少出力。据共产党的统计资料，当时有五千余人丧生。上海的这场突发行动向蒋介石所执掌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信号，一场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活动开始了。工人运动在这场打击下进入低潮。
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罢免蒋介石的总指挥，但蒋根本不理这一套，毅然把南京作为与之抗衡的首都。结果，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翼很快就动摇了。分裂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以后，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从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赶出去。国民党的右翼获得了胜利，蒋介石成为政治领导人。他开始了又一次北伐，1928年7月8日，他进入北京。在一片夺得政权的喜悦庆典中，蒋介石向孙中山的亡灵报告说，他统一中国的梦想得以实现。
经过17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混战，和平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又恢复了。蒋介石政府在南京从其接受政府管理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江西苏维埃和长征（1928～1936）
在与国民党的联合悲惨、壮烈地结束后，共产党于1927年4月转入地下。党分成了两个联盟体：上海党的领导把北伐军中的左翼将士组织成“红军”，并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在南部许多大城市举行起义。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每次失败后都有共产党领导人被砍头。党被鲜血染红。在1927到1937年间，估计有一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它的追随者们丧生。毛这位主张把重点放到农民运动上的共产党人，早在1927年3月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份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43他在这份报告中证明说，中国革命只有以占人口80％的农民为基础，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农民有4亿，而工人只有300万。可是，党的领导人却以毛的策略与马列主义理论不一致，而驳回了他的建议。并且强调说，农民的本质属于小市民、保守，他们只对自己那一小片土地感兴趣；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本质。农民只能作为联盟的对象，而不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毛不理会莫斯科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路线，与几个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依然走着自己的路，继续发动农民。1927年8月，毛按照党的指示在湖南的省府长沙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500名起义幸存者，他们转移到位于湖南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岗山，在那里，与两个秘密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此后，南昌起义的幸存者也辗转投奔到他这里来，其中包括后来中共的著名将军朱德、陈毅和林彪。1928年7月，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13日）的幸存者也先后投奔毛的根据地，其中还有后来的著名将军彭德怀。
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