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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4小时受到监督，活动受到限制。不允许两人4只眼睛公开会谈，中国的谈判人员总是配有助手和监督人士。最好不要搞私下接触，这会给中国的谈判人员带来危险。中国人常常躲避外国人，就连向他们问路也很困难。如果一个中国人同一位外交官打招呼，尽管他们是由于公务而认识的，事后有人就要过问，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就要询问情况。
邓开放了中国，因为中国搞现代化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本，需要外国的机械设备和管理方法。然而随着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引进，也涌入了外国的思想和习俗，例如民主和人权的思想等等。国外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在传播，例如可口可乐广告、麦当劳餐厅黄色的招牌、迪斯科舞厅和摇滚乐厅比比皆是。吸毒、色情、妓女又重新出现了，尽管这些原本不是来自西方。中国的开放又退到了老的“体用”问题上了，中国从它的第一次改革尝试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这个问题。19世纪中期的自强运动就是想保护中国的体，即保护儒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装备工业的生产。
西方关于人权的思想，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它既不是国家恩赐的也不能被国家拿走的；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些都与中国人的思想相冲突。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城市，而且西方的影视也迷住了党政精英的孩子们。台湾流行歌手邓丽君演唱的爱情与忧伤、渴望和寂寞等内容的歌曲都是资产阶级的演变，对此有人说，年迈的邓小平统治着白天，年轻的邓丽君统治着夜晚。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塞尔描述了他对歌星崔健于1990年初，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后在挤满人的南京体育馆演出摇滚音乐的印象，他说：“音乐结束时，那些身居要职的南京高官仍然冷冰冰地坐在原座，没有一点活力。我想，他们的沮丧和消沉不仅由于崔破坏了毛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要为党的政治服务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油然地产生了这种想法，即中国的年轻人面对老一代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以为然。一万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反文化的自由区域里，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仰视着这位31岁的老歌手，而面部表情深沉的干部们看到，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这一代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77
邓对开放带来的问题从开始就意识到了，他说：“有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苍蝇和臭虫会进来。他们希望关着窗户。这样我们由于缺少空气就会呼吸困难。因此我们说，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但同时要与苍蝇和臭虫做斗争。”
出于这种原因，党内的保守派在邓的同意下总是周期性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外进来的“精神污染”。每2～3年就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清理运动，例如1981年、1983年、1987年、1989年的运动。但无济于事，西方思想的侵入可能会通过中国的重新封闭再返回到毛的闭关自守政策上而受到阻挡或者延缓，不管这种封闭在当今电视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影响下能否成为现实，但它会对邓的经济改革产生破坏作用。
共产党为了不失去其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就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毛巨大的画像一定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邓知道，西方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影响，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来说意义也是特别重大。
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以及这些国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正因为如此，邓要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上。他再三告诫全党，要想避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就要坚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的现代化。
邓的思考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天安门危机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搞了非政治化，他们出售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换来了挣钱的权利。我曾经在邓时代的后期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籍教授进行了交谈，至今一直印象很深。他在西方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访问。他出身于一个上层文化世家，祖父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巡抚。他的思想一直受封建传统影响，就是学者要为国家服务。他一直自责自己在国外生活，总是考虑是否回国。我不会忘记，他对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是那样的失望，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在一起，几乎每天晚上谈论的都是同一个题目：如何挣钱。一位教授卖掉他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为他在美国的儿子筹措费用；另一位给一家外国公司做顾问；第三位教授帮助日本公司推销微机打印机。没有人谈他们大学的工作，也没有人谈中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在精神方面出现真空。如何填补这个真空？怎样能够保留和宏扬社会道德价值？很明显，共产主义思想很难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雷锋的故事或许还能够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产生影响；城市里的有些年轻人对此已经感到无聊或开一些玩世不恭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90年代初发现了爱国主义和伟大的中国古老文化教育的力量。中国辉煌的历史以及对历史所产生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可以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阴谋。1991年8月，莫斯科发生的政变失败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答案和战略抉择”的系列文章。文章中写道：“爱国主义的唯一吸引力和中国引以为自豪的高尚文化传统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重新建立起道德和精神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崭新文化。”
毛的红卫兵曾袭击了位于山东省的曲阜，这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儒家学派的朝圣地。他们破坏了孔子坟墓，说其是“儒家尸体腐烂味的散发地”；捣毁了庙宇、宫殿、纪念厅和孔子后人的坟墓。这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而现在共产党就像中国的历朝历代那样又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价值，就把孔子的学说，例如服从、容忍、苦干、勤俭、道德和学习热情放在了教育的中心地位。这样共产党又把孔子思想拿过来为自己服务。重新大规模地修缮曲阜，重建孔子庙宇，修复所有过去的纪念碑，使其成为中国旅游的朝圣之地。1994年，为了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范围内的孔子研讨会。国家主席和党的首脑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政治局常委中另外两位委员，李瑞环和李岚清也都出席了会议。李岚清在讲话中说：“孔子思想为从思想、道德和遵守纪律方面教育青年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21世纪应该是一个物资和精神文明同时发展的时代。”
邓时代的后期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罕见的融合，即西方化、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融合。所有这一切都并存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式的拜金主义、中上层阶级的西方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所产生的自豪，以及中国受外国列强屈辱的百年历史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能从这些要素中产生新的中国文化吗？对于中国人来说21世纪会有什么样憧憬？这些憧憬对世界将会意味着什么？
第二十七章 邓的经济遗产：
在一条把中国
引向强大的路上
从一个弱者变为巨龙
在毛实行计划经济的1/4世纪中（1952～1976），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地落后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更为严重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完全依靠提高资源投入，这种投入越来越失去效益。要素生产率，即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每年平均下降0。8％。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这种现象在邓的时代（1978～1997）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生产率增长方面创造了世界记录。它的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2％，而韩国为1。5％，日本是0。66％，美国是0。38％。78这种生产率的增长自然是建立在毛的没有效益的经济增长背景下的。
解释这个经济奇迹是很容易的，邓领导中国一步一步地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使中国人巨大的潜力得以释放。他还给了农民劳动的动力，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城市为几百万人提供了个体经营和“发财”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爆炸性的，它又重新成为一条巨龙。
根据官方统计，在邓时期的20年中，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9％。中国以及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增长数据夸大了，世界银行警告说，价格上涨的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实际增长率应该比现在低1。2％，这样年增长率为8。5％。
不论真正的增长率应该统计为多少，那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在邓时期的发展是极其巨大的。谁在邓时期经常访问中国，他就会亲身体验到这种巨大的发展，不论是沿海各省，西部地区，还是中国的内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沿海各省发展速度更快，奠定了更高的基础，但内陆许多地区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亚洲问题专家彼得？绍尔－拉图尔描述了中国内地省份之一新疆的情况，1995年10月，他访问了乌鲁木齐，中国最西北的省会城市。他1980年第一次去那里，当时觉得乌鲁木齐就像“一个由许多棚屋组成的巨大的居民区”。
他写道：“乌鲁木齐在15年内由简陋破烂的住所，由亚洲的贫民之都变成了干净的、非常现代化的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这次住在豪华的‘假日皇冠酒店’，有便利的通讯和网络设备。红山上的大雄宝殿重新得到修复。清代灰塔扩建成了设备齐全的公园，供人们业余时间游玩。一个缆车把我们送到那里。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修缮完好的居民区与苏联早期的平顶住宅形成了对照。四车道的沥青路四通八达，车辆交通形成规模。商店里各式各样的货物齐全。人们看上去营养丰富穿着体面。‘经济奇迹’这个词对乌鲁木齐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不少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品漂亮的宣传广告。为了表示向世界开放，官方的口号译成了英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我读起来都有些吃惊。”79
我也曾经有过与绍尔－拉图尔同样的经历。在乘车游览中国内地时，我不仅在省会城市，而且在偏僻地区都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景象：建起了现代化的商店和住宅大楼，修筑了马路和高速公路，设立了经济开发区，办起了工厂。外来的访问者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或许是正确的。尽管从国家管理机关人员和市长们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是夸大的，他们自己想使其成为真正的“增长亮点”，尽管他们低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但从另一方面说，有些涉及私营企业和半私营企业的数据却被统计人员和相关机构遗漏了。
贫困状况迅速减少
在邓时代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为8。5％，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9倍。
1978年，即毛时代结束时，1/4的中国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按照抽象的经济术语讲就是在饥饿和疾病中艰难度日。到邓去世的1997年，绝对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到了不足6％。
邓的改革使2亿多人从绝对贫困中解救了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物资生活状况得到如此大的改善是从未有过的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中在几乎没有生存可能的农村贫困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人员的解雇以及农村流动人员进城，城市中也出现了绝对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到2000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3％。
克服贫困最明显的时期是邓改革的初期到1984年，当时农村的集体化解体，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很快。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停滞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