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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消，那么许多小油坊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当中国入世给城市人带来了一个4。6％收入增长时，它给农村人所带来的却是拿掉了其收入的2。1％。90
举出这些例子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入世将给中国经济提出了哪些竞争压力。反对中国入世的人士所担心的是，一部分国家工业会垮台、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和信息服务市场会陷入外国企业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担忧，同时也是有些外国人所期盼的，都考虑得太多了。到2007年这些保护全部失效还有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来说，不是一段短时间。许多中国企业，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将有效的抓住这五年的过渡时期，以便锻练自己的竞争力。在过去的岁月中有足够的例子证明，中国企业如何在短时期内达到相当于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且最后超过了外国企业。在此方面的如，90年代初叶占领彩色电视市场的是外国产品：菲力浦、索尼、东芝、松下等，这些机子或者进口或者是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但是今天，中国电视机市场的80％以上是在国产电视机厂手中，其中的四大生产厂家达到国际水平，它们是长虹、康佳、TCL和熊猫。自1996年以来，它们迫使外国生产厂家陷入残酷的价格战，并且自己开始大规模出口。这也使得一些外国企业提心吊胆，因为它不知道在中国将遇到何等强劲的竞争力。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进、出口都将被推向前进。它也将使国外每年直接投入中国的资本数量疾速增大，观察家们估计，这个数目在中国入世后会翻一番，到2007年时，每年的外资流入量大约有1000亿美金。尤其是，入世将使中国形成一种效益性经济，而且将上升到一个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水平上。这原本就是朱镕基的目标，就是他致力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机。
“中国的时间是现在时！”
我们以斯迪芬？罗阿西的说法来作为江泽民时代（1998～2002）经济改革成败的总结。罗阿西是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即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经济和中国问题专家，他在改革中期，也就是2000年6月写了一篇文章。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21世纪论坛。他写道：“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回顾我过去27个月来对中国的9次访问，我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它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引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变化进程中。也许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把促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放到如此陡峭的路上，那都是一件异常危险事情，但是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应该说：是时候了。这些个别的单个部分彼此精确地汇合成了一个整体。投资者别错过这个机会……伴随着中国富有成效的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势必将形成一场新的、巨大的外国投资浪潮。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外国跨国公司代表团的影子，如此多的代表团确实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一种感觉，那就是步伐很快，就像飘浮在空中一般。”即便是此刻，2002年，人们所感受到的依然如此：北京大街上的外国代表团不少。
在北京，罗阿西经历了高层政治领导人会谈，按照他的写法，这显示出“对改革的高度热情”。对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江泽民与新加坡已退任的元首李光耀的谈话。李光耀警告说，要谨防投机膨胀的危险以及由于美国投机危机所引起世界经济危机的危险。但是江却予以乐观的回答。他对美国股票交易所的运作、对美国综合股价指数方式显示出特别的兴趣（这种反应也是一种我从个人经历中可以证明的）。对江来说，罗阿西这样写道，强大的美国之内涵就是综合股价指数以及硅谷企业文化。江接着补充说：“中国人也喜欢冒险。”这就是中国人的企业精神，罗阿西评述道，江泽民通过改革所要予以发挥的就是这种精神。91
第三十五章 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进步党
私有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的载体
1994年，在作为企业之一员18年后，何芝华被上海钟表厂解雇了。她的丈夫林宇华在她之先就从原来的国有企业下岗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何、林夫妇二人晚上打扫饭店和办公室。1996年4月，她们在上海建立了瑞新清洁公司。这家公司发展很快，到1998年时职工已经达到35人，他们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夫妇俩今天说：“我们不过是下岗早的人！”
庄红薇和她丈夫的情况基本上与此相当。她也是1994年从上海一家走下坡路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她的第一个挣钱的尝试失败了。随后，她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那就是开公司，生产并供应家用速成食品。他们发现，在上海的双职工家庭中，夫妇二人下班后没有时间去采购、没有时间去准备做饭，这就是他们的客户。今天，在她们公司上班的有100余人，他们都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92
1998年中期，上海已经有8。3万家注册的私人企业，其中10％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开设的。像这两对夫妇这样的私人企业在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上受到赞扬，在今天的中国，他们是学习的榜样。与毛把雷锋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相比，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呀！
自90年代中期新的工作位置只是形成于私人所有制以来，即产生于个体户、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公司。按照统计，私人所有制企业在1996到2000年期间，在城市创造了1900万个工作位置，而外国企业和港、台企业还创造了90万个工作位置。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相反裁减了4600万个工作位置。并非所有私人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位置都是新创造的，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交过来的，而且常常是在大量裁员的基础上运行下来了。但是，主要的部分是通过新建的私人企业或者扩大原有的私人企业所创造的。
1996～2000年就业人员发展（单位：百万）
*国家所有制包括国有企业以及政府和管理机构、社会服务性和医疗保健性设施、新闻媒体、研究所、高校。在国家所有制中1996年的1。12亿就业人员中，有0。77亿在国有企业工作，其中的0。32亿工作在老工业企业。算在这个国家企业名下的还有那些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页和第364页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工作人员从1996年起，由600万增长到1100万。而村镇企业相反却在1997到1998年间，就业人数在减少。尽管它们今天大部分都私有化了，尤其在沿海省份是如此，但是它们都是把部分市场经济时期的过剩生产量和超标人员接受了过来，而现在都由此解脱了出来。在统计中没有说明的是，农村个体户的就业人数何以严重减少，估计一些家庭企业被划归到私营企业中去了，但是这所能说明的也不过是就业人数减少的一小部分。
最先明白这种新形势的是地方干部。卖方市场向买方的转换就已经彻底改变了竞争的条件。只有真正以私营方式运作的企业在这种形势下才能形成新的竞争力。在部分市场经济方式建立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中，许多都在亏损而且经济运作陷入危机。一些城、乡的政府便当机立断，开始采取措施。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和山东省的诸城早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尽可能地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解出去。而其他城市的管理部门也紧随其后。当江泽民在十五大上宣布，国家放开小型国有企业，并把此作为党的新政策时，这个新进程早已经开始了。
官方的正式认可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进程。观察家们估计，到1999年底，城市内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中、小企业的80％已经被卖掉，而乡镇企业已经出售的比例还要高。今天，甚至有些地区几乎就没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了。最有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720万人口的城市温州，在这座城市里，只有送变电站、邮政和电讯是国家所有；在温州市下属的县城里，有许多企业链条联盟，它们常常是由同一生产行业的数百家企业组成，以便共同占领市场。譬如：桥头镇链条联盟式生产的钮扣销往全国；虹桥镇电子元器件产业链；柳市镇的开关、插座以及其他低压电子附件等的产业链等。温州市几乎没有失业人员，甚至130万来自市外的人口，也在此有工可干。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珠江三角洲的古镇，它有一个由大约千家注册的和600家尚未注册的灯具生产厂家形成的产业链。其中的第一家企业在1986年建立。现在的古镇产品占有中国灯具市场的46％，故此自豪的称之为“灯具城”。几乎每40个居民就有一家拥有自己的生产厂。这些厂家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工作位置，而且还安排了四万多的外地工人。
此类私营企业也在深圳、上海、北京、以及其他现代化城市迅猛发展。在“新经济”领域，它们并非是等闲之辈，而是涉足软件、信息技术的咨询、生物技术等领域，在把新技术以及信息服务推向前进。
2000年底，全国有170万私营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但是也不乏3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处在最前面的当属新希望集团，四川省的一家生产饲料的私人综合企业，营业额超过50个亿；电冰箱规模生产厂家之一的科龙集团；世界上最大的电风扇生产厂家美的，以及中国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家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私人企业如深圳的华为已经是中国电讯设施领域的主导企业。
1998年时，整个私营企业（其中包括外国企业）所创造价值在国民总产值占33％，以此它与国有企业几乎相当，而2001年底，它就远远的超过了国有企业。如果把农业经济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2/3来自于私有成分，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来自于“非国家所有”成分。
对私营企业的希望
一个完整的回旋。1956年毛把最后的那些私营企业公有化了；经济增长、工作位置增加通过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形成了。在邓时代，家庭企业以及农村那些乡镇企业创造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奇迹。现在，党把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家身上，把他们看作为创造经济增长的就业机会的第一力量。
就业情况发展表格上的数字却显示，私营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如此的能力，无法创造足以安置所有被下岗职工以及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工作位置。要想让私营企业大规模的创造工作位置，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党要给他们打开所有的通道，以便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台湾有120万家中、小型企业，它们把台湾经济建设成世界上富有活力的经济之一。台湾的经验说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只要获得了发展的自由，他们就有能力强大起来。
在不久的过去，中国的私人企业依然为诸多的绳索所束缚，1988年才第一次真正的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可是随后马上又给晾在那里了。它们没有资格向银行申请贷款，更不要提投放到股票市场去了。在城市里，它们进而被局限在零售和餐饮业上，以便使它们不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为了免受敲诈，它们不得不花一部分精力、拿出有限赢利中的一部分，去建立关系网，去寻求保护伞。私营企业在这样条件下、以这样短缺的资金所获得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叹不己。
面对国有企业的危机前景，党和政府从9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把对私营企业搁置起来的政策转换成鼓励、支持。党的十五大把它们定义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在1999年3月份的人大会上又从法律角度对这个定义作了确认。政府宣布，过去所有歧视、非难私营企业的都将被废止。在2000年初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除了国家安全方面以外，其他所有领域都必须对非国有制企业开放。在企业的审批、征地、收税、进出口诸方面，所有的限制和歧视性条例都要废除。非国有企业在上市方面要享有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机会。”93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也发表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