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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听是上海话，可能有种乡音所动，过来主动讲，“侬上海人啊”，上海人亲切地交流起来。一问那个小伙子是复旦大学学物理的，1978级，但是当时已经是2000年，还在那里卖胶卷。那么他以前所学的东西，可能是没有更多的发挥的市场，他就非常关心问国内的情况。那么这个事例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走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认清方向。
我想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出国一样，出国实际上到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理智了，出国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像有些在国内碰到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他觉得目前国内市场和国内，他的机会已经足够让他在国内发展了。因此我觉得留学生回国这个事情，如果光讲“回”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文化的感召，因为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回来，但是把这一层拿去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你个人的打算。比如有些很多人出国，包括我在内，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当时我们想美国的学习机会可能它的技术的高技术部分的深度，可能我们去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此现在回国，如果把民族情结拿掉以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对他的一个吸引。国内市场吸引我个人认为，就是要非常地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以民族情结回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像我个人至少有40到60％是民族情结。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国看到中国富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所以因此我觉得咱们要回来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想，我们为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非常值得鼓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个市场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不适合你，有没有适合你的地方，就像刚才王总讲的一样，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创业，因为国内的市场的情况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当教授，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从政，这个肯定是有一个选择。
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位置，人到哪里去？就是说不是说别的东西创造而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是你自觉的行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可能大家那个时候觉得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1990年或者80年代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选择会很少，选择比现在少一些，那么十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选择很多，这个时候现在出国的这种浪潮还在有，但是跟那个时候状态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是带着几百美金出国，现在肯定不一样。这个十年发生很多变化，当然说人海茫茫，就是说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永远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从国家来讲，就是说国家也是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个人理解，为什么就是说要采取这样那样的一些宣传，这样那样的政策？那么无非就是说我们要吸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祖国，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个目标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到今天，我觉得已经变得非常自然了。就是说我们国内跟国外，因为现在的流量很大，就是说在国内你也可以知道美国纽约的事情，在美国纽约也可以知道北京上海的事情，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每天大量的E…mail，大量的网上信息，所以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基本的命题变得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按照价值规律去做事情，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规律可能背后有几个基本因素。当然说利益是一个很难听的词，但是说它有很多解释，我们追求发展，这就是利益，我们追求成就感，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文化，就是说包括文化的融合，同时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地方，能够使我们自己能够过得更愉快，同时我们很多人，我们共同的一个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好，为中国多做贡献，我觉得这就是利益。所以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大家今天有人坐在那儿，有人坐在那儿。那么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要成功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责任心，因为你毕竟有你自己的祖国，有你的家庭，同时你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你自己，那么这几方面我们都要为它负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怎么选择都是对的，这是我的感觉。
刚才李先生也谈，说“回”字上在情感上不成问题的，都是中国人，情感上永远割舍不了，即使是人身不能回来，将来也会魂归故里。我们所谈“回”字更多的是理性的，或者比较认真的客观的一种行为的选择。那我可能是由于职业关系，我比较喜欢观察，我就发现这十年来，首都机场送的人和回的人的眼神有很大的变化。大概十多年前，是送的人的眼睛非常地焦虑，非常地担心，甚至是泪流满面，就是担心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友人出去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再发现这种眼光呢，是在入境登记处的人眼睛非常地忧虑，非常地担心，不知道来接他们的是什么人，迎接他的又是什么情况。几位真正重新回到国内，那种忧虑有吗？或者说是如何一步一步真正适应了中国这片土壤，对你的一种挑战和考验，茅先生？
其实我觉得刚刚你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记得我1994年回来的时候，我妈一见到说怎么儿子你头发少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变化一定有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今天至少我们出去念书的时候，年纪比较轻，那个时候我去适应一个不同的一个社会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现在回国以后，其实你还有一个第二次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外国人。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很多朋友，就是说他们跑到国外去以后，比如去了美国以后，他也一直认定自己是外国人，受到一些不同方面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假如可以理解的话，同样的这一群人回国以后，他还是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又对很多的本地的一些做法跟市场的一些行为他可能就不能适应。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一个心态的适应，就是你本身一定要融入到本地的主流，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而刚刚讲到一个送跟迎心态的改变，其实就是反映了，到底你今天对于一个你所要面对的一个生活环境，如何去享受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还是要抱着一种适应，然后在里面让你发挥最大化。假如你今天回来以后你可以发挥最大化，对你个人的价值可以发挥最大化，然后对一些机会的拿捏可以比较准确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心态可能就会变得第一次可能有一定的恐慌，很快就可以过去。
那普遍来讲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最难适应的，我觉得就是刚刚其实李安渝也讲到，这最难适应一般在我们自己的行业。比如说像IT行业比较，我们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创业也好，做一些业务也好，它的市场的一个数据是比较透明的，所以你知道你进入这个行业，大概什么样规模。在中国第一个市场数据是不那么透明的，同时它的变化很快，假如你看到的数据比如是1995年的市场数据的话，可能跟2000年就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我认为说，现在在中国创业包括我跟本地像国内的一些现在的大学生，我跟他们讲，假如你们要创业，现在是最好的时期，就现在的数据我认为说已经可以，基本地来支撑你创业所需要的这些基本的市场数据，那这个时候你的产品、你的技术跟数据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是比较透明，比较可以叫marketaccess，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一个作为。
我看到一篇散文，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经常游走于各个地方的文化人所写的。他说一旦背上行囊，告别自己的故土，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总会对这片养育他的故乡有更多的思念。可是他满载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收获的一切，再重新踏上我们这块故土的时候，又对故土充满了一种挑剔，充满了遗憾，然后又不得不再次离开，终于一辈子就成了一个在故里和未知方向徘徊的人。那么四位有没有这种心情，一旦回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不尽如人意，是准备再走，还是要适应这种状态？
我觉得理工科的人容易这么想问题，就是说非此即彼，要么0，要么1，要么正要么负，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对要么错。我觉得就是说我从这方面理解，觉得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咱们就是把成功这件思想，当成一个命题，当然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东西。一般来讲，就是说容易获得成功的心态就是非常地比较aggressive，或者说非常正面，他对环境的评价是比较好。一般来讲，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从心理学的分析。因为他获得了成功，所以他更加自信，所以他对周围是抱着一种非常高兴的眼光。反过来他这种心情更有利于他成功，因为他们跟环境会互动。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环境如果仅仅是抱怨的话，我觉得这不利于你继续做事情，同时本身于事无补，我们应该用更有责任心的方式具体改变它就行了。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选的选修课，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创造力的定义。当时我们是不理解的，创造力的定义是什么？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叫创造力。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并没有很深的理解，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经历的更加丰富一些，我相信就是说我对十几年以前学的这句话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适应力决定了我们的创造力，那我们再进一步深入进入这个命题，决定我们创造力，我们首先要适应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能不能进一步分析这些必须适应的因素。
比如我们生存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情，挣多少钱，当多大官等等，就是你认为美好的东西。实际上等于你给别人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对别人多大的用处，就是你给别人提供多少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规律。那么一个企业也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在社会里面，对多少人有用，对多大的市场范围有用，对多少人群有多大的价值，那么反过来你这个企业就会挣多少钱，就会反过来，社会可以给你这个回报。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来再探讨一下，必须让我们明确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现在决定要回来了，但是回来面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必须适应什么？
我个人比较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1999年底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式决定参加科学院是2000年4月15号，那时候纳斯达克的指数是4月23日是历史最高点，五千多点，现在只有一千两百点。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美国市场每隔三天，就有一通敲锣打鼓的上市公司，很多人就每天看周围的人就是不断地有百万富翁涌起。所以我是那个环境下回来，回来以后，当然这几年，大概两三年，我深深地认识到很重要一条，留学生回来需要良师益友。一个留学生回来你想回来做一个学者，或者做个一般做个雇员的话，比如说你参加外企工作，或者是做一个事务性的工作的话，可能不是很重要，可是你想回来做一番事业，就是有很大的抱负，做一番事业的话，一定需要在国内有个良师益友。我当时我回来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所的一个副所长，他那时候到硅谷去。那次我们是很密切地这么就住在一起，然后讲，这样子，让你感觉到，你回来以后不要担心。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忧虑，很多忧虑你宣传说不要担心，和你真正地像我们很多留学生放弃了目前在美国一个既定方式，然后走向新的陌生的土地上，你口头上说的不担心，和你真正能接触到一个具体的人，他给你这种安全，或者给你这种可信赖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时我想李所长到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很长时间的交谈，所以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因此我觉得现在回国来的朋友，一定需要就是真正大家要想做一番事业，想有一些突破，一定需要在国内有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我想我们青联就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桥梁，因为大家的年龄也差不多，大家的思想观也差不多，因为我记得李所长那时候那三十几岁，差不多的年龄。所以呢我觉得消除顾虑，是很难，但是怎么样让你觉得你能接受这么一个环境实际上真正要靠人去做工作，很难去靠一个东西，或者去听一个什么传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其实留学生回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讲审时度势，那么其实留学生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