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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人区这个名字来称呼被上帝抛弃的西线这块土地再恰当不过了。无人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里，在狙击手的瞄准器里，几乎没有可作遮蔽的东西，除非在弹坑的水里、死马的身体下面、正腐烂的尸体旁边可以活得时间长一些。在那些既到不了敌人那里、又回不了自己部队的人的尸体后面，必要时能躲一躲，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有一个德国人看见英国人用阵亡士兵的躯体当掩蔽，甚至把伤员弄死当掩蔽，他对这种做法十分气愤——但是他连队的士兵同样在这样做，他却瞒着不说。
在无人区，死者是哪个国家的，只能从他们身上不同的军服看出来。最近一次即12月18日和19日两天向德国战壕发起的毁灭性进攻，对许多还不到20岁的德国士兵来讲，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2天，在这次进攻中阵亡的德国士兵的脸尚可辨认。
被誉为“工人诗人”的锅炉制造工亨利希·莱尔施把圣诞节看成是“阵亡弟兄节”，他在战壕里写诗，他的诗至今仍保留着。从文学角度看虽然没有流传价值，但是跟那些满腔仇恨的宫廷御用诗人的诗相比，莱尔施的诗是体现当时占优势的士兵内心感受和情绪的文献资料，正是这种感受和情绪促使产生了短暂的和平：
我们的铁丝网前早已躺着一个死者，
太阳烤他，风、露冷他，
我每天朝他脸上看，
我越来越觉得，他好像是我的兄弟。［……］
冒着枪林弹雨，我终于在夜晚走近他，
把他——一个陌生的伙伴拖起来掩埋掉。
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
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
圣诞节前6天，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树林里发生的一次袭击中死了许多人，不仅进攻萨克森阵地失败，英国炮兵还打中了几十名自己的士兵。在以后的战役中，这样的损失就被看成是友好交火。但这次交火还是一次定向攻击，只是当时的方向已经不对了，预定的目标战壕未击中。这使那些远离战火的大本营统帅们十分惊讶，而战场上的士兵们一点不感到奇怪。离战死的英国士兵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大批被打死的、躺在自己的战壕前的德国兵，因为英国人的机枪一直在扫射，直至前进了几米后才停止。
打阵地战时，每一方经常都作这样的推进尝试。即使成功了，赢得这几米的土地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当敌人反攻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失去了，首先是那些奉指挥官之命而必须作进攻或反攻的士兵们的生命失去了。对将军们来说，部队的士气比人的生命重要；人的生命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些生命的拥有者，而将军们自己却没有士气。士兵们的士气需要通过晚间突击队来增强，而突击队的士兵很少生还。几周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奉命提高士气，即使取得战果，实际上也是带来大量死亡。
第三章 共同掩埋尸体
树墩子就像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中残剩的骨头，从骨架中伸出来，露在外面，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些树墩子之间躺着这么多死者。今天一点没有风，所以气味吹不掉，全留在战场上，在一起吸烟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对此一点都没有办法，但他们至少今天不想再看见这些尸体了，他们要把这些尸体掩埋掉。有的尸体今天才被人看见，因为他们不在士兵们的视野中，而是在地表以下，在庄稼地的水沟里或凹穴里。由于今天不开枪，由于今天可以挺直身子无危险地走路，所以活人会时不时突然碰到这些尸体——当然也会吓一跳。
威斯敏斯特皇家步兵师的士兵P·H·琼斯就在不经意时碰到过尸体。他爬到战地防卫墙上，朝德军阵地走去，准备加入到正在谈笑风生和交换物品的人群中去。他经过一个早就被放弃了的战壕，这个战壕稍为有点深，所以不为人知，它已经被水淹没了，说白了，淹没着阵亡的德国士兵。他们的脸是褐色的，像皮革的颜色，面颊深深陷了下去，眉毛冻得僵直，眼睛是睁开的，他们令人害怕地直瞪瞪看着水面。
今天圣诞节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掩埋掉，不管他们躺在战场的什么地方，只要昨天夜晚实现了和平的地方，都要做这件事，这也是昨天在无人区大家见面时决定的。今天终于做到了在埋葬死者时不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这让人感到轻松，所以在简单的哀悼后大家又高兴地笑开了。他们对死太熟悉了，所以不必继续那么认真，这是很正常的。对双方来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开挖新的阵地时挖到前几个战役尚未腐烂的残余身体，这也是常有的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也只好用脚踢来对待死者的最后尊严，这也已习以为常。同样，他们也习惯了卫生员定期往死者身上撒石灰。
开始时每一方都在致力于掩埋自己同伴的尸体，记下死者的名字，皮夹子及其他私人物品都被取出来集中起来。如果有一方有更多的尸体需要埋葬，那么另一方就会协助，有可能是英国人帮德国人，也有可能是德国人帮英国人。帮助不仅仅是把锹借给别人，而是意味着将对方的尸体拖到自己的战壕前，好让对方有更多的精力掩埋那边的尸体。
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事件，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因为按说看到阵亡的同伴，对造成死亡的人的仇恨就会上升。马尔科姆·布朗认为，真正的、最大的奇迹是双方在共同举行默哀。20年前，他为了写书而做调查研究时，那些关于掩埋无人区阵亡士兵的报道最让他感动：“因为在这些哀悼中显示出，是什么在真正感动人，那各种各样把大家送来打仗的口号才是多么的不重要。”
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战争日记中对一次共同的埋葬行动作了详细描述，而在第15威斯特法伦步兵兵团的日记中却只有廖廖几行的记载，但确实是这两个兵团的士兵在互相会面，共同掩埋死者。怎么会出现这件事情的，这个故事又是由一件偶然事情引起的。高地兵团的J·埃斯莱蒙特·亚当斯神甫在英军阵线的后面，刚刚将一名昨天早上被德军狙击手开枪打死的士兵，送至最后的安息地，在回战壕的路上，他和指挥官科洛内尔·麦克莱恩看见许多士兵，有的坐在地下掩蔽部的沙袋上吸烟，有的已经在无人区和对方的德国士兵聊天。指挥官命令他们立即回去，然而他们不理睬他的命令。
亚当斯看到机会来了，他利用现在的形势，问麦克莱恩，这是不是一个掩埋那些上个星期已经躺在铁丝网前的死者的好机会，因为现在不开枪，也没有人想到要开枪。他起先并不指望指挥官回答，他大概也可以想象答案会是什么样的，他不相信指挥官会同意。他爬到防卫墙上，朝德军阵地走去，要求见一个会说英语的军官，于是被带到那个军官那里，他的关于共同来掩埋死者的建议立刻被采纳。那位德国军官甚至请这位苏格兰神甫主持哀悼仪式，为大家做一个合适的祷告，因为在他们的兵团里没有神职人员，只有一个学神学的大学生，但他熟悉亚当斯将要诵读的《圣经·旧约》第23篇吗？他当然熟悉，那好，我们把他也带上，以上帝的名义。
开始时，大量的尸体按国别分开，英国的和英国的归在一起，德国的和德国的归在一起。但后来不分国籍将铲和锹分给所有的士兵，让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尸体在德国阵地前已躺了好几天了，没有人去收拾他们，更谈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们，因为那些狙击手就在等这样的机会。
一个德国军官也让手下士兵把阵亡的苏格兰士兵弄到英国人所在的冰冻耕地上，并向他们致军礼。他在向士兵们示意，这些人是多么勇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叹呀。他不会英语，他是用法语说的。就像苏格兰警卫连的爱德华·赫尔斯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他们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们——右边英国人，左边德国人——站成一排，围着一个大坟墓，军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们取下帽子，跟着埃斯莱蒙特·亚当斯念祷文，先用英语，然后用德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位来自莱比锡的神学专业大学生是自愿报名来参加这一民族大厮杀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着将祷文译成德文。
然后他们将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们的军人证、装着家里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夹子。他们能在地下安息多久，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轰击了，迫击炮弹不仅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装就地交给指挥官，指挥官负责载入团部登记簿，即便已经死了，一切还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们在德国和英国的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已经阵亡。战场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举个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亚第16步兵兵团的官方日志中记载着，发生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大部分连队都在举行气氛热烈的圣诞庆祝会，后备部队的雷斯·埃格尔在拆洗枪支时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着他们大家一起念主祷文，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念，所以听起来是各种语言的混合音。然后默哀一分钟，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几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墓上，——英国人用他们装饼干的木箱上的木头制作十字架。下次迫击炮轰击时又将被摧毁。德国人和英国人继续谈天，他们很少谈到战争，对战争能说什么呢，大伙都知道几个战争故事，没有一个故事是好的。一个来自诺福克郡的文书在官方战争日志中写道，德国人深信，“战争最晚再过2个月就要结束”。
在随军神甫亚当斯的笔记簿中写着一个年轻苏格兰军官的名字及其家乡的地址，他不是埋在这里的，不是埋在靠近萨伊…弗罗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罗梅勒公墓里的。那位为死者举行葬礼的德国军官将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神甫，请他告诉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位年轻的苏格兰军官临死时，极力地想解开他黄卡其衬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敌人帮他解开衣扣，口袋里有他年轻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国军官对英军的随军神甫说，神甫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他就这样躺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她，过了几分钟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尔利茨消息报》刊登了这个故事，是这个德国军官写信告诉家里的。
这天上午还举行了几个共同葬礼，但弗勒尔贝克斯的葬礼是最大的一个。本来只是决定，每一方让自己伙伴的尸体最终安息，但不久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景象……在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区，我们的人在帮助敌人掩埋他们的阵亡士兵”。志愿兵爱德华·特尔克惊奇地说。第17巴伐利亚步兵兵团的人在哀悼一个阵亡的英国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为他念一遍主祷文，送他上路，去永远安息。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战线以北，而在这里念祷文的是一个德国人。事后他让一个英军下士为他理发，他十分信任地跪在无人区，让那个下士在后脑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宁，没有开枪，没有开炮，炮手们尽管在通过潜望镜观察这少见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开炮，否则会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这宁静所吸引，圣诞节的第一天甚至有几只鸟儿飞回了庄稼地。莫里斯·马斯科尔上尉想利用这和平的机会准备画几幅残破风景素描，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重新见到了这正常的生活。他数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战火烧死的树上有5只麻雀。爱德华·赫尔斯发现：“鸟儿从四面八方回来，平时我们看不见鸟儿。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面看到了50只麻雀，我给他们喂了食。”
尽管有关德国杂耍艺人的插曲确有其事——在亚美尼亚人那边——但作家罗伯特·格拉费斯根据一个德国杂耍艺人于1914年圣诞节用他的绝技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大为高兴一事而写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印在本书的结尾。
伯蒂·弗尔斯特德为神话的形成也做过贡献，他于200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个养老院以106岁的高龄去世；也就是说，他有86年的时间讲述无人区的足球比赛，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好听。只要在杜伊斯堡足球协会网站的主页上点击“一个战斗英雄之死”，就可以看到体育同好伯蒂的讣告，同时附有一篇《西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