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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看来，如果没有这个长途贸易把各种珠宝带到印度，大乘佛典中的“七
宝”概念是不可能产生的。大乘佛典把“七宝”作为佛教理想的象征，告诫
信徒这是礼佛祭塔的最佳供品。这七种属于人世间的俗物一旦凝成一个概
念，就成了神圣的物品。信徒出于虔诚，或相信用它们供佛能带来幸福，不
惜重金购买用来礼佛。旦叉始罗等地贵霜时期的佛塔底下发掘出佛舍利匣，
除佛骨外，确有一起装入的七宝。这种风气通过中亚传入中国，从北魏时就
盛行，一直到唐代不衰。同时这些长途运来的珍品原本是帝王和贵族所专用
的，平民，即使是有钱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无权使用。由于佛教盛行，就
打破了界限，平民也可以购买这些物品敬佛，而信佛的统治者害怕来世报应
不加制止，甚至加以提倡，这些珍品的需求因此更为旺盛。
丝绸是与佛教有关的另一项商品。早期的大乘佛典如《大事记》或《妙
法莲华经》不仅鼓励信徒用丝绸来装饰佛塔，而且许愿说，即使只捐一块丝
绸，也会积下大德，求得今生及来世福祉。用彩绸和珠宝装饰佛塔的风气因
此大盛，在中亚和中国以后发展成彩幡，几个世纪里发展到百尺长幡。佛教
的消费构成了丝绸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路方面，西印度港口除布罗奇外，还有苏尔帕拉卡 〈在孟买以北〉，
穆济里斯，内尔辛达等，东印度沿海则有耽摩栗底 〈西孟加拉的塔姆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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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维里帕迪南等。由海路往西运到红海沿岸的货物，到亚历山大里亚转运
罗马帝国各地，往东则通东南亚国家的岛屿。南印度各国的海外贸易最盛。
据罗马作家普林尼记载，印度最大的船只为75吨，船只所载人数有300，500，
甚至700人不等。港口有码头、灯塔、海关等设施。最初商船是沿海岸航行，
阿拉伯人首先利用夏季的东北风飘洋过海，此后，航运更为发展。据《厄里
特里亚海周游记》记载，印度向罗马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
丝绸、平纹细布等奢侈品与玩赏动物如猴、孔雀、鹦鹉等。罗马奥古斯都占
领托勒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以后，罗马妇女穿的衣料多为印度细布，手指
和耳朵上都佩戴珍珠饰物，连鞋上也缀有珠宝，由印度贩来的中国丝绸贵同
黄金。罗马也向印度输出亚麻布、酒、红珊瑚、铜、锡、铅、琥珀、希腊女
奴、乐伎等。但贸易金额远远不及向印度购买的商品，这对罗马是很不利的
逆差。
印度在其它地区的贸易也很可观，如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印度以细布换
取非洲象牙。由于罗马对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而印度本地的出产不能
完全满足，这就促使印度商人冒险充当香料产地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
柬埔寨和婆罗洲的贸易中间人。然而，随着一些印度人在东南亚定居，一种
更大的贸易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来自印度西岸与南岸的商人们占据主导。
后来，南印度的商人们几乎支配了这种贸易。来自羯陵伽和摩揭陀的商人们
也很活跃，但在这一贸易的早期历史中，他们集中于锡兰，缅甸和印度东海
岸作生意。
随着商业贸易的增长，货币经济也有了发展。孔雀王朝以后的几个世纪，
在铸币方面突然兴隆。西北地区的国王们模仿希腊和伊朗的货币型式铸币，
其他统治者发行地方货币，这些货币大大优于孔雀王朝的冲制印记的钱币。
外国钱币自由流通，例如罗马的“第纳”。在南印度发现的罗马条金，被认
定是作造币用的。
随着货币经济的确立，专职的银行业务变得更普遍了。此时高利贷已是
被认可的银行业务的一部分，而一般的利率继续是15％。海运贸易的利率往
往要求更高的利率。
然而，货币使用的日益增加，并没有排斥物物交易等方式，这些方式继
续存在，尤其在农村地区。例如，在朱罗王国尽管有罗马金币和其他一些更
小的铜币流通，但许多世纪以来，稻谷仍是交换的计量单位。
工商业的繁荣，使次大陆涌现出一些新的城市，贵霜帝国的首都富楼沙
就是其中一个。它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阿马拉瓦蒂是安度罗王
朝的著名都城，也是公元2世纪很兴旺的城市。它还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之一。
南方大多数城市中心都是因贸易而繁荣的港口，一首早期泰米尔诗描写该城
镇被一个公园和一个公开集市从中穿过而分为两部分。王宫和富豪商人的砖
瓦结构的居住地是在城镇的内陆部分。沿海的那一半，居住着工匠，手艺人
和少数富者，也包括商人的货栈和办事处。外国侨民住在海岸，自成一区。
这一时期城市不仅数目增多，规模也较以前为大。在发掘的城市遗址上，可
看出贵霜时期的物质文明已超过孔雀王朝时期。在城市里，不仅王宫而且平
民的住宅也大量使用火烧的砖。当时盛行的是一种长17—18寸的大砖。由于
建筑材料的改进，当时城市里有不少两层以上的楼房。
（4）工商行会与种姓制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社会组织与种姓制度的变化。在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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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商业的行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孔雀王朝时期延续下来的行会，在组织
生产中以及在形成公众舆论中，都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更加重要的因素。绝大
多数手艺人都加入了行会，因为对他们来说，作为个人与行会竞争是困难的；
此外，行会提供了社会地位和某种程度的安全。随着对特定商品的要求日益
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提高产量的必要，有些行会开始雇佣劳工和奴隶。行
会必须在它们发挥作用的地方登记，必须在改变场所时从地方政府那儿获得
批准。不管什么行业的工匠都能组织行会，大多数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因
为这能提供很多的便利。主导的行业行会是制陶工、金属工和木工的行会。
行会的规模从如下事实可以窥豹一斑：有一名叫萨达拉帕塔的富裕陶工伤
主，拥有500个制陶工场。此外，他还组织自己的销售，并拥有大量的船只，
把陶器从工场运到恒河各港口。随着商业的增加，重要的各行会更加膨大了。
行会把成员资格限制于特定行业的人，一行会是一特定行业人的技术教育中
心。采矿、冶金、纺织、印染、木工等方面的知识，由有关的行会维系着并
得到改进。以这种方式取得的惊人成就，可见之于保存下来的钱币上；可见
之于孔雀王朝及以后时期的石柱上，那时对岩石的削割和抛光达到了完美的
程度；北方抛光黑陶也技艺精湛。修筑水坝和灌溉蓄水池的工程技术，此时
也有很大的提高。
此外，行会还确定工作的规章、成品的质量和价格以保障工匠和消费者
的利益。行会还控制加工了的商品的价格，或者依据工作质量，或者按一定
的级别进行计算。通过行会的法庭，会员的行为举止受到控制。行会的习惯
法具有法律的效力。行会也干涉成员的私人生活。如一名已婚的妇女如果想
要加入“佛教教团”当一名尼姑，她不仅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而且还要得
到其丈夫所属行会的应允。行会总是能保持固定的人数。在某个亚种姓的传
袭职业发生变化的过渡期间，对行会的威胁就来临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族交往的增多以及住居的混杂、财富的进一
步分化等，这些都对种姓的变化产生了某些冲击和影响。由于这一时期贸易
与商业的空前扩展，也就意味着行会的增加和雇佣更多的工匠，而当时商人
主要来自吠舍种姓，手工业者则多来自首陀罗种姓，这两种低级种姓在工商
业的发展中增加了财富，吠舍与首陀罗之间在经济上的界限也缩小了。首陀
罗种姓中有些人因改变了自己的种姓地位而开始改变着职业和住所。此外，
次大陆的港口城镇和贸易中心，外来者数量的增多也使亚种姓因而增加。特
别在不受种姓观念约束的外族人 〈希腊人，塞种人，贵霜人〉等统治下，受
着城市开明气氛影响的首陀罗种姓极力要求改善自己的境遇。代表正统势力
的婆罗门立法者却力图维护自己的利益，压制首陀罗，一再重申婆罗门较之
其他的社会成员要优秀，应受到极大的尊敬。种种社会关系要求有一个明确
的法律说明，因而这一时期法论的写作增多。一位叫摩奴的长老在公元1、2
世纪某个时期编写了“摩奴法典”。摩奴的理论被引证为社会诸律法的权威。
理论上，四个种姓被精确和清楚地规定下来了，相称于各种姓的合法活动和
职能的各规则，支配着全社会的活动。但对外族统治者，还有那些在政治上，
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外族人，立法者不得不对他们让步，授予他们刹帝利
的身分，不过是低下的刹帝利，以这种方式将他们纳入种姓社会内。对种姓
不大计较的佛教也是吸收外族加入印度社会的便利途径，因此，希腊人，塞
种人，贵霜人大多皈依佛教，他们和商人团体都支持佛教，他们捐资兴修佛
教寺院、佛像雕刻等。佛教的众生平等理论必然会对种姓的理论结构形成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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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5）奴隶制经济的解体
这一时期，战俘和买卖得来的奴隶仍是奴隶劳动的主要来源；公社成员
失去祖传的份地，由吠舍降到首陀罗的地位，也补充着奴仆的队伍，但奴隶
制已出现衰亡的征兆。生产力的发展，农具和耕畜的改进，农业知识的增长，
耕作技术与田间管理水平的提高，都要求生产者对劳动生产有某种主动性和
积极性，但奴隶却不是这样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在奴隶的反抗下，立法者
不得不订出一些解放奴隶的条件，这更使使用奴隶无利可图。在公元 100—
400年的《那罗陀法典》中已把奴隶排除在生产劳动者之外，他们只能从事
一些不洁净的工作。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也在萌芽，如阿育
王时建立首陀罗的移民村，进行租税剥削；安度罗王朝封赐土地，受封者土
地权利增多；首陀罗工匠参加行会，改善了自己的地位等。随着奴隶制帝国
的灭亡，这些新因素逐渐发展，并进而取代奴隶制的剥削关系。
3。笈多王朝及其后—公元4到7世纪的社会经济
（1）封建制的形成
笈多帝国是印度进入封建制时代的第一个大帝国，这时期封建生产关系
已取代奴隶制成为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分，其标志是封建主已成为政
治上的统治阶级。在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业方面，从事农业的劳
动者已是雇农、自由佃农和依附农民。法显的《佛国记》明确提到，“唯耕
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这就是说耕种国王土地的人交
纳地租，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又据《布里哈斯帕蒂法典》〈大约编于公元
300—500年间〉规定，“一个人租了土地，就应当播种和守护它，并在适当
的时候割取收获，如果他不能这样作，就应被迫向主人赔偿收成的通常价
值”。这些人显然是雇农或自由佃农。雇佣的耕种者有两种类型，报酬不同，
一种是从主人那里取得衣食的，可得收成的五分之一；自备衣食的，则得收
成的三分之一，他们即雇工和佃农，与主人的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依附农民
是固着于土地而不能随便离开的，在《佛国记》中被称为“民户”，他们与
土地牲畜等一道被转赠。如在中天竺，“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
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相传，无敢废者。”
公元3世纪帕拉瓦的铭文中也有赠送婆罗门的土地及依附土地的佃农的记
载，手工业方面同样排除了奴隶。根据公元 100—400年编成的《那罗陀法
典》，奴隶只能从事不洁净的工作，如打扫门户、厕所、道路、清理垃圾、
收拾剩饭、粪便。生产劳动是洁净的，就由学徒、学生、技师与师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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