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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后期经济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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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时期的官奴隶广泛用于国防、军事。汉武帝时征伐南粤,分兵4路, 

  基本上以罪人充兵,后来伐益州昆明、征大宛和匈奴,都使用奴隶。宣帝时 

  征西羌,征发了三辅中都官的弛刑徒,王莽征讨匈奴,募集了天下囚徒 30 

  万之多,这些说明两汉时期一直有以刑徒从军打仗的传统。西汉文帝时,晁 

  错上疏建议将罪人及奂徒复作 (刑徒奴婢)和私家为求赎罪或拜爵而输给官 

  府的奴隶发配到边塞,文帝采纳执行。两汉守边屯田的奴隶很多,《居延汉 

  简》、《敦煌汉简》都有具体记载。两汉在边塞屯田很成功,势力一直扩张 

  到今西北的新疆一带,这与奴隶经济大有关系。 

       汉朝官手工业大多使用刑徒和奴隶劳动。汉代盐铁、铸钱等诸业,都大 

  量使用奴隶劳动,元帝时,贡禹上疏言:“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 

                                        ① 

  攻山取铜铁,一发功十万人已上。”汉代主管徒奴的官署,在西汉是司隶校 

  尉、宗正、少府、水衡都尉,在东汉是司隶校尉和将作大匠,这些官属同时 

  管理着两汉的官手工业,这些各门各类的官府手工业很少有不用奴隶和工徒 

  的。 

       官奴隶也用来养马、耕田。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财物以亿计,奴 

  婢上千万,没收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这些奴婢即用来耕种官田, 

  饲养皇室诸苑的狗马禽兽。汉初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设立36所马苑,用官奴 

  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平均1个奴隶要养10匹马。 

       私家奴隶的使用十分广泛。王褒《僮约》所写是家内奴隶,要从事种种 

  繁杂的家务劳动,包括修理工具、打扫庭院、种植菜蔬、喂养家畜、上市购 

  物等。工商业中也有使用奴隶的记载,像大商人刁间用奴隶做生意,巴蜀大 

  铁商卓氏有僮千人。农业方面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也有文献史料。《后汉书·樊 

  宏传》说樊宏课役僮隶,财利岁倍,占地有300多顷。《三国志》记载杨顒 

  劝说诸葛亮时,引用俗语“奴执耕稼,婢典炊口”。此时离汉未远,这种情 



① 《汉书·贡禹传》。 


… Page 78…

  形也应是两汉奴婢的写真。更足征信的对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的考古发现, 

  墓中 《遗册》记有:“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文中的大奴大 

  婢和其它家内奴隶分开而列,是专门用来从事农业劳动的。 

       总之,两汉社会奴隶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奴隶经济有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何兹全先生曾对两汉社会奴隶的数量加以估计,认为汉代十分之 

  二三的民户拥有奴隶,平均每家有两个奴隶,则汉代奴隶总数约为400多万 

              ① 

  到600多万 。这个数字相当于两汉5千多万编户齐民的 

   1 

     ,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因此对两汉社会的影响不应低估。 

   10 



                                  4。财政和赋税 



       汉帝国人口众多,规模宏大,其组织结构自然较为复杂。西方学者以为, 

  公元前2世纪中国即已出现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汉帝国,是一个奇迹。所以两 

  汉社会经济史中,两汉国家是怎样从经济上加以组织,实为一个关键问题, 

  而财政、赋税制度与此密切相关,因为前者是国家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后 

  者则深刻反映出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1)财政制度 

       两汉财政组织的一大特点,是国家财政与君主私人财政之区别。《汉书·食 

  货志》称: 

        “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 

  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 

  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殷周时代,国家是贵族政体,各自为政,国家收入和君主私人收入混在 

  一起。秦汉以来,随着官僚政体的出现、国家机构的发达,以国家为主体的 

  财政活动就日益发达重要,同时汉朝正处在这种新财政体制的确立时期,皇 

  帝不仅是一国政治的最高权威,而且依旧是最大的封建主,所以还保持着私 

  家财政这一特色,两汉财政更因此成了上述两种系统相混合的过渡体制。 

       就两汉皇室财政而言,其专门管理机构是少府。皇室财政有专属的、不 

  归国家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山川河泽之税、市税、口赋、苑囿池籞的收入、 

  公田收入等几种。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逐步确立和发展时 

  期,土地私有关系正在扩张,但毕竟不能全面取代旧有土地制度,而且因为 

  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不是特别稀缺,所以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地,尤其是 

  山林川泽,这些在当时名义上视为皇帝个人所有,山川的出产都归皇室,民 

  间若樵采渔牧,要向少府纳税。山川出产矿物,两汉政府正是在这一基础之 

  上确立起盐铁专营垄断的制度,来排挤民间经济。皇室财政的收入主要用于 

  君主私人消费,包括膳食、被服、器物、舆马、医药、戏乐等日常开支和对 

  臣下的赏赐等,不包括宫殿园陵这些土木工程的费用。 

       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田租、算赋;更赋;算緡、算车船等工商税; 

  盐铁专卖和榷酤、均输所得;出卖爵级所得等。其中盐铁专卖前面已有详述, 

  榷酤是对酒类实行专卖,均输是指官府将各地贡纳的实物由专门机构管理, 

  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谋取市利。租、赋,后面还要谈及。总之,汉代国 



①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3 页。 


… Page 79…

  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对民间的税收,官营经济如盐铁、榷酤也是重要来源。 

  两汉财政支出,主要有官吏俸禄、土木和祭祀之费、国防开支等。军费开支 

  浩大,两汉王朝屡次对外用兵,常常使国库虚耗,民力穷竭,对经济发展危 

  害很大。 

       两汉财政总的收入规模及帝室、国家收入的比例多少,我们只能从古文 

  献中挖掘到一些零星材料,西汉末年的王嘉和桓谭都讲到这个问题。据王嘉 

  说,汉元帝时中央财政有四十万万钱,而皇室收入合水衡、少府之钱有四十 

  三万万多;桓谭说汉代国家财政收入有四十余万万,而少府收入有八十三万 

    ① 

  万 。上述数字,恐怕不全适用于整个汉代财政,但无论如何,帝室财政规模 

  之大应是无庸置疑。 

       (2)税收制度 

       两汉时期已有规模庞大的财政体制,因而其国力强盛、向外发展也就不 

  乏基础。作为两汉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税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 

  古代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租是针对两汉农业生产和农民征收的田赋。税率一般是十五税一,也有 

  三十税一,按耕地的收获量计量征取实物。算赋、口赋是人头税,算赋是对 

  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征纳,每人120钱,口赋是对7岁以上的幼年儿童 

  征纳,每人交23钱。汉代税制有重赋轻租之特色,赋的收入数额是租的一两 

  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田租、算赋和口赋之外,汉代 

  编户齐民还要服徭役或交代役钱,即力役之征。汉律规定,凡23岁至56岁 

  的成年男子,除一生中要服2年兵役之外,还得每人每年在郡县服役1月, 

  若不愿服役或身体有残疾,则按规定交纳代役钱三百,即为更赋。更赋类近 

  于人头税,且每年必征,数额不在算赋之下。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两汉税收中,按人口征纳的赋税要比按田亩征收 

  的赋税重要。除田租外,两汉其它赋税一般都以货币交纳,所以两汉财政收 

  入的主要部分是钱币而非实物,这称得上两汉财政收入的一大特色,也反映 

  出货币经济的发达。 

       为了保证税收的完纳,汉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和制 

  度。中央有大司农掌管钱谷币帛,还有专门的赋税机构“算府”。基层设有 

   “循算使者”、“啬夫”、“乡佐”等职,专门执掌赋税的征收。每年纳税 

  都有规定好的时间,按时开征,并且要验核各家的人口、资产,严防偷漏。 

  现存汉简中就有征收算赋的簿记文书,登录内容详尽具体,足以说明汉代税 

  收体系的发达。 

       从基层征收上来的赋税,由各郡国管理汇总,再向中央上调或申报。郡 

  国设有管理财政、赋税的专门官员,叫上计吏,负责向中央申报财赋情况, 

  这种上计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的有力控制。 



①  《汉书·王嘉传》,《太平御览》卷62731,恒谭《新论》。 


… Page 80…

                         九、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 



                                 1。城乡经济的衰落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东汉政府财政困难到发不出官僚俸禄, 

  农村土地抛荒,流民四起,社会危机正不断酝酿成熟。公元184年爆发的黄 

  巾起义及其后的董卓之乱,终于给东汉帝国带来崩溃的局面,混战割据取代 

  了统一集权,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全面衰落。 

       (1)城乡经济的衰落 

       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往长安,强迫洛阳数百万人口一 

  同迁去,放火焚毁了洛阳城,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死后, 

  长安大乱,董卓部属互相攻杀,关中又落入浩劫之中。据《后汉书》记载, 

  汉献帝刚到关中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 

  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汉献 

  帝自己也不讳言当时全国军人割据、互相争战的混乱黑暗局面,承认“今海 

  内扰攘,州郡起兵……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 

                                                                ① 

  顾他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陋困苦,亦已甚矣。” 战乱之下,东汉人 

  口锐减,或死于兵灾,或死于饥饿和疫病。当时屠城杀人之事举不胜举,像 

  董卓烧洛阳城,其部将毁长安城,使中国古代两座最大的城市沦为废墟,不 

  见人迹。公元193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军阀袁术驻军江淮, 

   “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自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 

  三国鼎立之势形成这19年中,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成了战场,两汉帝国 

  几百年内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在纷飞战火中化作了缕缕青烟。 

       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期,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仍不能与两汉盛时相比。 

  魏明帝太和年间 (公元227年—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 

                                                          ② 

  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以魏国全境户口与汉时 

  一州人口相比,魏尚不如。当时魏、蜀、吴三国人口总计只有不到8百万人 

  口,较之两汉最盛时的5千9百多万人,实在相差悬殊。即使这部分恢复也 

  不能持久,西晋统一不到40年即被北方少数民族武装灭亡,北方出现十六国 

  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一落千丈。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遭到 

  严重摧残,“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往昔城邑,如今墙宇颓废,蒿棘成 

  林,荒草丛生。许多汉族地主豪强,带领宗族设立坞堡垒壁,每个坞堡既是 

  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又是割据的政治军事组织。老百姓不得不投 

  靠这些大大小小的堡主,沦为依附农民,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存在,也是被限 

  制在极小范围内的实物交换。钱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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