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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戊辰、前173）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1＇冬季，十月，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灾。
＇3＇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宫门前的东阙上的楼阁罘发生火灾。
＇4＇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4＇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感到不安。
八年（己巳、前172）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崐，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1＇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恶！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这已是他的幸运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谁不说他该死！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恰会导致朝廷承担毁谤之言。刘安等人年岁渐长，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为了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想取代君主占有楚国，只是想发泄怒火实现自己的愿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地虽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战胜他，只是天幸。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这个决策并不高明。给予他们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阔的都市复仇，就可能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虑！”文帝没有听他的话。
＇2＇有长星出于东方。
＇2＇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九年（庚午、前171）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春，大旱。
＇1＇春季，发生大旱灾。
十年（辛未、前170）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冬，上行幸甘泉。
＇1＇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2＇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前十一年（壬申、前169）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1＇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还。
＇1＇冬季，十一月，文帝巡行代国；春季，正月，文帝自代国返回长安。
＇2＇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而北著之河，淮阳包陈而南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敬身无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2＇夏季，六月，梁怀王刘揖去世，他没有儿子。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从如今的趋势来看，封国不过传了一代或者两代，诸侯尚且自行其事不受朝廷节制，再扩张强大，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了。陛下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仗恃的，只有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代国，北部与匈奴相接，与强敌为邻，能自我保全就足够了；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个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它恰恰只能诱发大国吞并的欲望，而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现在权在陛下手中；封立王国却使自已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做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设计得好呢！我有个愚笨的计谋，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划归淮阳国，使淮阳国增大，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以扩大梁国的封地。如果不妥，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而以睢阳为都城。梁国封地起于新而北面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有二心的，也胆战心惊不敢图谋反叛朝廷了。梁国足以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足以禁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垫高枕头安睡，再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现在安然无事，是因为恰巧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日夜夜苦心劳力以铲除六国之祸；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一举一动都能如意，却高拱两手安坐，造成新的六国之祸，就难说您有智谋。即便是终您一生太平无事，但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待您百年之后，把危机留给了年迈的老母，幼稚的弱子，使 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您是仁者。”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共有大县四十多个。又过了一年多，贾谊死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3＇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
＇3＇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4＇匈奴寇狄道。
＇4＇匈奴侵犯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谈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炼，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崐，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所说，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已经刀兵相接，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徒手作战一样；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到远处，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