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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去广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经很冷了，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脱衣服，到广州只剩衬衫了。
实际上那是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永远无法将那次旅行在记忆中抹去。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心情忐忑不安，且极度的惶恐。我们跟熬鹰似的，两天后眼睛都蓝了。我一直抱着皮包不撒手，惟恐一不留神它就会长翅膀飞了。山林的手则时刻不离开腋下的刀把，在他眼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位乘客脸上都挂贼像，只有狼骚儿他叔叔走近时，他脸上才多少有些笑模样。
那把美国军刀在山林腰里挂了五、六年了，从不离身，连睡觉的时候他都不愿意摘下来，这也是山林死时身上唯一的完整物件。我将这把利刃埋在山林的坟里，不久那片地被国家征用了，转移山林的骨灰盒时军刀竟不翼而飞了。据说利器多不吉利，名剑主人难有善终，操鱼肠剑成名的专诸被剁为肉泥，挥元戎剑策划十面埋伏的韩信被一群骚娘们乱棍打死。山林也得了把好刀，最终连全尸都没落下。
其实那把刀本来就是山林抢的，前任主人连刀都没拔出来就差点玩儿完。
军刀的故事发生在初一寒假。那时我还是个老实孩子，从没在外面打过架，大头正领导着他的武工队横行南城。
80年代初龙潭湖附近修了座旱冰场。不久旱冰场就成了最时髦的场所，常常人满为患，有时连冰鞋都租不到。我们也常去却经常为门票发愁。旱冰场是现代社会在我们面前开启的第一条缝隙，我们第一次领略了风驰电掣，第一次得知摔跟头也挺好玩儿的。由于来旱冰场的社会青年特别多，打架斗狠便是家常便饭了，老师和家长都下给兕命令，不能去旱冰场。也难怪大人们不放心，离旱冰场二里地，就能听见塑料轱辘与水泥地疯狂摩擦发出的“哗哗”声，那声音令人暴躁不安，心烦意乱，几乎每几天都有人被抬着出来。旱冰场自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派出所的重点盯防单位，旱冰场太影响治安管理了，没几年就给拆了，连一片水泥台都没留下。
滑旱冰的消费并不高，三毛钱一场，可每礼拜我们只能去一次，因为大家都是穷光蛋。我们在旱冰场玩过几年，从没人在旱冰场欺负过我们，大头是那儿的场霸。那时大头一伙最喜欢几个人排成一串儿，肆无忌惮地在旱冰场里穿来穿去，他们的技术片儿汤得很，人串儿中的最后一个常常被甩出去。谁在附近谁倒霉，经常一摔就是一大片，好几年里他们一直这样，从没人敢把鞋脱下来砸他们，倒是他们动不动就抡鞋打人。他们另一个爱好是五六个人手拉手圈成大半个圆，满场转悠，往往一圈儿下来队伍里就多了个姑娘。头两年旱冰场还有些正经人来锻炼身体，后来连到旱冰场玩儿的女孩都叼着烟卷了。
龙潭湖南面有一片很密的松树林，面积相当大，一直到护城河。每到傍晚，灰黄色的阳光疏懒地拥着树梢，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松香味。那片树林是我们的根据地，没事儿我们就在树林里观察姑娘，往往一蹲就是半天，有时连课都懒得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次我们这些地头蛇在树林里差点让人家洗喽。
那天风特大，天都刮黄了。我们在旱冰场折腾了两个钟头，累得两腿发软，嗓子眼里都是黄沙。该回家，我们几个稀稀拉拉地在树林里穿行着，相隔有好几十米。我和二头走在最前面，山林在二、三十米后跟着，树林里的风像吹哨一样，一阵阵的刮得脸生疼。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们像地里钻出来似的，径直向我们走来。几个家伙边走边四下张望，来到近前，个子最高的当中站定，另外两个分立旁边，一个很自然三角形把我和二头圈在中间。
“挺自在的呀？”中间那个大大咧咧地说道，他穿着件的确良衬衫，里面的跨栏背心卷到胸口，碗大的肚脐眼儿像个黑窟窿。他应该比我们大几岁，嘴唇上新长出的一层黑绒毛特别茁壮。“有钱吗？弄点儿花。”
我和二头对望一眼，我的腿肚子立刻开始哆嗦起来，眼看就要站不住了。二头还算沉着，他使劲揪了揪自己的耳朵，上前一步道：“都是朋友，借点儿钱还不容易，可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
大个子呵呵笑了，他的右手仙鹤一样立了起来，指尖向下，点着二头的脑门：“呦呵，还碰上岔子啦。”说完，他两腿稍息，双手叉腰，故意把腰带上的一把军刀露了出来。
我一下就相中那把刀了，那道的模样极为霸道。刀把缠着黑胶布，刀座泛着蓝油油的光，那光芒诡异而透着股杀气，暗黄色的皮套已经磨光了，在皮套上就能看出深沟一样的血槽来。
“认识大头吗？”二头开始盘道。佩刀者摇摇头。二头冷笑：“知道大竿儿跟我什么关系吗？”我瞥眼向后望去，原来一直跟在后面的山林已经不见了。“废你妈什么话？小崽子也敢叫板？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不掏，大爷楔死你！”大个子急了，他朝另外两个一挥手，三个人立时围上来，我甚至能听见手上骨节活动的啪啪声。
“我说，我说。”二头突然抱着头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钱吗？你们等着。”说着，二头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们俩同时蹲下了。
这时一块半头砖“呼”地从斜侧里飞过来，“咚，好象是石头砸在砖墙上，砖头正好打在大个子后脑海上，他先是一呆，然后面口袋似的直直地倒下去了。此时另一块砖头也飞了过来，平拍在另一个家伙脸上，他号叫着转身就跑。第三个家伙眼看势头不对，假装向我们踢了一脚，趁我们闪身躲避时一下子从我身边窜了过去。二头反应特快，他纵身飞起一脚，正好踹在逃跑者的后背上，那家伙连跑带爬，手脚并用地冲出去十几米，嘴里还喊着：“你们等着，有种你们等着。”没喊几声他就没影了。这时山林举着两块砖头从旁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照大个子的脸上又是一下。此时他身下已经红了一大片，黏糊糊的血液把杂草吓得僵硬了。
山林的刀就是从那家伙身上摘来的，刀背上带锯齿，跟蓝博的军刀一模一样。此后这把刀一直没离开他。山林将它视为至宝，不到危机时刻从不拔出来，可一拔出来就有人要倒霉了。
第一部分去广州（2）
那回去广州，我们提心吊胆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河南那段路，小偷简直比要饭的都多。他们成帮结伙地专往独身旅客身边挤，往往一不留神身上就得缺点东西。我们的皮包里有十万块钱，是我和山林的所有积蓄，而且还在二头的存折里弄了两万块，那是他从钢嘣儿里攒出来的钱，是带着血的。
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去广州了，狼骚儿的叔叔他是这趟车的列车长，如果没他照应，我们的买卖是没法做的。这次我找到他，告诉他这趟活儿跑成了就劈给他五千块。这爷们儿惊讶得耳朵都豳上了，他特务似地上下端详我，手抓着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了。“我咂摸这滋味儿不对，你小子不像是倒烟的，你们俩不是去盗卖军火吧？保定抢劫军械库的事不是你们干的吧？”
“抢军械库？那些人都是孙猴儿变的，我们就是俩小虾米，吃点滋泥就挺美。您放心，绝对是老买卖。”我赶紧把他的手拿开，胳膊上被掐出了印儿，像狗牙啃的。“您就把行李车给我们留出块地方来就成。”
狼骚儿的叔叔眨眨眼：“多大地方？”
“四、五十箱烟的地方就成，这点儿对您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车上那帮兄弟我们也不会亏待他们，有钱大家花。”我说。
“爷们儿，为这种事我要是让雷子（警察）抓住，值吗？”他的舌头顶住上嘴唇，大手指顶在下巴上一个劲摇晃。
“您怕什么？驴蛋儿那批货不就是从您车上过去的吗？那趟活儿一完，人家连北京饭店都住上了，比起来我们不过是小打小闹。咱们还有狼骚儿这层关系，我们能害您吗？再说骡子不吃夜草能长那么肥吗？”我不动声色地把一千块钱拍在桌子上，都是十元的票子，足有半寸厚。
狼骚儿的叔叔手指动了好几下，最终还是把钱揣起来了。“严打几次了，枪毙了多少？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消停会儿？告诉你们，我可听说最近广州倒烟的闹了一次大火并，都动枪了，死了好几个呢。你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
我拍了他肩膀一下，满不在乎地说：“人家玩儿得多大呀？上百万的响儿能不拼命吗？我算老几？枪子儿给我们吃都浪费。您那就算给侄子一口饭吃吧，等这趟活儿完了，我们搞武装押运，自己雇卡车，谁拦着咱就一刀捅了他，绝不再麻烦你，现在咱不是还没到那份儿上吗？”
狼骚儿的叔叔狠狠拍了下大腿：“得，谁让我想当骡子呢。可咱有话在先，就这一次，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问。
狼骚儿叔叔狠狠啐了一口：“男孩儿女孩儿你们都别惦记着了，我下半辈子还想过日子呢！”
就这样我们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唯一叫人烦心的是没有卧铺，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年轻，忍两晚上跟没事一样。
十几年了，每次想起那回去广州，我身上都冒鸡皮疙瘩，似乎一切都是有预兆的，要不是我和山林天生贵命，两条小命没准就交代在广州了。后来山林说：“也不一定非交代在广州，你要是跟泰国那个人妖跑了，中国第一批爱滋病患者的名单里肯定有你。”听到这儿我一般都扑过去揍他两拳。
车过信阳时，我们终于喘了口气，总算快出河南了。这时月台外边有几个流鼻涕的小男孩玩弹球呢，有个小孩儿技艺高强，一会儿就把其他孩子的玻璃球没收了。另外几个孩子不服气，按住他的脖子让他继续玩儿，赢球的孩子不愿意便叫另几个孩子买他的球，最后几个孩子动手打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看了许久，列车开动了，山林才转过头来：“咱们小时候也这样吧？”
“一个德行，你丫一输球就急。”我呵呵笑了几声。
“歇会儿吧你，你多好？有一回你输了两个球，偷偷跑我们家去往水缸里攘了一把土，我爹一直说那事是我干的，还揍了我一顿呢。”山林怒视着我。
我大张着嘴，一时想不起来。“真有这事？”
“已经十来年了，你当然记不住自己干的坏事了。”山林无奈地看着窗外：“你说十几年后我们会怎么样？”
我茫然地摇摇头，车窗外阳光灿烂，大片大片的田野起伏错落，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全是黄花，望去如一个巨大的蓓蕾。已经进湖北了，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原野特有的水腥味儿。路边有很多池塘，水牛懒洋洋的像一堆臭粪。真难理解画家们如何把水牛想象得那么美，离得这么远我都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泥嘎巴儿。
其实这美丽的风景对我毫无意义，正如未来、理想之类的东西，它们飘渺得如一个屁，放过就闻不见了。说真的我连明天的事都不敢想，明天是个什么东西？柳芳上回把刀递给我的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但愿她是忘了。沉吟好久我才说道：“十年后我们肯定还是傻逼，咱们就琢磨现在吧。你说，咱们这样一起混算是朋友吗？”
山林又摸摸腋下的刀把儿：“咱们是兄弟。”
我冷笑一声：“对，咱们是兄弟，不是朋友。”
“我们这种人跟本不能有朋友，要么骑在别人脑袋上，要么让人骑。”山林目光冷竣，脸阴沉得能掉下铁沙子来，他从小就是这副德行，大家暗地里都管他叫法西斯。“还记得大院里那些家伙吗？他们从不拿眼夹咱们，可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更好！”
“人家大院里多牛，搞胡同里的姑娘一搞一个准，不知道二头再碰上大庆会是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卫宁，刚才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样子让我揪心，二头能放过他们吗？
山林把一根火柴棍放在嘴里嚼着：“我要是二头，再见面就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晒着。”
“咱们真是瞎掰，仨鼻子眼儿多出那口气。”我不屑地摇摇头。
“我们本来以为你能上大学，能给咱们哥儿几个争口气，前二年一直没找你，可你自己让重点学校开除了。操！”山林瞪了我一眼。“卫宁多聪明！一直就是三好学生，她是二头妈的心肝宝贝，大庆算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