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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在俄、中之间又打了一个楔子，切断了俄、中与海湾地区的陆路联系，从而遏制了俄国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次伊拉克战争更使美国在中东控制面得到扩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国家；联合国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法、德、俄这样的欧洲国家。它们强调联合国的一致性。要打咱们大伙一致同意才行，不同意就不能打。美英则认为联合国成了羁绊。从阿富汗战争开始，就甩掉联合国，直接开战。阿富汗、伊拉克，还有下一个，可能是叙利亚。一连串，不知道这个计划中间有多少个国家，才能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
美英打阿富汗，长远来说，对我们是不利。从眼下看，没有什么害处，对解决部分东突问题略有帮助。长远利益上讲，俄罗斯也是不高兴的。苏联时期为什么打阿富汗？就是认为这个地区很重要。俄罗斯一直盯着中亚这块地方，一直想南下，直达印度洋。这是老沙皇的梦想。
在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和俄罗斯之间这个地方，还是个空白点。美国把这个棋子点进去了，不由分说，很快就进去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被美国控制之后，不要说经济上，就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周边国家几乎没有发展的余地。
世界上，各个实力集团所角逐的最重要的地区就是中东和中亚。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
美国人趁目前俄罗斯、中国、欧盟，还没有形成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能力的时候，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所谓新帝国论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主要战争动机。它们打的旗号是“反恐战争”，“反恐”已经变质。“9·11”之后第三天，布什就在内部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现在越来越清楚美国利用反恐打阿富汗、伊拉克，提出“邪恶轴心”等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新的世界霸权。
王湘穗：美国现在握有世界的最大话语权，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可以作为帽子扣在敌对国家的脑袋上，先妖魔化你、孤立你，再打击你。
李晓宁：布什已经讲了，不管找得着或找不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要占领伊拉克。打击伊拉克理由是次要的，美国要占领战略要地，实施全球控制是真实目的。从国际政治新角度看，这个控制一定是符合新的战略需求的，不是传统的战争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控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冷战时期美苏的做法早就破坏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超级大国总是以强大的军力干涉其控制区域的国家政治。前苏联垮台后，美国寻求更大的霸权，但事与愿违，它的败相已逐渐露出。
欧洲也好，中国也好，都不想受控制，想改变这个态势。欧盟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欧洲人讲欧洲没有边界，欧洲人要与中国做邻居。这个思想已经提出来了。欧洲的特点是，要在新的领域里实行欧洲价值观。而中国人讲要走出去，建立新的交易市场和规则。这就形成了新的均势。中国原来是农业国，现在要做工业国，资源不够用，市场不够用，要扩大。所以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我们中国人还是希望通过结盟的方式，互惠的方式，通过贸易，慢慢实现自己的走出去战略。首先想跟欧洲结盟，不是政治结盟，是经济结盟。从经济结盟先开始，有条件的话再谈政治结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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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改变美国倒萨战争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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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萨战争向全世界证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可不是说说玩的。从此往后，国家主权失去了保障，联合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国际间一切都看拳头大小，完全回到丛林法则上去了。就此意义上说，“9·11”改变美国，倒萨战争改变了世界。
眼下的中国刚学会从国家利益角度看问题，现在又要它在区域的框架内解决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来说，首先是观念上的一次跳跃。
王湘穗：扼要地回顾近代世界发展史，可以大致把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欧洲主导，不论是荷兰、西班牙、还是法国或英国；第二阶段是欧美共同主导；第三阶段是美欧主导，虽然是共同主导，但顺序变了。现在是一个新阶段，即美国想单独主导世界秩序的阶段。目前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选择什么战略，就可能牵动世界秩序向什么方向倾斜。美国看重主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受到惩罚；美国要打“人权”战争，国家主权就受到威胁；美国奉行“先发制人”战略，主权国家就失去了最后的安全保障。
“9·11”后，美国选择了“先发制人”战略，只要认为你是美国的威胁，就可以通过战争打你、废你。倒萨战争向全世界证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可不是说说玩的。从此往后，国家主权失去了保障，联合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国际间一切都看拳头大小，完全回到丛林法则上去了。就此意义上说，“9·11”改变美国，倒萨战争改变了世界。
乔良：在“9·11”事件发生后，我和王湘穗写了《“9·11”后大势研判》一文，主要观点是“9·11”才是20世纪与21世纪真正的分水岭。其标志性意义是美国自第一次海湾战争到2001年9月11日之间达到它自己也达到有史以来一个国家所能到达的巅峰之后，从这一天开始，步入漫长的下滑线。当然，这一下滑过程将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一下子就显露无疑，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多次出现回光返照式的高峰值现象，但这都无助于挽回一个帝国终结的命运。因为这是所有帝国的逻辑，概莫能外。任何帝国的晚期，都会由于担心帝国命运的扭转不得不趁自己实力强大时发动防患于未然的战争，其结果无一例外是加速了帝国的消亡。美国现在做的，正是这件事。“9·11”是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NGO）包括恐怖组织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性事件。应对这一现象特别是对付国际恐怖势力，本来需要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合作，但急于为“9·11”复仇并希望世人迅速恢复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信心的布什政府，却一味奉行单边主义路线，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美国打击其他国家的战略机遇。
王湘穗：美国现在找到了一顶帽子，就是“恐怖主义”，这顶帽子往谁脑袋上一扣，它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了。如果这个程序合法，就拥有了向任何国家开战的理由，至少是制裁的理由。联合国是大国均势的产物，大家用这个东西相互制约。前提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如果主权丧失了，国家的基础就没有了，国际间和平共处也就没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
对于美国，对于一个获得话语权的国家来讲，反恐理由的最大好处，就是有高度的选择性，充分的自由度，可以把“恐怖主义”这顶帽子用在任何一个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比如说，基地组织许多人是沙特人，美国虽然也怀疑与沙特有关系，而偏偏说与塔利班有关系，把主要矛头对准阿富汗，就是要去打阿富汗。现在它认为是伊拉克支持基地组织，就打伊拉克。没有证据？你可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也可以去打你。下一步，要打叙利亚或其他国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这是在国际关系中搞“莫须有”，这样美国人就逐步把国际关系变成了顺者昌、逆者亡的秩序。
刚才乔良谈到，谁能捕捉国家利益的最新变化，谁先占谁先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技术上这点很明显，像SARS（非典）研究，谁有专利意识，谁反应快，谁就可能获得利益；在军事上，以前是大打小，强打弱，而现在是动作快的打反应慢的，强与弱主要体现在反应快慢上。在国际争端上，谁能最先认识国家利益的变化趋势，谁就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获得新的利益。
国家利益的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命题，但对很多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常识，像摩根索所说的，国家利益像“一颗指引方向的星星，一种思维标准，一种行动尺度”。
现在国家利益的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乔良刚刚讲到的一句话，国家利益正在出现的区域化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跟王建的货币圈理论有关，货币圈有足够大的区域，有圈，才能够玩得起来，美元是世界货币，有个最大的圈，现在出现了第二个圈，就是欧元圈；除了这个圈还有一个隐含的圈，就是东亚圈，中国和日本这个圈，现在这个圈还是藏在美元圈的影子里，中国人并没认识到。如果认识到国家利益必然区域化，那么中国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入伙或者搭伙的问题。眼下的中国刚学会从国家利益角度看问题，现在又要它在区域的框架内解决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来说，首先是观念上的一次跳跃。
李晓宁：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很多人都习惯将一部分已知的事实抽象成概念，并用此来推演未来的发展。用一个元，一个所谓的基础概念来推演。比如说雅尔塔体系，可以认做是一个“元”。比如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国家概念就是一个“元”，可以用来建构国际关系体系。这些“元”后来被写在教科书上，变成了教条。可是，历史不断发展，条件变化了，被改变的恰恰是这些个“元”。我们主张用源流的“源”来看问题，溯源而上，注意生成这些源流的条件。不迷信教条，不受教条的束缚。一个大趋势，首先有一个源流，开始是涓涓细流，很小。但是影响力越来越大，汇成主流。
王湘穗：打科索沃的时候还要有“人权高于主权”的提法，至少是承认主权，只不过位置比普世的“人权”要低，这次的倒萨战争，却不是以“人权”这个理由，因为不太好用，在欧洲的文化背景下还容易统一对“人权”的看法，在中东或世界其他地区“人权”概念有很大差别，所以干脆也别提什么普世性的概念了，就是以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理由。这样方便。
但问题是从长远看，带来的问题更大。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可以更早一些，从荷兰人格老秀斯提出战争法的问题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战争必须合法才能具有正义性的观念，已经有几百年了。倒萨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对于战争合法性的一些构成要素，如是不是合法机构的发起，是不是有正当的理由，是不是有正当的意图，都不管了，作为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的战争合法性也就被破坏了。主导秩序的国家怎么干，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城中好高帽，四方高一尺”，从此天下大乱。
惟一的例外是，美国人用军事技术基本解决了手段正当性的问题，它还无形中确立了一条新的战争规则——必须按美国模式打“精确战”，否则就不人道。从规则角度看倒萨战争，可以发现一种很重要的趋向，这就是大量旧规则被破坏，一些新规则在确立。倒萨战争以很少的杀伤，包括很小的附带杀伤达成了军事目标，一场战争双方的伤亡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二战时盟军对德累斯顿的一次轰炸。很小的附带杀伤可使美国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降得非常低，能缓解是它的战争意图不合理、理由不充分、不够合法产生的政治压力，用领先的军事技术去解决战争的法理问题，这是由美国式技术思维创造出的一条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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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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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个新阶段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家又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国家利益也由此更集中表现为金融资本家的利益。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更加寄生与腐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事生产，仅凭创造货币资产的游戏就无偿地占有和剥削它国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从独占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转向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美国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为用其所创造的庞大虚拟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因此必须拥有世界货币霸权；货币霸权的内容就是维持国际资本向美国的单向流动，美国如果不能维持其货币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