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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已经都反过了。
李敖：反复都讲过了。
杨澜：不过我觉得历史好像有点开玩笑，因为你第一次被捕入狱的时候，当时给您安全的一个“帽子”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台独”，因为那个时候所谓党外只要反国民党，大家都在一起，当然现在这个队伍全都分化了。
李敖：国民党过去对任何异己分子就是“共匪”共产党，可那时候我们年纪比较轻，帽子就改扣成“台独”，就改成这样子。
杨澜：你现在觉得可笑吗？
李敖：当然可笑，历史上有很多的反讽，一定有这种现象，会有的。
杨澜：你写了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万字的文章。
李敖：现在加上我后面的那些已经到了三千万字了。
杨澜：三千万字的文章，但是您为什么说你的“立德”比“立言”更为杰出呢？
李敖：因为台湾太小了，我们中国老的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台湾，实在没有功，所以可能就是“立言”…我比别人“立”的“言”都多，我觉得“立言”真不是我的本领，我觉得我是“立德”，我觉得我真正在台湾做了一个走过从前，始终如一的一个人。我一个个体户，一个单干户，公开站出来跟国民党干，虽然坐牢，虽然受刑，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杨澜：你一生当中有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呢？
李敖：有过，当我被国民党刑囚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有一次，他们叫“斩指”，就是把我几个原子笔放在我的左手，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右手放在我左手上面，然后从外面掐我的右手，这个当然很疼了，“斩指”你看《儒林外史》的故事，那个女孩子吃不消。那种“斩指”是很疼的。当时他们放开我的手以后还跟我开玩笑，戏虐性地开玩笑，说是“李先生你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使你疼，是你的右手使你左手疼。”我也开玩笑，疼得要死还开玩笑，我说“我也不怪我右手”，他们说“那你怪什么？”我说“我怪原子笔”。你懂我的意思吧，可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怪我自己。
杨澜：那时候你才三十六岁吧？
李敖：确实是，三十五岁，那时候我会有一点点难过，就是说为什么你闯了祸要受这个皮肉之苦，因为你的肉体背叛了你的精神，你精神还是很稳定的，可是你的肉体开始痛苦，所以我知道，我们人的成长不是说一开始就很英雄豪杰的，你看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是在里面写了悔过书的，后来她才自己成功了。我也经过那个动摇的过程。
杨澜：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李敖：可是我们熬过来了，应该这样说。
杨澜：我看您的回忆录，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在牢房里，因为看不到太阳，所以只有每天中午很短的时间有一条缝的太阳进来，所以你就先晒这条胳膊，再晒这条胳膊，再把脑袋伸进去晒一晒。
李敖：像豆腐干一样，一块一块的。
杨澜：那六年的牢狱生活你觉得对你后来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使你觉得更加疾恶如仇吗？觉得这份仇一定要报回来。
李敖：应该是更强的，一般人坐牢两立，一半人坐牢把自己坐垮了，坐孬了，坐忪了，像柏杨就是这一类的，另外一类就是像我们这种人，越坐越凶，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杨澜：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你看你的…
李敖：应该四个字描写我，胆大心细。
杨澜：心细，又夸了自己。
杨澜：你斗的过程当中让你最得意的是哪一场呢？
李敖：我觉得只要跟国民党斗争很多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好比说我是在台湾第一个李登辉一接班的时候我就讲他是有问题的，大家说“怎么可能呢”，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为什么他有问题？我说你们都忘了，他是蒋介石、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所以他有问题。”所以我很快就证明了，李登辉是共产党的叛徒，记不记得。
杨澜：这是你最先说出来的。
李敖：全世界我是最早发现这个证据的，讲出来的。现在证实了，他是叛徒。
（李敖演讲：这五十年之间，前半部分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离开，后半部分是我自己太老了，我不肯离开。）
杨澜：你觉得在你这种斗争当中有爱吗？
李敖：这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所以就像清朝的彭玉麟讲的话，“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里面，虽然他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可是他骨子里面是菩萨低眉，因为菩萨低眉才能表现出来金刚怒目，他的动力还是对人间大爱，可是手段是霹雳手段，是这样的。
李敖：你注意那种人，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这种人，因为他感情太浅了，有仇都不报的人有恩就会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总有人把李敖与鲁迅相提并论，李敖却说“我和鲁迅不同，我是笑面虎”，
杨澜：像你这儿有一块几年牌，是当年义助慰安妇的时候，这是九七年还是九八年的事情。
李敖：就是前年的事情。
杨澜：九七年时候的事情，当时这个经过是什么样能不能够为我们谈一下？
李敖：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以为我喜欢报仇，事实上以为是我跟个人之间的仇恨，这样描写我是不完整的，我也讲到国家的这种深仇大恨。慰安妇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日本人，日本鬼子在二次大战期间用强迫的方法，包括骗，把台湾的女孩子、韩国的女孩子菲律宾的女孩子，中国大陆的女孩子强迫做军中的性奴隶，一天要接日本兵…接客，六十个，有六十个的记录。所以惨得不得了。这批人…后来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赖帐就不算了。现在日本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做会员国，联合国就查出来说你们过去有一些事情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
杨澜：到现在其实它都没有跟中国人正式道歉。
李敖：都没有，所以它现在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日本人想个方法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一个民间团体，凑了好多钱，然后跟全世界的慰安妇就说，台湾这部分的就是说，每个人给台币五十万，相当于不到两万美金，然后日本政府没关系，这是民间团体给你的钱，你签字等于就和解了。所以这时候台湾很多慰安妇还有五十几个人，她们就想要这个钱，因为这个钱对她们来讲是天文数字，这些老太太们有的根本没来过台北，住在乡下里面，一辈子被毁掉了，所以有的人生活很苦，老、病…都很惨。台湾有一个团体叫妇援会，妇女援助的基金会，王清峰律师他们主持的，他们就关心这些人，就劝她们说“这个钱不能要啊，日本人当年蹂躏你们，今天你们要这个钱，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个人的立场，都不能要这个钱。”后来这件事情被我知道了，我说“你引起这些老太太们天天交战，她又想要钱，又觉得不想要，这个是不合乎人情的。”什么方法合乎人情呢？我说“我们找来五十万台币，每人给她们，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用这个方法，李敖这个主意怎么来的呢？我是看到过去北洋时代，当时贿选总统叫曹锟，曹锟贿选，贿赂议员，当时我们东北的张大帅，张学良的爸爸，他反对贿选。他怎么反对呢？就是“他叫你贿选给你多少钱，我同样给你多少钱，你不要选他。”你懂我意思吧，“我给了你钱，你又做了道德的事情，可是你不要选他。”结果我就用了这个观念，就是“我给你五十万，你不要日本的钱。”
杨澜：按中国一句古话就是说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利。
李敖：不要日本人这个钱，可是我们怎么来搞这个钱呢？如果要别人捐钱又是不近人情。“你要我们捐钱，你去做好事，”，所以，我就自己牺牲，我把我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拿出来，举办一个大的义卖活动，艺术品的定价可高可低，所以很多我们就卖掉了。马英九来帮忙主持的，我们卖了三千三百万。结果每个慰安妇都拿到五十万。所以日本人的钱我们就不要。
（李敖演讲：什么叫颠倒，颠倒有很多种，有黑白颠倒，有阴阳颠倒，有是非颠倒。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做的事情就是“是非颠倒”。）
杨澜：有很多人把你跟鲁迅相提并论，说你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这种犀利和文笔的毫不容情，非常地想象。你怎么样评价他呢？
李敖：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太正确的，第一个，我从来不太“横眉冷对”其实我是笑嘻嘻的，我可能是个“笑面虎”。
杨澜：如果你不是这种“笑面虎”的性格，就是说没有顽童的性格在里面，我觉得你现在的身体包括精神的状况会有像现在这么好吗？可能早气死了。
李敖：那我早得了胃癌了，怄气怄死了，就因为我有这种开玩笑的性格，所以我也变得很快乐，没有这方面的病。
杨澜：无论是你白天经过怎么样激烈的…笔战也好，官司也好，你晚上也还是能够倒头就睡吗？
李敖：当然…我白天也很快乐，好比说我打官司打败了以后，法院寄判决书来，我打败了这个官司，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生气，第一个反应赶紧坐下来整这个法官，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花一分钟时间去生气，不要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展开报复。
杨澜：那别人觉得你打了这么多场官司，你的成功率应该有多少呢？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好像经常赢官司。
李敖：其实很低，不要搞错了，我打了三十年官司，以后我是一个有名的诉棍，其实打官司的失败率很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国民党当时的秘书长许水德，现在是国民党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法院是我们国民党开的。”你想，他开的法院你怎么会赢呢？可是你会赢一段，哪一段呢，过程。
杨澜：跟你打交道得留点神，什么都留着。
李敖：是…黑资料都留着。最有趣的是我当年被抓的时候，台湾的警卫总部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搜我的家，结果他们无从下手。
杨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搜。
李敖：不晓得怎么下手，这怎么搜…
杨澜：如果现在不是你的话，谁还能够知道这些书是怎么摆的吗？
李敖：恐怕很难了。
杨澜：你为什么要选择写《戊戌变法》呢？因为我…应该是据我所知这是你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吧。
李敖：没有错，我觉得那个里面最好的背景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性格，在危险跟逃亡之间他选择了危险。
杨澜：你是说谭嗣同。
李敖：谭嗣同。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内心的挣扎，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人都这样的，经过内心的挣扎的，经过天人交战的。人一开始不是很勇敢的，一开始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慢慢经过选择、经过错误，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代表他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最精采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发挥起来了。
杨澜：前几年当全美的…全美华人协会授予你一个成就奖是，你在感谢信里面好像也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面临为难的时候是选择走选择…
李敖：留。
杨澜：对，去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你在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选择跟谭嗣同一样的还是…
李敖：我会同梁启超，我会走的。
杨澜：你说，把死的…容易的交给别人，把难的交给我是吗？
李敖：因为梁启超最后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
（李敖演讲：有人会问我，说你李敖你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中国，所以我的意思，我们要用健康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不要那样子痛苦，痛苦使台湾变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因为自大狂而带给我们的不了解现实的情况，我们是很痛苦的。）
杨澜：前几年你有一次曾经说，你说现在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第三名还是李敖。那个只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吗？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李敖：我有一点要修整的，当时我说是五十年和五百年内，现在可能要讲一千年内。我当时这样说法是…
杨澜：那句话就是说“你们捧我，我很难过”，是吧？“因为你们还捧得不够。”所以你要自己捧。
李敖：因为当时…这就是我的文章表达方法，一般人说“我的文章最好，我的文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