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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你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也同时看中100万美元的奖项？除了卖文为生，你还有什么其它生财之道？
李：100万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有2亿5千万元，不多不少，也是一笔钱。但我申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为了这笔钱。我的坐车很豪华，这表明我还有点钱，别人休想收买我。我也不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给人家排难解纷，我倒是赚了一点钱；在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我就赚这个钱。当然，我还是个精明的“个体户”，我办实业，当年我就曾经想卖牛肉面，但没有证，当局没有发营业执照。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记：以前，曾传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想竞选香港特首，结果没有成功，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李：金庸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我在“回忆录”里也提到，金庸跟我讲，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当面就戳穿他：佛教里讲究“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如何解释你的财产？
记：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李：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
记：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新作？
李：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最近我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
记：这次大整理有什么发现吗？
李：（笑）有。就一点而言，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
采访手记：约访李敖老顽童彬彬有礼
采访李敖先生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底开始，春节期间，记者重新阅读了其自传体近作《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从网上摘取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
年后，通过有关渠道，记者获得李敖先生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安装过窃听器，无形中就有了点“反特片”的味道。书房是李敖读书、写作、会客、思考问题的“重地”，除了外出参加活动，李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朋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嗓音低沉、沙哑，听上去十分疲惫，语言谦逊、有礼，又急促，并不显得张狂。第三次电话即与其女秘书约了时间。
几次电话联系中，记者得知，李敖忙得焦头烂额，时间非常宝贵。当下，记者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2月1 7日下午3点整，记者与李敖先生通话，开始采访。记者宋元
《北京法源寺》是怎么写出来的 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底，快速完成了它。 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 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摘编自李敖1991年《我写〈北京法源寺〉》
台湾作家李敖
华声报讯：台湾作家李敖8月11日将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海峡两岸》节目中亮相。据悉，这是李敖首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中。
李敖其人：
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70年、1982年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记者专访：
“我为什么接受CCTV采访”
李敖在节目中回答的问题非常宽泛，如他是如何解读爱台湾和爱中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有什么好处；美国是否用自己纳税人的金钱和美国青年的鲜血保卫所谓“台湾独立”；两岸一旦发生统一和独立性质的战争，台湾军队会不会有士气；维持现状与一国两制哪一种情况对台湾同胞更有利；李敖为什么要起诉已经下台的李登辉，起诉的前景又会怎样；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会怎样处理两岸关系等等。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系节目中开讲？
李敖：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日本占了50年；后来又被国民党占了50年。这样，使得100多年同祖国内地分开，而且许多政客在挑拨着台湾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现在，海峡两岸在不断地进行接触，进行三通，但这往往是物质层面的，我很想在精神层面对两岸关系进行沟通，通过它交流思想，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很好。
“台湾要发展，必须以祖国内地为腹地”
记者：你怎样看台湾的发展？
李敖：祖国内地的发展也需要台湾，内地与台湾应该相互补充，密不可分。所谓“台湾独立”，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行性，完全没有应该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祖国内地作为它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祖国内地。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库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用92万两中的85万两，做了台湾的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就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祖国内地的，用会计学的说法就是耽误了内地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我不会来祖国内地，总归中国永远是我的故土”
中央电视台同时向李敖发出来内地的邀请。但李敖表示：我不会来内地。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
李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记者：你离开故土这么多年了，难道不想去哈尔滨和北京看看吗？
李敖：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名言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可身上的过去已经不是那个过去了。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我母亲回去了，回到我们北京的老宅，内务部街甲44号，我母亲回去以后，一进门就哭了，什么原因呢？当年我们那个老宅里面住着我们10口人，一家10口，这一次回去时她一个人回去的，回去一看里面住着10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心里很难过。那是我的老宅，连大门都换了，我请两个朋友去照相。我的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
“我不要全尸观念，我死后要做成骨骼标本”
记者：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道：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意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请问，你定了吗？为什么这样做？
李敖：没有改变。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能表现我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因为中国全尸观念很重要，所以，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还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我认为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的”
记者：你对李登辉有什么新的举动？
李敖：他一下台，我就将他告上法庭。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台大的一个案子里，他出卖了叶城松、杨平椅等人。这些人都是他拉去参加共产党的，然后李登辉投降了国民党。害得这些台大同学都被枪毙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
“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30万新台币”
大家都非常关心李敖状告李登辉的事。但李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说，这种事每年都要遇上几十起。7月26日，李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是诉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侵犯名誉伤害的，李敖获赔30万新台币。
李敖非常得意地说：“30万新台币值一万美元。”
记者：你打算如何花这笔钱？
李敖：要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量的散失在民间的资料。 记者：你打官司，屡败屡战，输的总比赢得多，但你总是乐此不疲。
李敖：现在台湾很不景气，他们所谓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比较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十多个。连李登辉都被我告过。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
记者：那么，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李敖：其实官司常常打输的，并不是打赢的，因为现在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法院你怎么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的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打过程，看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行不行？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判他无罪，官司前后打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