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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李敖对话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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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你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也同时看中100万美元的奖项?除了卖文为生,你还有什么其它生财之道?
  李:100万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有2亿5千万元,不多不少,也是一笔钱。但我申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为了这笔钱。我的坐车很豪华,这表明我还有点钱,别人休想收买我。我也不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给人家排难解纷,我倒是赚了一点钱;在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我就赚这个钱。当然,我还是个精明的“个体户”,我办实业,当年我就曾经想卖牛肉面,但没有证,当局没有发营业执照。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记:以前,曾传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想竞选香港特首,结果没有成功,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李:金庸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我在“回忆录”里也提到,金庸跟我讲,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当面就戳穿他:佛教里讲究“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如何解释你的财产?
  记: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李: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
  记: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新作?
  李: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最近我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
  记:这次大整理有什么发现吗?
  李:(笑)有。就一点而言,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
  采访手记:约访李敖老顽童彬彬有礼
  采访李敖先生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底开始,春节期间,记者重新阅读了其自传体近作《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从网上摘取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
  年后,通过有关渠道,记者获得李敖先生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安装过窃听器,无形中就有了点“反特片”的味道。书房是李敖读书、写作、会客、思考问题的“重地”,除了外出参加活动,李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朋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嗓音低沉、沙哑,听上去十分疲惫,语言谦逊、有礼,又急促,并不显得张狂。第三次电话即与其女秘书约了时间。
  几次电话联系中,记者得知,李敖忙得焦头烂额,时间非常宝贵。当下,记者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2月1 7日下午3点整,记者与李敖先生通话,开始采访。记者宋元
  《北京法源寺》是怎么写出来的 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底,快速完成了它。 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 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摘编自李敖1991年《我写〈北京法源寺〉》
  
  台湾作家李敖
  华声报讯:台湾作家李敖8月11日将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海峡两岸》节目中亮相。据悉,这是李敖首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中。
  李敖其人:
  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70年、1982年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记者专访:
  “我为什么接受CCTV采访”
  李敖在节目中回答的问题非常宽泛,如他是如何解读爱台湾和爱中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有什么好处;美国是否用自己纳税人的金钱和美国青年的鲜血保卫所谓“台湾独立”;两岸一旦发生统一和独立性质的战争,台湾军队会不会有士气;维持现状与一国两制哪一种情况对台湾同胞更有利;李敖为什么要起诉已经下台的李登辉,起诉的前景又会怎样;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会怎样处理两岸关系等等。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系节目中开讲?
  李敖: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日本占了50年;后来又被国民党占了50年。这样,使得100多年同祖国内地分开,而且许多政客在挑拨着台湾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现在,海峡两岸在不断地进行接触,进行三通,但这往往是物质层面的,我很想在精神层面对两岸关系进行沟通,通过它交流思想,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很好。
  “台湾要发展,必须以祖国内地为腹地”
  记者:你怎样看台湾的发展?
  李敖:祖国内地的发展也需要台湾,内地与台湾应该相互补充,密不可分。所谓“台湾独立”,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行性,完全没有应该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祖国内地作为它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祖国内地。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库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用92万两中的85万两,做了台湾的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就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祖国内地的,用会计学的说法就是耽误了内地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我不会来祖国内地,总归中国永远是我的故土”
  中央电视台同时向李敖发出来内地的邀请。但李敖表示:我不会来内地。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
  李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记者:你离开故土这么多年了,难道不想去哈尔滨和北京看看吗?
  李敖: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名言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可身上的过去已经不是那个过去了。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我母亲回去了,回到我们北京的老宅,内务部街甲44号,我母亲回去以后,一进门就哭了,什么原因呢?当年我们那个老宅里面住着我们10口人,一家10口,这一次回去时她一个人回去的,回去一看里面住着10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心里很难过。那是我的老宅,连大门都换了,我请两个朋友去照相。我的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
  “我不要全尸观念,我死后要做成骨骼标本”
  记者: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道: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意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请问,你定了吗?为什么这样做?
  李敖:没有改变。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能表现我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因为中国全尸观念很重要,所以,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还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我认为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的”
  记者:你对李登辉有什么新的举动?
  李敖:他一下台,我就将他告上法庭。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台大的一个案子里,他出卖了叶城松、杨平椅等人。这些人都是他拉去参加共产党的,然后李登辉投降了国民党。害得这些台大同学都被枪毙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
  “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30万新台币”
  大家都非常关心李敖状告李登辉的事。但李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说,这种事每年都要遇上几十起。7月26日,李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是诉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侵犯名誉伤害的,李敖获赔30万新台币。
  李敖非常得意地说:“30万新台币值一万美元。”
  记者:你打算如何花这笔钱?
  李敖:要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量的散失在民间的资料。 记者:你打官司,屡败屡战,输的总比赢得多,但你总是乐此不疲。
  李敖:现在台湾很不景气,他们所谓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比较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十多个。连李登辉都被我告过。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
  记者:那么,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李敖:其实官司常常打输的,并不是打赢的,因为现在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法院你怎么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的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打过程,看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行不行?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判他无罪,官司前后打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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