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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李敖对话录-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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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从我们了解的数据来看,台湾的投资者和台湾的企业家们在中国大陆,有些相当一部分的确赚了很多钱或者说是盈利的,那么给台湾很大的经济上的收入。那么,为什么台湾的执政者无视经济上的得利,却要造成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化?在政治上走一个极端的道路,这个原因是什么?
  李﹕这就是基于他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基本的设定就是,他认为他可以靠着美国人自己可以关起门作皇帝,孤岛称王,何况他本身还有日本的情结。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关于他们选甚么总统,我在这里讲,我在台湾不是选什么总统,台湾不是一个国,所以他的总统两个字,也不是政治学上定义的总统。我的解释是说,我在选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我在选这个玩意儿。我定位的很清楚,我这边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民国定义和总统定义”,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首先声明我参选的不是总统,你们不要搞错。他们以为选的是总统,你又不是一个国家,你选个屁总统啊。我觉得,我在台湾制造的功能就是让这种声音正确地勇敢地能够讲出来,这是任何人做不到的,而我可以。这是我目前最特殊的地方。这样,别人还说,算了,让他讲吧。如果是别人讲了,还得了。一个外省人在台湾,你讲这种话,他立刻给你戴帽子。他们不敢给我戴帽子。
  汤﹕谁也不敢。
  李﹕我在台湾混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不敢。
  汤﹕他放肆的话,你跟他打官司。哈哈……
  李﹕哈哈……,可不是。他们讲我怎么行?我在反国民党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呀?我在为台湾坐牢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呀?台湾的人这些,像立法委员沈富雄,我在台湾打拚的时候,你们在美国作美国人呢。什么蔡同荣、张灿鍙、陈唐山,你们都是投机份子。当年打国民党的时候是我们在台湾跟他们打的,你们在美国有什么用?我们打拚天下,你们才跑回来。所以这些人,在我面前被我骂得狗血喷头,他们屁都不敢放。
  汤﹕您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最近我阅读了一些资料,美国的《商业周刊》认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美国国内推动的原因,从总统一直到经济管理者,但也强调提出,国外的原因是中国大陆从八十年年初期开始,邓小平先生政治、经济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海外投资。我们能不能放开思路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通过海内外的力量,即主张中国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力量,为了民族未来的需要,为了民族未来的前途,能不能循序渐进的在沿海地区开辟一政治特区,欢迎国民党、民进党、新党在这个特区里结合当地台资的力量,实行议会制、实行政党制,一个一个地区的演变,使得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真正地代表民意,使官僚腐败的问题能够得以不断的根除。您说,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李﹕我在十几年以前,在香港发表一篇文章,叫作“香港的机会,中国的机会”。在文章里我谈到在香港收回以后,最好是还保留原来英国在香港的好的制度。那么,过去中国试验了很多什么君主专制、开明专制、立宪、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试验过。就是没有好好试验过英、美式的民主政治,香港收回以后,希望作为一个起点,由香港影响到广东,由广东影响到华南,由华南影响到江南,从江南再影响到整个中国。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可是我觉得这不稀奇。像中国大陆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它在政治上一定会松绑,经济起飞以后,政治一定会松绑,毫不稀奇。我跟台湾人也这样讲,我说两岸取得和平关系以后,台湾人以台湾人的资本、能力、技术、观念到大陆去,经过三十年、五十年的努力,就像犹太人在美国一样,可以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犹太人怎么控制美国看到了没有?就控制得死死的嘛。台湾可以控制大陆,三十年、五十能以后,怎么还会打仗呢?那个时候,你要和平、要民主就很容易发生嘛。要给他们时间。目前这样不行,双方之间互相挑衅,像李登辉这样乱搞,造成敌意,不断地造成敌意,这是错误的。
  汤﹕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国大陆有一个宽松的气氛,在您参选总统之后,在北京大学作一次演讲。让北京大学的学生一睹您的风采。
  李﹕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认为在他们经济起飞的时候,走资本主义的时候,在经济转型的时候,目前谈这个问题太早,会使他们很敏感,反而会抵制。台湾也是这样的,台湾每天这种假的民主,也是过去多少年的高压造成的。高压以后,大家都不敢动,只知道发财。有钱以后,自然发生政治权利的移动,才会有形式上的民主出现。我认为,要给大陆一点时间,让他们在经济上面发展得再成熟一点,大家再反过头来,要求这个民主不迟。太早了,会发生类似天安门事件。不一定好,要给他们点时间。
  汤﹕是。您好几次在文章中感叹到,您整个精神拓展的空间对于您本身的精神领域来说,台湾太小了。那么,您还很年轻嘛,从作家的角度来讲。
  李﹕谢谢,谢谢。
  汤﹕作家可以写到八、九十岁。您会不会有机会在中国大陆这个大背景中,挥洒您的思想,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李﹕事实上,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我的书,大部分大陆都可以用。尽管有些部门,不是改就是删,有些他们认为很紧张的部分被删掉了。我自己也比较以试验性的标准来看这件事,大概你也知道,我这次被诺贝尔奖提名。
  汤﹕恭喜、恭喜。
  李﹕哈哈。我的那部书叫《北京法源寺》,由牛津大学翻译的。得不得奖,是以后的事情。诺贝尔奖成立了一百年,居然没有给中国人文学奖,我们好象要考虑考虑面对,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有一天我们总会记住这个事件。尤其是现在这种时代,不是一个政权想闭塞就可以闭塞的,可以专制就能专制的,没那么容易,在这方面,我认为还可以乐观一点。不过,要给时间,硬来就不行。
  汤﹕现在我们从选战的战略来谈,您觉得您的参选大概能有百分之多少的选票?那么这些选票,能不能影响其它的参选人?
  李﹕我的选票,应该不会。其实,我的选票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原来新党那些票。可是这些票大部分都倒向了宋楚瑜,我在参选前就有研究一定是这样。再就是我会抢到一些青年人的票,二十岁出头,有投票权,他们是大学生。他们认为陈水扁是英雄、是反叛者,我把他的真面目给戳穿了,所以这些人的票会投到我身上来。我可能是叫好不叫座,在选票上面不会得到很多票。因为他们会觉得,投了我,我又不能当选,这个票就损失了,怕张三当选会投李四,李四就是宋楚瑜。
  汤﹕我想您的参选本身就有相当大的轰动和影响效应,那么您刚才很谦虚地讲有大的影响力,但不会叫座。但事实上,您奠定了一风范,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介入现实政治中,推动政治的发展。所以,您如何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责任感?
  李﹕知识分子事实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唱反调。为甚么唱反调?你看干哪一行,好比说美国大法官赫尔姆斯,他在八个其它大法官投赞成票的时候,他即使在理论上赞成,也投反对票。他认为九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表示有异议,有这个异议的精神,是作一个大法官很重要的态度。知识分子要表达异议,知识分子跟政府合作,或者跟当权者合作,就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在我看起来那不是知识分子。
  汤﹕哈,哈。
  李﹕所以,就好象孟子讲,作医生的是希望要人活,卖棺材的是希望人死。为什么,不死人就没有生意。干哪一行,就要做哪一行的事情。知识分子不唱反调,你作什么知识分子?所以我认为,我在台湾,对中国人而言,最大的贡献就在这方面。可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跟当权者合作混官做,混饭吃,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就是这个原因,我看不起他们。
  汤﹕您能不能把您自己个性,毫不客气,我想您本身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这是读者敬爱您的重要原因,您能不能把您的性格和传统的知识分子,那种比较狭隘阴柔性格的知识分子作些比较呢?您的性格特点?您觉得哪几种文化的资源造成了您这样的性格?
  李﹕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方法。传统知识分子要靠别人吃饭,要靠当权者给你饭吃,统治者给你的胃有局限,他一捏住你,你就没有饭吃。你这样怎么能唱反调,怎么能斗争?我的本领,就是我一直能作一个很凶悍的、很有技巧的,单干户、个体户,跟他们干。你懂我的意思吧?
  汤﹕是,是。
  李﹕一般人没有这个本领。一般人都是投靠当权者,或者为了利害,或者为了金钱,或者忍不住寂寞,他们就这样做。可是我个人不同,我是保持这一点,我不靠你吃饭,我有一点小钱,这一点小钱,不能作投资,也不能兴风作浪,可是能使我保持独来独往,不需要看任何脸色。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汤﹕是,很感人。您曾发动义举,把您收藏多年的非常珍贵的字画拍卖以后,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有一百万美元。
  李﹕就是一百万美元。
  汤﹕捐助给那些曾经受苦受难的慰安妇。
  李﹕是的,没有错。
  汤﹕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这方面的感受?我觉得一个越是有分享性的人生,他就是强大的人生和美丽的人生。
  李﹕一般人觉得,我们要爱人,不要恨人,这是错的。我觉得,爱和恨都是很重要的力量。恨,不是坏的力量。好比说,我义助慰安妇,就是因为我恨日本人。日本人这样蹂躏中国妇女,然后李登辉这些狗东西,这些浑蛋,还要在台湾修改教科书。而这种事提都不要提,怎么可以呢?我们被人家蹂躏,怎么能提都不能提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要面对,结果日本人就搞鬼,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说你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很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现在把它弄清楚。日本人在慰安妇方面,他交不了差就骗这些慰安妇,说我们每个人给你们台币五十万,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理由是说,当年我们把你们拉去作军中的性奴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和你们的商业行为。弄得这些慰安妇很不愿意,明明是被屈辱,可是那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都是衰病贫穷,老了以后孤苦无依。有的一辈子没来过台北,乡下人。这个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吸引她。所以我后来就提出办法来,你要让她不要这个钱对她也不对,她要这个钱呢,又失掉了尊严。我说,好了。我们来搞五十万给你,同样的钱,你要我的,不要拿日本人的。所以我拿出具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钱哪来呢?我去募捐,用俗话说也不尽人情,你要做好事为什么要我们捐钱?这样,我拿出艺术品来卖给你们,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
  汤﹕是。
  李﹕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个字值多少钱?没有定价钱嘛,我用一百万卖出去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你要表达你的爱和恨,要用方法不是嘴巴说的。讲空话就不能做,我个人能够在台湾存在,大家以为我是会写文章的人,那就错了。本人固然能写文章,更能跟别人周旋、纠缠,哈,这样我能存在,很务实。
  汤﹕您刚才讲到台湾的民族性,也讲到大陆民众的民族性。那么从一个知识分子洞察时事这种眼光,您是不是看到这个民族带有太沉重的历史的阴影,您会不会有恨其不争的感觉?
  李﹕当然有。可是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问题,是基本的人性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不能够完全用民族性来解释,基本上人性就是这样子吧,比如说﹕喜新厌旧,好逸恶劳,希望发财,喜欢有成就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人性表现。只是政治上的纠缠,这种表现发展的不正常而已。
  汤﹕是。在您的著作中好多次在后记中写到,李敖写于中国台湾。您最近发表在《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了,死也要死在中国我的家园,这些很感性的语言,令海内外华文读者感动得要流眼泪。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对于国与家的思想、国与家的区分和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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