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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与家基本上他是冲突的。因为个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很难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在文章里也谈到，我提到了一个故事，那是我在坐牢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故事。是讲大陆的一对青年情侣他们觉得在祖国太苦了，就跑到香港去，游泳偷渡到香港，游到一半男朋友淹死了，结果这个女孩子一手抓住男朋友的尸体最后游到香港，意思就是说死也要死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于一对小情侣而言，他们觉得祖国对他们太苦了，譬如说他们要生小孩子，不要只生一个，一胎化嘛，他们希望多子多孙。这个观念能说错吗？不能说错。可是人人都是多子多孙的话，那不得了啦。现在我们祖国已经一天就生出五万个人，加上私生子已经不只五万了，这样生的话，那就不得了。一切进步都被吃垮了，所以国家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跟家庭的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政治家的看法跟平夫贫妇、愚夫愚妇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可是不知道的时候，政治上只有强制执行，有甚么办法呢？大陆的一胎化就是这样来的嘛。
汤﹕刚才讲到您的作品《北京法源寺》，您能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北京法源寺》体现甚么样的精神和情操？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壮的情怀。
李﹕我主要提出来，现代人类有没有那种人了？一百年前的那种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可以作牺牲。现代人已经不以那种方法作牺牲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些光芒，一些所谓的可歌可泣，就是因为有那种人。好比说文天祥这个例子，文天祥的死，那理由现在看起来是不成立的。可是有这种人，我们觉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同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他们好笨呵，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可是当时有这种人，我的《北京法源寺》重新申诉了人类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这一次我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提名，也是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虽然现代的社会如此发展，大家在感情上变得很粗浅，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往最光明的一些人，和他们代表整个人类的光明面。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她搞出来的镭以后，她放弃专利权，她的专利可以发很多财，可是她不要。要专利是很正常的，她经过了那多年的辛苦，从一个下女出身，最后变成一个大科学家，搞出镭来有点福利搞点享受大家会觉得是人之常情。可是她放弃了这个福利，放弃了这个专利，不是更伟大吗？人类有这种人，比你想象中更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及他们的故事，应该把他们表扬出来，这就是我在《北京法源寺》这本小说里想表达的。
汤﹕李先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您作一个比较，从您现在生活的台湾的政治社会和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台湾的政治社会比较，当时警总跟踪您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来监督您，您觉得目前您的言论发表的自由和思想表达的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这个自由度怎么样？
李﹕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假的。虽然从比例上来看，你有很多自由。可是，就是从这种比例上看，我觉得我的自由比以前少了。为甚么？我举个例子，台湾电视台四个无线电视台，三个是台视、中视、华视国民党控制的，你李敖进不来。另外一个开放给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现在被那些台独份子像蔡忠（？）他们把持，我也进不去。我只能在那些其它开放的七十几个台里面找一个落脚点，所以我找来找去只能有两个台请我来作节目。他们还要出来打压，说起来，我李敖是台湾言论自由的标杆呵，不是吗？我写了一百多本书，九十六本被查禁。我这种标杆，别说是在台湾、在整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想想看，有哪一个人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的。所以我在台湾不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打压你很简单，你讲话可以我们不抓你，可是你没有机会讲，没有工具讲，没有台给你讲，你等于跟没有自由一样嘛。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像李敖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证明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
汤﹕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您和***先生坐下来对谈，谈您的理想，谈您对时事的看法，以及您的人生观，世界观，我相信***如果真正为中华民族强盛而考虑的话，应该在中央电视台给您一个舞台，让您发言，让您纵论天下，指点江山。哈，哈………
李﹕哈，哈……
汤﹕您有没有期待这一天？
李﹕哈，哈。我可能要的更多吧。我不仅是要在中央电视作秀。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在《李敖回忆录》里谈到一个老同学，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他一起念书，他是个神童。在小学我们两个人拜过把兄弟，我一辈子没有跟人拜过把子，只有跟他拜过把兄弟。在四九年，我初一的时候我来到台湾，他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他现在等于是中国大陆CIA的头子，你懂我的意思吧？
汤﹕呵…。
李﹕呵，呵…所以我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中国大陆的CIA的一个头子。但我现在却在写文章。哈，哈。
汤﹕我们期待您的这种既批判传统又继承传统、既吸收西方又批判西方的精神，因为西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是在改革中发展。您的这种精神，能不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这里没有奉承的意思，因为越看您的作品，越是感动，您确实是中西文化结合的这么一个瑰宝。只要是有识之士的领导人，不仅是要珍惜您，而且应该让您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让您的思想和才情纵横发挥。
李﹕我想，我的目标也是这样子。所以林语堂当时有一个对联，甚么“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贯宇宙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种事情，就是在思想层面上，知识层面上，并没有分哪一个是中国的，哪一个是外国的。我们总是觉得，能够把它们融合出来还是很好的。可是，你发现真正做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本领。这么多年来，像我个人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写了一千五百万字，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汤﹕您还有一句很自豪的话，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您，第二名是您，第三名还是您。哈，哈…
李﹕哈，哈…。
汤﹕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大陆的青年听众朋友，中青年听众朋友，有一种不痛快、或者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说不是很畅快的感觉。他们不是说要找一个文化偶象，而是期待着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有冰雪智能的人，能够摧枯拉朽的大喊一声，中华民族应该向何处去。中华民族暨不应该过分的自傲，又不应该过分的自卑，这里边当然学问太多了，您的书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想如果现在让您在北京大学作演讲的话，您最想讲的一个主题是甚么？
李﹕这就又回来了，象我这次在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里，有一行字叫填写经历。我的经历就写了这段话很有趣，大概你也注意到了。我写道﹕勃起台湾，挺进大陆，威尔刚世界。哈，哈…。
汤﹕哈，哈……
李﹕勃起台湾，挺进大陆，威尔刚世界。结果他们这个政府衙门看到我的这个政见经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不雅，这是在描写一个器官，可是他们又不敢拒绝，所以就这样注销来了。所以最后的选举公报我印出来这几行字，台湾的每张选票上都有这几行字。这就是用我的这种语言，表达这种意思。如果我在北京大学跟学生们讲话，基本的态度就是，我希望你们作李敖第二，如果你愿意付代价的话。这个代价很大。
汤﹕哈，哈……
李﹕啊？哈，哈……
汤﹕我觉得您在党外活动是走在最前面的。和任何当时民进党的一些先驱者们是一起，而且您对彭先生彭明敏也有过很大的义助。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您是一位有西方自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中华文化战士。面对台湾岛上的日本文化，和一些狭隘意识正在摧枯拉朽的跟他们战斗。那么，您把文化上的一些建树与理念推到政治上来，您感到难度大不大？
李﹕难度很大。台湾，我讲过台湾这个地方浑蛋越来越多。对这些浑蛋，你就要作某种程度的面对。昨天我还写了一句，我的语录，我讲了一句话，我说，选总统的苦恼，不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在于你见到的人是蠢人，愚蠢的愚人。见到的鬼是更鬼。台湾情况就是这样。
汤﹕您曾经讲过，如果能够代表台湾去谈判，您将代表台湾民众的安全和福祉。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您的政治诉求将很是什么样的政治诉求？
李﹕我的意思，就是像美国过去艾森豪总统的时候，他选的国防部长威尔森，在参议院听政会上，以为威尔森这之前是GM公司的董事长，参议员就问他，如果美国的一个工业，对美国政府有利而对GM公司不利，或者对美国政府不利而对GM公司有利，你怎么处理？他说了一句话，凡是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GM公司有利，对GM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所以我认为，整个谈判基础就是凡是对中国有利的，就是对台湾有利。反过来说，对台湾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我说的中国就是大陆了。在这个基础上去谈，才谈得拢。对双方都是互惠的。不是谁去占谁的便宜，那就谈不拢了。
汤﹕是。实际利益本来是互相包容的，可以互动的。
李﹕主要解释一下，为甚么利益是一致的。要说给对方听。让对方听得进去。你懂我意思吧。
汤﹕是。
李﹕所以我在研究，这个你们的国旗要不要改？改成一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他会说，为什么要改？我会说，你们当年的五星旗是苏联附庸国家的那种基本的设计下的国旗。你愿意作人家的附庸国家吗？并且，五星旗里，那个大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是代表当时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是其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被你们给消灭了。你的五星旗解释不出来了。有没有考虑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请注意，这个国旗在你们这个伟大党手里拿过，你们曾经拿过十三年。打日本的时候，你们曾经拿过这个国旗，前后十三年。
汤﹕是。
李﹕你们认同过这个国旗，何不妨考虑为了牵就台湾地区同胞的感情，你们重新用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你懂我的意思吧？
汤﹕是。
李﹕我在谈判桌上，我就会跟他们这样讲，讲出道理给他们听。五颗星都解释不出来了，怎么不换呢？
汤﹕您讲到这个很有意思。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抗日战争的影片，他们没有表现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高举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战斗。把这个历史给抹掉了，这对于您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怎么能抹杀历史？
李﹕因为这个不是抹掉了国民党的历史，是抹掉了你自己共产党的历史。这个很难抹杀的嘛，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嘛。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当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是中华民国的海军旗，也不是甚么大逆不道的什么国旗。这就是说，谈判不是没有余地，还是可以谈判。
汤﹕那么，如何保持台湾人民的意愿呢？
李﹕我讲过，台湾人民最大的意愿是什么呢？台湾要进联合国，现在台湾每年都花钱要进联合国。那谈判时可以提出来嘛，联合国大使给让台湾人来作，都可以提出要求。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成功之后，大陆人不到台湾来作官，可是台湾人可以到大陆去作官。这一次***也讲出来，作什么官呢？是国家的副领导人。国家的副领导人可以给台湾人作，为什么联合国大使不给台湾人作？当然可以作。那么台湾人发现谈判成功了，我们进了联合国，并且作了安全理事会的会员国之一，而且作了联合国大使，台湾人不是会很高兴吗？何必这么痛苦，整天吵着要进联合国，结果被人家赶出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然后反过来，说服台湾人，（告诉他们这是）对你有利的，为什么不谈呢？我认为，最大的利益就是，未来的十年你可以省下来军费五兆，五万亿的台币可以省下来，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年可以省下两万台币。换句话说，这个军费不开支的话，每个人可以分到两万块钱。讲给他们听，不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