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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格·孤独愉悦·长袍夹克·磨砺男人
问：一般人印象里，您比较严厉，比较有攻击性。但我与您接触，感觉不一样。可不可以这么说，您的性格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双重性？
答：不是。不是我性格双重，而是我对是非跟对人的关系两重的。我是讲真理挂帅，讲是非的。他跟我关系再好，可是他是非上不对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吧？我就翻脸。翻脸不是对你不礼貌，立场（上）就会划清界限。所以我基本上，大家怕我的人知道我厉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得理不饶人，并且我感情上面不再松动。我举一个笑话给你看。好比说，你看这个，我这次过生日，你看，陈水扁就搞这个。（走到书房中间指着一张生日贺卡）
问：一个贺卡。
答：（来到会客区，茶几上一堆书）我去年过生日，陈水扁刚刚当选，他已经当选了。４月２５号，（我）６５岁，他也来这个（展示陈水扁赠送《台湾之子》精装书一册，打开扉页）：“敖之吾兄，生日快乐，弟陈水扁。”
问：“弟陈水扁”（笑）。
答：可这个东西对我没有用。在我攻击他的时候，批评他的时候，这个东西对我没用。我看了以后，我也……好比送花来，我看了花……
问：也挺好。
答：小老弟嘛，以前他跟着我的。以前我办周刊的时候，他等于我手下嘛，都跟着我的。我会心肠软一下下，可是我手不软。你懂我意思吧？我杀人不软的（笑）。这就是我。我软硬都不吃。这个对我是没有效的。我是讲理智，讲是非，讲真理。当然，这个是非、真理是由我来决定，也没错。我在台湾这么多年，我说每个人都会骂别人王八蛋，可是我会证明（他）是。攻击你，我是拿证据来，不是说我情绪上说你，不是那样。所以大家觉得恨我，怕我，就是因为我会拿出很多黑资料出来。
问：据我了解，您对家里人、朋友也有温情的一面。但在公众面前却象刀一样，不断劈出去。
答：这不是人格上的两层。咱们讲孔夫子嘛，温而厉。他很温和，可是很严厉。什么叫温而厉？一定在态度上面对你非常友好，可是在是非上他很坚持。宋朝的儒者说，“望之俨然，即之以温”，看起来很亲切的，跟他相处，这个人也很客气。都属于这一类的。他不是两重的做人标准，不是的，而是说，谈是非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敌人；跟是非无关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也有温情，可是并不因为温情就影响到这个大的原则。
问：您这样的性格会不会经常生气？
答：哲学家怎么可以得胃癌呢？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情不愉快，（如果这样）你哲学没学通嘛。所以哲学家不可以得胃癌死掉，就好象神父不可以得梅毒死掉一样（笑）。神父怎么可以得梅毒死掉呢？不搭界嘛。所以我要得胃癌死，我就气死了，不可以的，（我）其实心里蛮宽的。我这个人很象汉朝的那个丞相叫公孙弘，外宽内深。表面上可以嘻嘻哈哈，大家与民同乐，讲笑话，装疯卖傻都可以，可骨子里面极有心机的一个人。可我心机对人没有害处，因为我是以善霸自居，你恶霸，我是善霸自居，我们是可以欺负坏人的。就象我在言论上面，口舌上面我一直欺负别人。你看昨天笑话你没看？昨天台北市“议会”的笑话，《联合晚报》、《中时晚报》登了。台北市新闻处长叫金溥聪，台北市“议员”拿出一张纸来，影印的，给他看，旁边没有说明，这段话，问他这是不是黄色的？他说是黄色的。那个“议员”说这是李敖写的，结果那个新闻处长说，李敖写的就不是（大笑）。然后一个电话打过来，向我解释：李大哥，你不要生我气噢，他们故意骗我，我一时查不出来。你不要生我的气噢。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你知道，他们多怕我！就这么一个小事情，人家都怕我。他宁愿当众立刻改口。《联合晚报》记者访问我，我就讲了一段话，后来昨天《联合晚报》登出来了。我说这个金处长是全世界知过能改最快的人（大笑）。金溥聪讲，说没人敢惹李敖。你问我这个问题，你害我嘛，你故意整我嘛。你拿这张东西给我看，干什么？……整个“议会”笑成一团。大家知道不严重，就知道这个大老虎惹不得、惹不起的。所以一个人能把威信建立到这个样子，能说不快乐？当然很快乐。谁都可以骂。人家说，为什么你骂人不出事？我可以告诉你不出事的原因，我只骂他们，我没有挡他们的财路。我没有跟他们有实际利益的冲突。
问：关键可能也是骂得有道理。
答：嗳，他只恨我，就算了。（如果）你挡他财路，使他钱赚不到了，那可不一样，那不是恨了，那就会找你算帐。
问：就会没完没了。
答：光棍不挡财路。我不挡人财路，我跟人家没有实际来往。所以现代鲁迅不是那么容易做的（笑）。真的鲁迅他有非常世故、滑头的一面，大家看不出来。可他有。我也有，我有一个独立的如何自保的这种方式。里面很多的技巧，不是蛮干的。
问：我觉得您非常坦诚，活得非常真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答：（笑）我在台湾几乎是一个很少说谎话的人。不敢说完全不说，有时候（为）保护一些人而会，基本上是很少说谎话的人。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在白色恐怖时代有一次，他们要整我。那时候我跟人家赌钱，他输了，钱给不出来，他就告我，说我诈赌。说跟谁做呢，跟当时一个电影明星叫蒋光超合作。后来到了法院，蒋光超就说，我当天晚上才认识李敖，我们两人做假牌一定是很熟的朋友，怎么当天晚上就那么熟呢？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乱告。法官问那个人，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李敖做假牌？他的回答有他写的日记。我说我的日记才算，你的日记怎么算呢？你日记说我匪敌我就匪敌，那还得了？当然不成立。法官节外生枝讲一句话，他说李先生，你会不会做假牌？问这么一句话。我问法官说，我说我真牌打得这么好，真牌就可以赢他，我为什么要做假牌，你告诉我？（笑）这就是我在台湾的特色。我不需要说谎话，我可以逍遥自在，为什么要讲谎话呢？为什么要两个我呢？我一个我够了。
问：这个时代，假人太多了。
答：（笑）为什么假人多，告诉你原因，他本身弱者嘛。他不敢强。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么凶悍，因为我有很多条件。第一个，老子有钱，我不靠别人吃饭，我可以讲我自己的话，这就是很难的一点。第二呢，我讲的话，可以出来，就是你封锁不了我。这一次，选举落选以后，我猫了半年，我不做电视了，就休息了半年。当我出来，推出这本书（指新作《上山·上山·爱》的时候，你看昨天，８万本卖掉了。
问：８万本卖掉了？
答：你晓得８万本我又赚多少钱？我可以告诉你，８万本挣多少钱（笑）。一本卖４５０块，我拿百分之二十版税，卖一本我拿９０块，等于几乎拿１００块。卖一本我几乎拿到１００块。你算算看，８万本我能拿多少钱？可是我造势，立刻大家，呵，电视、杂志，呵，这个……一般人你没有这个力量，或者没有这种技巧，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财富。可是这里面不是好玩的，因为我这本书我写了３０年。我就靠着我多少年累积的这个知识方面的、文字方面的能量跟爆发力来混的。事实上，我有什么？没有人，我又不加入（党派），没有属于任何党，也不属于任何黑社会团体。严格讲，就靠这种声势来给我造势或保护我自己。这个东西没有了，就没有了。可是，台湾，在大陆可能也发生这个现象，一个年青人，你要成为名人就很难。你怎么成为名人？台湾只有两个机会，一个就是做歌星，一个就是那个……
问：搞选举。
答：搞选举。人家说我有钱，有钱不行，等你有钱你会老了。象张忠谋这样子，你有名了，可是你已经满头白发了。这个（成名）欲望你不能满足。这不合理嘛。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很多各行各业都可以有知名之士，他们可以出来，台湾就不行。在大陆恐怕也遭遇到一些卡死的，你不是共产党，你本身想混的，先天就不行。荀子有句话，他说“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就是，你有了这个身份没什么稀奇，共产党员现在５０００万，没稀奇；可是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就不方便，至少不方便。它是个消极条件，可是必要的。你知（道在）台湾我不是国民党多么难吗？我做新党（的）“总统”候选人，不肯加入（新党）。开大会的时候，王建煊公开点着名说你怎么不加入我们的党，你做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问我。我说这样才能看出你们肚量多么大，可以找到一个不是你们（的）党员来做……我还是坚决不加入。可是那时候那个３０００多人场合里面，他公开要求我加入。
问：您顶住了。
答：（我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可以选一个党外人士来做它的（候选人），证明你们新党的肚量多么大（笑）。我跟你讲，我走江湖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要立即的反应。好比我在讲演的时候，忽然有人站起来说，你在台湾４、５０年，吃台湾米长大，喝台湾水长大，你不会讲台湾话，你什么心态？站起来问我。我要有一个答复呵。我说我在台湾４０年不会讲台湾话，这个心态跟你们来台湾４００年不会讲高山族的话同一个心态（笑）。同一个心态。对呵，你们不会讲台湾少数民族话。（台湾）原来属于人家的，属于高山族的嘛，不属于你们的嘛。
问：他也是外来的。
答：就是呵。你不会讲（台湾少数民族话）呵。（你）４００年都不会讲，为什么我４０年会讲？可一般外人不会这样强势反应，也许（会说）我笨呢，我没学会呵，象罪人，认罪一样。我都不是的。可是这种反应立刻就要有，你不能犹豫。犹豫就没有力量了。
问：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反应。
答：我一点亏都不吃的（笑）。
问：有没有刻意地与社会拉开一个距离？
答：那个有，那个有。我给别人的形象就是厉害得不得了，凶得不得了，我也好象有点吓唬别人的味道。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不是。我之所以这样是有道理，因为你无法以一个好好先生面貌出现，因为那样的话你会被烦死。大家什么事情都求你帮忙，向你借钱（笑）。或借书不还，真是麻烦死了（笑）。
问：（笑）借书不还是比较麻烦。
答：所以我基本上跟别人是区隔的。你看，（指书房窗子）那个窗户，两层窗户关起来，窗帘一拉。我跟别人有区隔的。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把我自己关在家里五个半月。五个半月都不出门，不下楼的。五个半月之久。一般人没有这种定力。短时间，几个小时或一两天还好，可太长久了，他就觉得很闷了，或者得忧郁症了。我在家，一个人自得其乐，高兴得要死。要有这个本领，有个人这个……爱因斯坦所说的叫做“孤独的愉悦”。我是孤独的，可是我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我在知识方面可以得到一种定力。你看我这本小说（《上山·上山·爱》也讲了这个。人间最快乐的事情是男女之间的事情，这是最快乐的。可是这种事情不可长，不可久，不能２４小时这样玩。下一个层次就是知识上的快乐。可是这种快乐不是一堆人在这搞斗争的，而是一个人做研究工作的。我的写作就是。
问：你好象比较喜欢通过服饰来传达一些理念。年青时喜欢穿长袍，现在又常穿红夹克。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答：很多都是偶然。好比说我穿长袍，因为我没有西装，我爸爸留下长袍，就穿了，最后就变成了标志。红夹克也是。年纪老了可能喜欢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的。5年以前，我做电视的时候要买一件夹克。我穿的（是）最保守的样式，可是现在年青人的夹克都是花哨一点，不是领子花哨，就是袖子花哨，那天我看见那件夹克最保守，结果就买了，就变成了红夹克。我在穿上面是很旧式的。你看我家里，一般人家里看不到，都是什么酒柜，什么壁炉，金玉满堂那种装饰；我这家里，旧特色的一个家。
问：很古色古香的味道。
答：因为我喜欢的装修也是如此。新英国式的，法国式的我就不喜欢，它太花哨了，宫廷式的，太花哨。
问：国民党让您坐过两次牢，禁过９６本书。对一般人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对您来讲，这段经历起了什么作用？
答：基本上，它是一种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