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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绝对的理论家。他对自己理论的实际应用没有丝毫的兴趣。他的E=mc2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式———它表示任何已知物质中未释放出来的能量。但是爱因斯坦不愿意沿着大街去看一个反应堆制造原子能。他的光电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却认为这一系列方程式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他也没有丝毫好奇心去观察他的理论是如何使电视成为现实的。
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的一个难题是他的名声。他创立的理论十分深奥，只能使当时很有限的少数科学家感到激动，但是他的名字却在文明世界家喻户晓。他对自己造成的这种现象困惑不解。他说：“我有过好主意，其他人也有过。但是我的幸运在于被接受了。”社会公众如同洪水暴雨似的对他表示关注使他感到困惑。人们想会见他，陌生人在大街上会停步向他凝视和微笑，科学家、政治家、学生和家庭主妇写信给他，甚至他身上的东西，哪怕一颗扣子，也成了别人的圣物。以色列人民还请他去当总统。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受到这种关注，为什么要把他作为与众不同的人突出出来。
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毛衫加一只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爱因斯坦只好要求冯·卡门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卡门为他在洛杉矶奥列薇拉大街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而远近闻名，因此，他走在大街上从未碰上过麻烦。结果谁也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闻名世界后，许多国家邀请他去讲学。一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火车站里，官员们准备好了要为爱因斯坦的到来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却久久不见爱因斯坦到来。原来，爱因斯坦从另一个小站下了车，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拎着小提琴，徒步向皇宫走去。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立刻就坐下了。
他拒绝著名作家的来访或很有成就的画家为他画像，很少有例外情况。只有一次他改变了态度。一位画家请求为爱因斯坦画像，自然被爱因斯坦拒绝：“不，不，不，我没有时间。”画家坦率地说：“但是我需要使用靠这幅画所得的钱啊！”爱因斯坦回答：“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当然可以坐下来让你画。”
这样一个按照自己的古怪方式生活、生活得非常自我的人是很难和别人相融合的。
他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是他大学的同学，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出身于大学教师家庭，对家务并不在行，曾在学术上有前程。在爱因斯坦成名后，他同妻子的关系渐渐紧张起来。在他获得第二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思考和生活习惯，与妻子的关系终于无法维持，两个人只好分手。
后来他同爱尔莎结婚。这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家里的一切变得井井有条。他的妻子喜欢招待朋友到家里来喝茶，有时她为了让爱因斯坦休息一下也会叫他下楼和他们一起聊天。他的回答往往是粗暴的声音：“不！不！我不！再这样打扰我，我简直受不了了！”爱因斯坦并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宁静的思考，而不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他差不多独自生活在小阁楼里，那才是他自己的天地，他在那里几乎与世隔绝，全身心地和他研究的宇宙结合为一体。他在孤独中体会着快乐。
1936年，爱尔莎病逝。此后，更深的孤独一直陪伴着他。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居里夫人、妹妹玛娅在内的亲朋好友相继去世，他遭受了沉重打击，孤独感伤不时流露出来。特别是当他看到，由他和一些科学家为了维护和平而建议美国研制的核武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时，他自责不已。
1955年4月18日，76岁的爱因斯坦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在昏迷中含糊又痛苦地用他的母语急促地说着什么。这是他最熟悉最自然的语言，也是心底里最感温暖和痛苦的东西。
杰出者的存在确实令世界精彩，但是成为杰出者的代价也十分巨大。他必须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追求做出奉献和牺牲。长时间地专注于专一的工作，会经受来自别人和自身的痛苦和寂寞。所以，绝大多数杰出者都成了难以相处的人：一方面自己经常生活在煎熬中，一方面给那些亲近他们的人带来苦痛。曾有一家英国报纸用一个标题概括地对此做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爱因斯坦=天才…可爱”。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同时忍受了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长期孤独：为了专注于工作，他与亲人朋友保持距离；为了坚持信仰，他离乡流浪。应该说，为祖国所抛弃让爱因斯坦在精神上丧失了大部分的归属感，如同无根的浮萍一般。他就是在驮着这些枷锁、一步步地向前爬行。自然，越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成就越在极端上，越不易被人理解，所受攻击也越厉害。
不过，世界会永远怀念像他这样的伟人。20世纪末，在英国的两家著名杂志社的民意调查中，爱因斯坦都被列为上个千年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人。
☆人生在世没有人不想往上走，走得越高越好，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壮阔！可那却一定是个缺热、缺氧又人烟稀少的地方。为此，像尼采、凡高这样的人，精神都不再正常。也许，这会令许多人害怕。所以，在成功的路上，人越走越少。
☆“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真正能“红杏出墙”的很少，大量的天才夭折在成长中。知道这个道理又义无反顾的，才把伟大留在世上。
NO。22
成功必须付出代价，越成功的人代价越大
———“爱因斯坦＝天才…可爱”
爱因斯坦在科学史上的尊崇地位至今无人能够替代。但是，他却说：“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
引子
悟道
《千万别成熟》 第四部分有无相生，什么都没有就有了（1）
有无相生，什么都没有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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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有一位女士，改革开放之初她要创业，就准备了一笔资金，找了1个硕士毕业生，4个大学毕业生，还有1个小姑娘，注册了一家公司。到了公司成立的时候，这些人问她，公司做什么业务？她说不知道。因为她没有什么经商的知识，没过多久，她的公司就只剩下那个小姑娘了。后来，她承包了一个部队的招待所，开了一家饭店。因为她不懂经营，很快就又赔得不能营业了。
这时，她的心情坏透了，为了给自己透透气，就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上街去遛。走着走着，有一个人问她：“你的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没心思说衣服的事，漫不经心地说是自己做的。接着又有第二个人问她：“你的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她仍然没有在意。到了第四个人问她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做几件衣服试试，看能不能卖出去？
回到家里，她开始做衣服，又把衣服送到商店，跟人家商量，能不能代卖？商店里的人看这衣服还不错，就答应了她。出乎意外，她的衣服几天就卖出去了。于是，她做起衣服来。不过，很快她就不再自己做，而是找到服装加工厂，请他们批量生产，然后拿到商店销售。
就由这儿开始，她逐步地了解社会，学会做生意。今天，她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1963年出生在河北文安县农村的戴玉强，对唱歌有一种自然的爱好。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跟着广播天天学唱《祝酒歌》、《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这些文革后最早的流行歌曲。渐渐地，他从兴趣开始萌发了以后要吃这碗饭的念头。在他的心目中，歌唱家是神圣的，北京也是神圣的，所以在他的意识里，凡是歌唱家都在北京，要实现梦想，就要到北京去。为了去北京，高中毕业他选择了北京煤矿学校———这个没人知道，也没有多少人想去的学校。
在中专里，戴玉强对他的建筑专业几乎没用多少心思。上课的时间，都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度过的。他还经常去政协礼堂、首都体育馆听音乐会。等音乐会结束，下了地铁，往往就要跑回学校去，因为时间太晚，此时公交车早就没有了。还好，他是学校的文体骨干，拿过北京市中专运动会长跑冠军，北京市环城长跑第一，所以，跑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毕业时，他的成绩勉强及格。他曾想靠着唱歌、足球、跑步等方面的出色表现留在学校团委，但最后，他被分到了山西太原古交矿区的建筑队，当了一名技术员。
进了北京，又离开北京，戴玉强觉得自己离理想越来越远了，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追求理想的脚步。
19岁时，他第一次听到《我的太阳》这首歌，帕瓦罗蒂那宽厚高亢的歌唱和意大利美声如行云流水般的旋律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自此，他对美声的迷恋不能自拔。现在工作了，他攒下了前3个月的工资，又借了一些，买了一个0元的录音机。这样，他就能天天听歌了。
在建筑队，戴玉强扛材料、和灰浆、挥着瓦刀砌墙，实习期满就当上了副队长，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人生的路就这样走下去似乎也是一片光明，但戴玉强绝不是把理想当成获取功利手段的人，他没有因为得到了这些而满足，在他心里，要唱歌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梦。工作之余，他天天跟着录音机向著名歌唱家们学习唱歌，他连乐谱都不认识，却学会了几乎所有的歌。他还偷偷跑到中央音乐学院考试，一试就被刷下来了。他知道了，光会唱歌，还远远不是一个歌唱家。
后来，他开始自己花钱上北京找老师上课，一个月不多的几个钱都用在这上面了。一次戴玉强从北京回太原，买火车票时发现钱不够了，还差一毛多钱。他想找售票员通融一下，人家却以为他是个捣乱的。戴玉强没办法，想了想，就开始在地上找钱，还真找到了一毛多。他数了数，还差一分钱。可是火车快开了，没时间再找了，戴玉强赶紧跑到售票处：“同志，我还差一分钱，这趟车马上开了，你看能不能……”“不行！”戴玉强话没说完，一大把零钱又被推出来了。带着屈辱愣在那里，戴玉强活活急出了眼泪。
工作两年后，山西省歌舞团要招一个进京学习的歌剧班，他赶紧去报了名。唱几首歌，朗诵一首诗，戴玉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他终于实现了进京的愿望。但是进京的代价也很大：公职没了，工资待遇没了，以后还要边上学边挣钱交学费、养活自己。父亲阻拦，单位挽留，他还是走了。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但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玉强成为辞职大军的先行者。为了实现理想，他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歌剧班3年，戴玉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在学校学习高雅艺术，在校外卖苦力。他干过装修、卖过旧电器、当过监工、跑过采购。期间还到中央音乐学院参加过一次考试，还是没考上。
学习结束后回到山西省歌剧院，发现根本没有歌剧可演，于是，他又一次辞职来到北京。为了省钱他不吃早饭，到中午买张大饼，吃一半留一半到晚上再吃，1？郾80米的大个子经常饿得头晕眼花。生活这样艰苦，但他却说：“生活条件差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事业上的失败！”
《千万别成熟》 第四部分有无相生，什么都没有就有了（2）
终于，1990年他考入总政歌剧团，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