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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前言后语
两位青年朋友李钧和孙洁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化名人在中国”这套丛书编选了这本《尼采在中国》，从这本书的目录和编选后记来看，他们对尼采其人及其思想在中国研究的历史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对尼采其人和其思想在中国介绍传播的复杂经历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并不是盲目地埋头于故纸堆中，为完成任务，不加选择、胡乱去编造一个“豆腐渣工程”。记得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论选本》的文章，提出了对选家的认识、要求与看法，我认为这个选本是契合鲁迅先生对选本的严格要求的。
本书分为三个篇章，前一部分是“述评编”，第二部分是“应用编”，第三部分是为“迻译编”。“述评编”选取了从清末一九○二年到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期间，不同人品才学，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政治追求和审美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论述尼采的篇章，其中或褒或贬，各有分见。“应用编”选取了这一个时间段受尼采影响而出现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迻译编”选取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译介尼采作品的文章。中国与西方不仅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而且语言结构和表述方式也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学者认识西方文化思想现象，总是从本土观念出发，对对象进行“类我”的改造加工。翻译是一项典型的文化再创造工作，中国学人翻译外国作家作品时都多少带着自己对这位作家的认识与评价，正如郭沫若在翻译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说的：“我译尼采，便是我对他的解释。”“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是尼采的虚像。”因为翻译和接受一样，都不是简单的移植活动，而是经过译者和接受者选取、消化、改造、融合的过程，其中必然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换言之，他们（译者和论者）接受的已不是原型文本，而是经过了改造变形的东西，是对原型文本的一种“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收入的文字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地点和文化条件下的中国人的尼采观。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本，它基本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开放性的政治文化环境里，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强有力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在前后两次历史的觉醒后，适时地发现尼采和锲而不舍地引进尼采的情况。
但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在外寇内奸交相为祸的历史动乱、在痛苦的曲折反复中举步维艰地前进的国家，其中充满了封闭与开放、专制与民主、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剧烈矛盾与斗争。一九四九年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中建立的新政权，又由开放走向自我封闭，对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取抗拒、怀疑、批判和禁止态度。六十年代，上海有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一种形象化批判。当时，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精神文明是毒害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腐蚀剂，或是糖衣炮弹。这种文化态度，看似马列主义，其实是小农意识的体现。再加上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流行的现代派文学艺术思潮，如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的作家作品和哲学社会思潮，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采取了查禁封锁的措施，这也给中国文化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然而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尼采，接受了尼采。尼采，正如他在上半个世纪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文化一样，在新时期，他又以新的思想穿透力再一次冲击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新变种——左倾教条主义。如清末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知识分子第二次觉醒了，对自己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再一次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从这方面看，尼采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动乱与变革。但又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惰性”，中国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很快又接受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可对西方的精神文明仍抱有偏见，一直警惕提防，就像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只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叫做声、光、化、电），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精神文明，包括尼采在内的西方现代派思想家才又缓慢地进入中国。
由于本书所选文章只限于本选题的前一部分，即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但为了全面深入地反映尼采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我建议编选者再多花一番力气，多下一番苦功，尽力补选、补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尼采重新进入中国，各家的评介文章。因为本书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在中国”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现在的这个选取工作，只完成了“尼采在中国”的早期部分，只能算上编，我感到有些美中不足的遗憾，我期望着能尽快读到下编，套用一句过去流行的话语，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杰作”。
是为序。
二○○○年二月二日在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