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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蚕吕础！∫溃芡炒笱∫唤崾业娜犯械浇钇Ａ×耍械阆窀盖壮Ｋ档摹案弑涑煞健蹦侵指小【酢Ｎ摇〉牧成翟诓缓谩Ｒ晃慌缡蛹钦呒蚁鲁担闯骞窗丫酃獾贫宰嘉遥彝蝗徊恢搿！》ū劝吕屎螅床┒虐补酢〔┒虐惨皇溃˙audouin I， 1930—1993） 比利时国王，1951年7月17日登基； 1960年娶西班牙贵族之女法碧奥拉（Fabiola，1928— ）为王后。
遗孀有一天曾对我说过：“亲爱的，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始终要有先见之明。”千真万确！ 要以防万一。而我的性情不是那样。我喜欢在林间小 道散步。大凡冒风险的事，都会使我紧张。不管怎样，我并非不理会，只是生怕这位记者 提些不得体的问题。后来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又过了一遍那些重要时刻，想到下午开始，在 科雷兹和亲友们开心地共进午餐之后，又马上乘飞机返回巴黎。总算放松了一阵。因为，我 们降落在布尔热机场时，已有一些带着摄像机的摩托车记者等候。我并非看不出兆头，也感 到很紧张。“摄像记者竟然来到布尔热机场，他们一定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是投票之后的 民意测验对他有利……不过，我还想到，利奥内尔·若斯潘从特加贝勒回来的时候也曾受 到同样的待遇。总之，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这些摄影记者骑着摩托，手举摄像机，没 有任何视点，紧贴着我们的轿车……车驶出时，我摇下窗玻璃冲他们说道：“别靠得太近。 会出事的！”
● 帕：激动之余，5月7日夜晚，您还有什么深切感受？
贝：自豪。为丈夫高兴。一种来之不易、当之无愧的感觉。因为竞选之战相当残酷 ，直至最后时刻还尚无把握。
● 帕：您丈夫获胜之夜谈及您的话，还想得起来吗？
贝：记得一些。我不喜欢失败，尤其不喜欢他失败。这意味着我的全部。不过，我 再说一遍 ，竞选之战太严酷了。毕竟他是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1988年竞选失利后，我一直很痛心。 您记得“40岁事件”吧？ 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政坛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当时，各地一些40岁左右的市长 或议员经常聚会讨论，提出一些改善法国政治制度的新观点，以期改变政治老龄化的问题。
，以至著名记者德尼·博杜安在其书中写道：“人们 不会三次都上同样的菜！”当我丈夫决定参加1995年总统竞选时，我确实非常希望他能大功 告成。失败虽残酷，却是成功的造就者。我不相信法国会有人不经过考验和失败就成为国家 元首。必须要有各方面的丰富经验！我深切希望丈夫成功。我认为所有做妻子的都会这样。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进展不顺利，也并非世界末日。生活中比竞选失败更糟糕的事情有的 是。比如，人们无法把一个生病的孩子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对于和谐的夫妇，妻子 总希望丈夫在他选择的事业上有所建树。5月7日晚上，我深深为他高兴，附带地也为 自己高兴。
第一部分第二章 要当心推土机（1）
● 帕：您跟我说过，您丈夫告知他要投身政治的时候，您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您是否 很快感到这一决定要您改变个人的生活吗？
贝：由于我丈夫1967年3月首次当选为科雷兹省议员，一切都来得太快了。10天之后 ，我在家中接到戴高乐将军副官吕兰上校打来的电话。“这里是爱丽舍宫，”这一突如其来 的电话令我忐忑不安。吕兰上校的话立即让我放下心来。“夫人，将军要见希拉克先生。” 我惊喜不已，答道：“好的，我就转告他，他正在整理文件。能告诉我与您联系的电话号码 吗？”接见的日期定了下来。父亲对我说：“这可是晋升考核。”那一天，将军留了他一小 时。他相当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因为，如您所知，继1967年立法选举后，我丈夫便立即进入 到戴高乐将军主持下的乔治·蓬皮杜政府任职了 1962年4月13日，戴高乐将军任命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 1900—1974 ）组阁。经马提翁宫秘书处经济顾问、政治学院校友贝尔热的介绍，希拉克从审计院调入该 处工作，负责会议记录等，后任总理办公厅特派员，受到蓬皮杜的直接培养和大力提拔。 。
● 帕：而您本人呢？也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接见了？
贝：在戴高乐将军接见我丈夫后不久，他和夫人邀请我们共进午餐。他们很喜欢组 织六人一桌的午餐。因此在座的还有埃德加·富尔夫妇 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法国政治家，两任总理（1952年，1 955年）和国民议会议长（1973年）。作为戴高乐将军特使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 总理等接见，曾为中法建交做出重要贡献。
，我对此留下深刻印象。您相信吗， 将军非常谦逊，不拘礼节，更令人感到他的威严。我记得很清楚，大家来到面朝爱丽舍宫街 的那个大厅，即后来由蓬皮杜总统下令改建的保兰厅。起初我坐在椅子前沿，丈夫示意我 往后 坐，他担心我朝前晃！而将军显得彬彬有礼。那些伟人，真正的大人物往往这样平易近人。 入坐时，将军见我有些局促不安，便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其实，将军了解我的家庭。我的 叔叔若弗鲁瓦·德库塞尔是他当年的副官，曾任爱丽舍宫秘书长多年。将军询问我有几个孩 子。我回答：“有两个女儿。”他又问：“她们几岁了？在你们住的区上学吗？”这些话我 依然记得，犹如发生在昨天。当时话题一转，情况变得复杂了。将军突然问道：“那么，请 问夫人，科雷兹的榆树长得如何？”多窘啊！科雷兹有榆树，我是略有所闻，而有关生长状 况，则一无所知……幸亏，我丈夫是科雷兹人，插话替我解了围：“将军，许多榆树都病 了。不过，我们觉得已找到相应的医治方法。”雅克总是那样善于敏捷对答。他是做事手脚 很快的人。
● 帕：戴高乐夫人待你们怎么样？ 伊冯娜·旺德鲁（Yvonne Vendroux， 1900—1979）， 法兰西伟大女性，1921 年4月6日与夏尔· 戴高乐结婚，一生跟随将军丈夫叱咤风云，曾创办安娜·戴高乐基金会 ，久经考验，德高望重，被誉为国母式人物，堪称第五共和国第一夫人楷模。1979年11月8 日与世长辞，与9年前逝世的丈夫和20岁因残疾早亡的小女儿安娜合葬在科隆贝，为世人永 瞻。将军在回忆录中曾说：“……我的妻子，要是没有她，我则一事无成。”
贝：像母亲似的，非常和善，同样尽量使我不拘束。她看出我显得胆怯，因我只坐 在椅子边上。我记得她很欣赏有教养的人。如果我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那她对我可能不会 那样的盛情。就餐后，我们到一边聊天。戴高乐夫人把我单独带到客厅的一个角落，而将军 则和我丈夫坐在壁炉前寒暄。在茶余饭后闲谈时，将军问了我一个问题，使我愣住 片刻，这无疑触及我生活中许多事情的由来。他问我：“夫人，当想消遣的时候，您喜欢做 什么？”顿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照管两个孩子！显然，即使我有时后悔自己不曾 就业，但这也总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未为消遣而做点什么。我 一直忙于家务，把时间花在照看孩子上，一切都围着小家庭转。自那次午餐后，我就寻思要 找个事做做，该多少为自己着想了。那时大女儿洛朗丝刚9岁，小女儿克洛德不到5岁。我想 ，女儿们可能不再需要我总在家里待着。过不久，我又到一所大学注册进修。我丈夫当时已 是农业部长，顾名思义，他很少在家，总在外翻山越岭。我向他宣布自己回大学攻读考古学 士学位时他所说的那些话，在此不想与您重提。开始的时候，他竭力阻止，说什么：“真可 笑，您这是自找麻烦！”但我顶住，一旦我主意已定，他还是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他甚至 还因此感到相当自豪。我在巴黎一大注册，用我结婚前的姓名。同学对我都很客气。取得学 士学位，我攻读硕士，遗憾的是，我没能完成“石头，15世纪卢瓦尔河地区的建筑材料”的 论文。因为，很快赶上了1977年巴黎市政选举，必须不停地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爬楼拜访 选民。我那时只能放弃攻读，因为我的精力已转向其他活动……
● 帕：重操学业；显然是要求自主吗？
贝：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要自己决定。又比如，最近，我们在海边度假。旁边有 个 方圆3公里左右的海湾。大家是一群朋友，还有我的女儿克洛德。就说坐船横渡海湾吧。当 有人高声 地喊道：“来吧！大家都游过去！”我很想跟着去。丈夫对我说：“喂，您干吗总想做点名 堂出来……您不再是干这个的年龄了！”然而，我还是跟着去了！要是听他的，我一事 无成！只能端坐在长椅上，干等在那里。有时，该下水就莫犹豫。
● 帕：是否可以说，您丈夫改变了您的个性，并迫使您表现出来？
贝：作为希拉克的妻子，不能太没有个性！否则，会冒被压垮的风险。乔治·蓬皮 杜总统 有一天曾对我说：“要当心这台推土机！”这是他给我丈夫起的绰号。因而，为了更好地追 随他、陪伴他，千万要把住这一关，并学会独立自主地生活。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愿被压倒 。同1967—1968年我和戴高乐夫妇共进午餐的情形相比，我肯定是改变了，幸亏这样。每到 外 地期间，我时不时感到一些普通百姓和总统夫人握手显得很胆怯。因此，我总尽可能保持自 己的 本色，让人觉得容易接近。当然，不可否认，丈夫在我个性的培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 结婚较早，并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自他选择从政之时，我就尽一切所能陪伴他，与之相依 为命。我总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不断调整自己所应充当的角色。如果我不是嫁给他，我也许 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个性肯定也会不一样。22岁的时候，我很多方面还挺幼稚，后来学会 了许多东西。让—吕克·拉加戴尔曾就此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妻子，好妻子，总是夫 唱妇随” 让—吕克·拉加戴尔（Jean…Luc…Lagardère， 1928— ），法国大财团老板，马特 拉—阿歇特媒体出版集团董事长。曾主管欧洲一台、电视五台、创办雷诺空间、重振汤姆森 公司等，堪为涉足广深、善于开拓和经营有道的“全才人物”。。
● 帕：丈夫也应该妇唱夫随呀？
贝：当然，有这种情况。安东尼·韦伊和西蒙娜不就是如此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 1909— ），法国女政治家，曾任卫生部长、 欧洲议会议长。。
● 帕：您的意思是说，您为这种政治生涯牺牲了很多？
贝：我们已做出选择，找到了平衡点。天平有两端。我呢，同样投入并致力于不要 出 现失衡。于是，我当选科雷兹省参议员。当初，我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丈夫，后来我爱上了这 一工作。自他涉足政坛，我也很快明白自己必须效仿，而且，也要在科雷兹从政。因为，不 少从政家 庭的破裂，我见得多啦。议员们的负荷太重，他们在国民议会占有席位，又往来于所属的 选区，尤其选区不在巴黎近郊。对于家庭生活，这实在不很理想。我一开始就在帮助丈夫， 自1966年冬天他第一次参加立法选举算起。为尽可能紧紧跟随他，我一直对其行动起辅助作 用，尤其在社会事务方面。比如，我去探访老年医院和养老院。他没有时间拜访一些市长， 我就前去代访，并把记录带回来。对于我参加在科雷兹的地方选举，他一贯表示支持和鼓励 。二十多年来，我为能在省议会代表科雷兹镇而深感自豪。我非常珍视这份信任，珍视数次 参选连任的使命，这一任务也使我获益匪浅。
● 帕：从政生涯成功之夜就意味着非要夫妻双双投入不可，并朝同一方向并驾齐驱吗 ？
贝：这个我不完全认同。我甚至准备打赌，有朝一日共和国总统的妻子将有其职业，并 保持下去。她可以当律师、医生或研究人员，她为何要放弃一切呢？的确，在美国，希拉里 为成为第一夫人而放弃了在一所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职位。不过，也出于其从政雄心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