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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佑重臣 ，司马光本人还差点被刨棺掘墓，“元祐党人”成为当时群臣恐惧的一个罗织罪名。北宋朝廷经这么大折腾，元气尽伤。同时，宋哲宗本人的宫闱生活也乱七八糟。他自己身子骨弱不说，内宫又闹厌魅之案，无数宫女和太监搭上性命，正宫孟皇后也牵连被废。
元符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一病不起，才折腾六年，国事没有丝毫起色，他自己先“驾鹤西归”了。可悲的是，宋哲宗死后无子。由此，他同父异母弟弟端王赵佶被推到前台，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宋哲宗驾崩，当时，哲宗的嫡母是向太后，就劝哲宗生母朱太妃，说哲宗临崩表示要立自己的弟弟端王。朱太妃善良妇人，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对此不置可否。
于是，向太后垂帘问政，询问继承人问题，执政大臣章惇“厉声”答道：“依据礼律应立母弟简王（即哲宗的同母弟）”。向太后不愿再立哲宗的母弟，就不接章惇话头，继续对下面其他大臣说：“神宗诸子，申王年纪最长，但他有目疾；再往下就是端王当立。”在场的几位大臣如曾布、蔡卞、许将都很讨厌章惇。他们私下各自心中打小算盘，章惇没有和别人商量就公然在朝堂上自己单独提出侯补帝王人选，倘若哲宗母弟简王为君，日后新帝追念“拥立”之功，肯定又是这位本是宋哲宗宠臣的章惇莫属。为此，几位大臣们纷纷附合向太后，“如皇太后圣谕极当”，章惇一下子在朝堂上成为孤家寡人，刚才的汹汹气势也融冰般消解，只能“为之默然”。
“先帝（宋神宗）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向太后终于在大宋皇庭上为新君赵佶做出总结性的推举评语，使得这位本来一心喜爱诗词书画的王爷能够兄终弟及，登上本来离他并不很近的皇帝宝座。
“徽宗未立，（章）惇谓其轻佻不可以以君天下。”《宋史》徽宗本纪的结尾赞语中有此言语。章惇是历史上有名的奸佞之臣，但他确有“识君”之才。章惇并非高俅那样的浮浪子弟，也不是蔡京那样的轻薄之才，此人“豪俊、博学善文”，年青时与大文豪苏轼相交甚厚。宋仁宗时，章惇与其侄章衡中同中进士，由于他侄子当时是殿试第一的状元，章惇一气之下竟不去接敕令任官，重新再考下一科。宋哲宗继位后，他自称有拥立功，大行因扰民而被废止的王安石“新法”（王安石是提拔章惇的“恩公”），诋毁司马光等大臣，劝说宋哲宗对司马光、吕公著等死去大臣剖棺掘尸，株连亲族，可谓是穷凶极恶。这位老章官报私仇，朋比为奸，屡兴大狱，并在西北与西夏挑起边衅，屡战屡北，丧兵失地。章惇如此不堪，却有两件事还值得称道，其一，就是他执掌朝权时从不滥封亲友，四个儿子都是籍籍无名的小官；其二，就是他有超凡的识人之明，深感赵佶不能继统为君。
宋徽宗继位不久，即贬章惇出外。不久，这位权臣就于贫困之中死于睦州。即使死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估计章惇还能有颜面于地下会见北宋先前诸帝：
“我早就讲赵佶这小子不能为君，现在好了，北宋近二百年的江山都毁在他手里！”
宋徽宗赵佶继位后不久，就重用与他气味相投的一帮文人哥们和宵小，其中以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最为“知名”，时人称之为“六贼”奇怪的是，大名鼎鼎的高俅在《水浒传》中虽名列奸臣第一，但《宋史》中根本没有他的单独传记。在南宋作家王明清的史料笔记《挥尘后录·卷七》中，有如下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在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曾布），文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王）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佑陵（宋徽宗）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端）王云：’今日偶忘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端）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致晚，遣（高）俅赉往。值（端）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当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奴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其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卫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高）俅始也。父（高）敦复，复为节度使。兄（高）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座。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苏东坡一家），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候甚勤。靖康初，佑陵（宋徽宗）南下，（高）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高）俅独死于牖下。”可见，高俅还是大文豪苏东坡的门下，而且为人还算忠厚，富贵后对苏氏子弟也很照顾。他凭机缘攀龙附凤，加之一脚好球技，平生好似无甚大恶，而且善终于家，死的非常是时候，免去北国和徽宗一起风霜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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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中人”宋徽宗（2）
“六贼”诸人，为了满足宋徽宗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滥增捐税，于天下搜集奇花异石，费百万役夫之工，在汴京修建可列入“世界之最”的宏伟“艮岳”园林，放养珍禽怪兽成百上千万于其间，耗费钱财无数，北宋国库多年的蓄积为之一空。试想一下，当时的东京汴梁（开封）距江南千里迢迢，巨石奇木，经陆路、水路络绎千里，役夫无数不讲，一路上累死、病死、淹死无数人，加之不停对民众破屋坏墙，践田毁墓，致使天下嚣然，民不聊生。此外，这位皇帝还酷信道教，于国内遍建宫观，自称道君皇帝，没事就和一群道士相聚一起作法行祭。在赵佶治下的二十五年间，除了他宠信的奸臣以外，惟一快活的只有狗。赵佶属狗，所以他下令全国禁止屠狗。
宣和二年，由于宋廷到处奇石巨木，人民贫苦不堪，最终引发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睦州方腊的造反。方腊本是个邪教头子，趁民众为“花石纲”所扰，他就以摩尼教为号召，聚集之命，起兵作乱，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劫良民为兵，接连攻陷青溪等地，共陷六州五十二县，一直打到杭州。在半年多时间内，近二百万人民在“方腊之乱”中死亡。究其实也，方腊也只是个小巫汉而已。最初起事时，方腊老婆红妆艳饰，打扮得如同一个娘娘，然后以一个大铜镜缀嵌于前胸，轻移莲步，对着太阳行走，远远望去，光彩夺目，愚民不知，争相传言方腊夫妇有祥瑞，一哄而起，渐成燎原之势，致使广大江南人民在苦遭“花石纲”荼毒后，又吃这帮贼寇的“二茬苦”，受“二茬罪”。虽然最终方腊被平灭，但北宋的根基已经受到了严重动摇。
一直在北方与宋朝对峙的辽国，晚期已经高度汉化，在“澶渊之盟” 后，有一百多年与宋朝相安无事，与宋朝本来算是“友好兄弟邻邦”。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大太监童贯出使辽国，辽人见这位没胡子的公公到来，不免言语之间有嘲笑之意，礼数上也有不周之处。太监被割去命根后心理就原本就有些畸型，如今身为堂堂大宋使臣，竟然被一帮辽人看上看下地窃笑，变态的大公公报复心顿起，忽喇剌一下子变成大爱国者，在卢沟河畔私自接纳从辽国叛逃的燕人马植，一起回至汴京。接着，两人一起建议宋徽宗联合刚刚兴起的女真人一起夹攻辽国，事成后宋得燕京，金取中京。
金人虽剽悍粗蛮，也是粗中有细，盟约中已经有附带条件：“与宋夹攻辽国，双方一同攻取的就平分，金人自己攻占的就完全归金国，不在分割之议。”
对于当时宋朝伐辽，当时的宋朝大将种师道就谏劝过：“今日之事，有如盗入人家，既不能救，又从而分其宝也，毋乃不可乎？”文臣王庶还曾对种师道讲：“国家（宋）与辽，百年之好，今视其败亡而不之救，毋乃基女真之祸。”另一个文臣宋昭对当时情形也有清楚、中肯的分析：“比年以来，北虏（辽国）为女直（女真）所困，势已穷蹙。顾谓与女直合从，腹背攻讨，则扑灭之易，易于反掌，此亦不思之甚。夫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指宋朝）之福，徒为女直之利。北虏（辽国）足为夷狄，然已久沾圣化，颇知礼义，百余年间，谨守盟誓，不敢妄动者，知信义之不可渝也。今女直刚悍善战，茹毛饮血，殆非人类。北虏以夷狄相攻，尚不能胜。倘与之邻，又将何求以御之乎？”
此外，宋朝大臣如孙尧臣、蔡元长等皆上书极谏，劝宋徽宗不要轻启兵衅，“以百年怠玩之兵，当新锐难败之虏；以久妄闲逸之将，而角逐于血肉之林。”
宋徽宗皆不听，好大喜功，以图全复燕云十六州旧地。不久，辽朝果然败亡。此时，宋朝如果坚守边境，拾取些残地余民也就算了，偏偏宋徽宗文人性情，爱惹事端，他亲以瘦金体御书密诏，派人暗送给已成俘囚的辽末帝耶律延禧，说：“若来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赐甲第，极所以奉养。”天祚帝得书大喜，整治行装暗中准备从金营跑掉，想窜归宋朝。金人搜得宋徽宗手诏，大怒，遣使诘问斥责：“始与我盟誓，今又写诏书，招纳我叛亡！”金人把柄在手，为日后翻脸找足了借口。
由于北宋官兵长年腐败，战斗力极弱，屡屡出师不利。联金伐辽的战争初期，宋军遇见被金兵打得大败的辽军，本来想趁机捞个便宜，却时常被这些原本的败兵败将打得狼狈而逃。面子丢了还不要紧，让女真人一下子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赫赫大宋原来是徒有虚名，其实完全不堪一击。
灭辽之后，金人一鼓作气，如入无之境一般，迅速攻入宋境，包围宋都汴梁。被派去太原祝贺金人俘获辽国皇帝的大太监童贯，没高兴几天，刚刚出了一口恶气，忽然发现本来是同一战壕战友的女真哥们对待自己还不如先前辽国人有礼，不仅随意叱骂耻笑自己，金军还搂草打兔子，不停地收纳辽国城池，连陷宋朝土地。已被封为广阳郡王的童公公再也不要那本来就没有胡子的老脸，趁金国人不注意，一口气逃回东京汴梁。
宣和七年，惊吓过度的宋徽宗下“罪己诏”后，把帝位内禅给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宋钦宗登基后，改年号为靖康。
金朝初围汴梁之时，兵力不过五万人。太常少卿李纲劝阻了被吓得肝胆俱理裂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主持城防，有效阻挡了金兵的攻势，加之各地勤王兵马纷纷来到，总数有二十万之多，形势对宋朝非常有利。如果将师有方，兵民得力，二帝能临机决断，双方夹击，一举攻灭金军主力绝非什么难事。然而，赵佶父子的文弱和怯懦估计是遗传显性因子，加之平时一起诗文唱和、主执朝政的大臣多数是“主和派”，钦宗皇帝下令各地勤王兵马绝不能进攻金军，并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给金国，孝敬金银财宝无数，并尊金朝皇帝为“皇叔”，才换得金人暂时的撤围。
“性情中人”宋徽宗（3）
金军北退后，宋钦宗把童贯枭首都市，贬斥蔡京一帮奸佞贼臣。心有余悸之下，他同时罢免了守城有方的李纲，贬之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李纲这个人日后为南宋理学和民间演义逐渐渲染，慢慢成为完美的“忠义英雄”，其谏劝宋帝不要逃跑的言语，也为后世忠臣所不断引用：“天下城池，安得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万官民所在，陛下舍此又将安之！”
其实，明代大儒黄宗羲、王夫之以及近代史学家陈登原都清醒指出，皇帝从都城逃跑避难，确实有再造国家的机会，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皆是先例。“恨其时之小儒，未能知晓大义，执李纲之一言，未敢力争”，上述话语，皆是把宋徽宗父子的“枯守都城”当成了反面教材。其实，与李纲同为朝臣的邓肃就对他有过公允的评价，“（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南宋高宗也有言：“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国！”
贪心不足的金军并非真的撤军，没隔多久，又兵分两路杀个回马枪，合围汴梁。
当时大风苦寒，雨雪交下，兵临城下，此时此刻，一直深养于宫内的宋钦宗终于冒出一丝血气，“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易火饭以进，人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