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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贤相。”
相位坐稳，王黼“乘高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拟禁省。”狰狞面目，一时毕露。他不仅强夺官员宅院，为了诱夺大臣邓之纲的美妾，王黼竟诬之以罪，把老邓窜贬岭南。很快，徽宗皇帝又加王黼少保、太宰，“中外名钱皆许擅用，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只要把徽宗皇帝这个“领导”伺侯舒服，富贵荣华一齐来。“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十一，余皆入其家，”所以王黼之富，能拟帝府。
王黼一辈子惟一做过的“好事”，在于考古学。宋徽宗本人喜欢古玩，臣下们就大发墟墓，挖来不少宝贝。王黼奉诏，撰数十卷《宣和博古图》，其中详细开列宋徽宗宣和殿中所藏的历代青铜器、字画、玉器等，考证精严，追本溯源，详细注释了各种古物的出处、年代和典故。当然，此举此行，也是迎合皇帝，属于比较高雅的拍马屁。
江南方腊乱起，王黼粉饰太平，没有及时上报宋徽宗，“蔓延弥月，遂攻破六郡。”最终，大公公童贯提十余万西北劲卒，才把方腊剿平。童贯临行，徽宗皇帝全付以东南之事，并赐他有御笔行诏的权力，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皇帝名义施行政策。童贯率大军到达江南，得知吴民大乱皆因“花石纲”扰民，大公公很讲政治，就以徽宗名义尽罢江南一带为皇帝搜罗奇珍的应奉局，“吴民大悦”，方腊之乱迅速平定。闻知童公公立功，王黼不悦，便乘间向徽宗皇帝进言：“方腊造反是由于盐茶专卖的缘故，童贯以皇帝您的名义下诏罪已，是归过于陛下啊。”徽宗皇帝很恼怒。童贯大公公侦知消息，很生气，就想重新拥蔡京入朝做宰相以代王黼。
王黼听说童贯要与蔡京联手扳倒自己，很害怕，便忙弥缝与童贯的关系，支持童大公公伐燕取功。本来宋徽宗因方腊造反已经把伐燕之事搁置，经王黼窜掇，“遂复治兵”。为让徽宗皇帝和童贯高兴，他专门设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之枢密，指天下丁夫，计心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徽宗皇帝得到燕京等数座废墟后高兴得忘乎所以，看见王黼率百僚称贺，大喜之下，解自身玉佩以赐，“优进太傅，封楚国公”，并诏许王黼的仪仗与亲王相等。
宋朝在与辽朝结好的一百多年间，辽使入京，宋朝有关部门都会专门派人引导，“迂其驿程”，一来是不想让辽人知道宋国的内部路程，二来以显大宋疆域辽阔。此外，宋朝的宴饮接待也很平实，“不示以华侈。”王黼无远谋，急于求成，与金国打交道，他命人派专车把女真使臣直接从燕京护送至汴京，只走大道，七日即到。宴请金使时，王黼大陈金银宝物，夸示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金国人由此既知道了入侵的通道，对宋朝的金银财富也大生凯觎之心。
王黼豪奢，在东京就有两处大园宅，一在城西，一在相国寺东边，每座都占数里的面积。园宅正厅，皆以青铜瓦覆盖，宏丽壮伟，园中皆垒奇石为山，光是有题额的“风景”就有二十多处，梁柱门窗都是螺钿嵌饰，穷极工巧。宋徽宗本人参观王黼园宅，叹道：“好快活的地方！”
王黼身为三公，与徽宗皇帝相处，全无大臣尊体，完全是两个哥们儿亵游戏乐。宋徽宗效仿南朝昏君东昏侯，在宫内设集市，王黼戴乌帽穿小衣，装做小卖肉掌柜以博皇帝一笑。平日徽宗出宫微服私游，每次踰越宫墙，王黼皆蹶屁股使马步在墙下给皇帝当板凳，君臣腻乎得和哥们一样。宋徽宗对他恩宠至及，为其居室亲书大匾“得贤治定”，完全当他是诸葛亮。不过，“诸葛亮”晚年也有失策时，一次，他家里的大柱子旁生出蘑菇，估计是大块狗尿苔，王黼以为吉瑞，上报皇帝说自己家里生灵芝。徽宗皇帝亲临，对“灵芝”没什么印象，倒发现王黼家后院有小门直通大公公梁师成内宅，“帝始悟其交结状”。还宫后，徽宗皇帝便下诏让他“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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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貌金晴的大侫臣（2）
黜落王黼，宋徽宗又用李邦彦为少宰。李邦彦，子士美，怀州人，是位著名银匠之子，家里有钱巨万，社会地位很低。小李好文，喜欢与进士交游，河东举人入京，肯定中道要在李邦彦那里流连。不仅大吃大喝不要钱，进士举人们临行多会得到银两资助，“由是（李）邦彦声誉奕奕”，试想，举人多有得第者，得第即得官，谁也忘不了李官人先前的“厚爱”。因此，银匠之子入补为太学生，得以踏上功名之路。大观二年，李邦彦上舍及第，成为秘书省校书郎，进入仕途。李邦彦文才俊爽，风仪俊美，一表堂堂美男子，“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轰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呼为李浪子”，这么一个人，是那种最高级的“帮闲”人才，故而宋徽宗一直很喜欢他，加上宦官们受李哥金银无数，争相致誉，故而能代王黼为相，时人称为“浪子宰相”。所以，宋徽宗之政，蔡京擅权最久，中间几上几下，间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之流，“以不肖易不肖”，坏人接坏人的班，纯用小人，国家不亡也难。
宋钦宗即位，王黼“惶骇入贺”，吃了个闭门羹。金兵第一次入侵，老王也像别的奸臣一样，未等有朝命，忙携家南逃。钦宗皇帝大怒，下诏抄家，并授命开封府去逮捕王黼。开封府尹聂山同王黼有宿怨，派武林高手在雍丘以南的一个村子追及王黼，一刀杀死，割头而去。“帝（钦宗）初即位，难于（显）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金晴金发老美男子，终于难逃应有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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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纲”的始作俑者（1）
――朱勔
朱勔，苏州人。他的发迹，当由其父朱冲说起。朱冲，底层劳动人民出身，“本微贱，庸（佃）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苏州混不下去，朱冲流落城外，得遇游方道人，估计几度“后庭”后，老道爽极，送他几个治病的药方。朱冲回城，在市集摆小摊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这种神话，古今中外一直上演不衰，小药一卖，肯定有人上当有人当托，有了名气，钱就好赚。朱冲心气大，出手阔绰，“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蔡京在杭州闲居，想筹建寺庙，僧人向他推荐朱冲。不几天，朱冲就请蔡京视察工地，“大木数千章积庭下”，老蔡大惊，知道遇到一个能散财干事的能手。转年，蔡京入京为相，便带朱冲一同回去，“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置军籍中，皆得官。”白丁贱民，一下子变成有“军队背景”的能人，此乃朱家发达第一步。
得知徽宗皇帝钟爱奇异花石，朱勔与父亲朱冲赶紧商量，搜罗之后，果然从浙中搜得三株珍异的黄杨木，徽宗很满意。“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才五七品。至政和（1111至1118年间）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有徽宗皇帝这么大的“主顾”，朱勔父子千方百计，只有一个人满意，天下钱任花。特别是延福宫和艮岳修成后，朱勔搜罗的奇花异木充溢其中。由于有如此“大功”，朱勔被升为防御使一级的高官，“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
“（朱勔）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朱勔）斫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广济卒四指挥尽给挽士犹不足。”
由于朱勔动静太大，东南民不聊生，最后连大奸臣蔡京也看不过眼，向徽宗皇帝讲起“花石纲”扰民太甚，“帝亦病其扰”，于是禁止朱勔占用官用运粮船，禁止挖墓毁屋。朱勔小小有所收敛。不久，朱勔故态复萌，又大兴土木，建道观神霄殿，并矫诏称他自己所居的苏州孙老桥一带被皇上下诏赐予朱家，强迫周围百户人口五日内清拆搬迁。当时政治黑暗，人民连自保也不敢，只得收拾东西苍惶搬走。不仅如此，朱氏父子在苏州大兴园池，式样拟同宫禁，又招募数千人为私人卫士，“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贼臣朱勔”，由于御史弹劾，朱勔及其子侄官职皆被黜落。方腊攻陷杭州，发现州府衙门贵宾招待所有数十人，皆锦衣金带。大刑伺侯，才知这些人皆是朱勔家奴。所以，当时的谚谣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但是，寇平之后，徽宗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宠幸信任朱勔如旧。这个大商人在锦袍上绣上金手印，告诉别人徽宗皇帝常“以手抚之”。有时从内宫饮酒归来，他又用黄帛缠臂，与人交揖，一臂不动，表示说这只胳膊刚刚被皇帝拍过。
“（朱）勔复得志，声焰熏灼。邪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朱家）东南小朝廷。帝（宋徽宗）末年益亲任之，居中白事，传达上旨，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历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燕山奏功，进拜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朱家）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
金人侵汴京，宋徽宗退位为太上皇，朱勔想得很美，拥徽宗南行，准备想邀皇帝临幸其苏州老家，露把光宗耀祖的脸。钦宗皇帝上台后，老账新账一起算，把他贬为平民，没收财产。核查数日，竟然发现这个朱勔的田产达三十万亩之多，他物无算。大怒之下，宋钦宗把朱勔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南昆山旅游盛地所在，当时是僻荒之地）。没多久，又遣使至其贬所当众斩杀。忙乎大半辈子，搜罗金山银山，最终朱勔还是在岭南小县城把脑袋喂了大刀片子。
其四：太监“三贱客”――梁师成、杨戬、李彦
宋朝大太监虽然有名，但基本祸国殃民的坏分子皆出自宋徽宗一朝。“宋世待宦者甚严”，宋太祖开国初期，内宫只有五十几个宦者以供洒扫杂役，严令宦官中年后方可收养子为后，下诏严禁官员私蓄阉人，民间有私阉人孩童贩卖得利者，可处以死罪。“去唐未远，有所惩也，”晚唐五代的宦官之祸，宋初之人仍记忆犹新。太监王继恩于宋太宗有拥立之功，但是太宗坚定地不予他宣徽使之官。宋真宗想以太监刘承规为节度使，大臣们也一片反对声音。仁宗、哲宗两朝太后听政，如果此类事发生于汉、唐，早已是大公公们耍威风的年代，但太后与太监皆慑于“祖宗严法”，又有群臣牵制，防微杜渐，确实没有出格的祸患。对西夏战争中，虽一直有李宪等大公公掌兵当元师，可败退致祸之由基本与他们无关，反而这些人小心翼翼，还帮过不少小忙，主要原因，在于太监们手中一直没有掌兵的私权，人主喜则用之，怒则退之，他们基本搅不出大祸端。可见，北宋的宦官之所以不能酿巨祸，与当时政治制度有深刻关联。宋徽宗之前，北宋对宦者有完全区别于士大夫的阶官任命，景德年间，地位最高的宦官也不过是“从五品”，且与士大夫清流之官泾渭分明。《宋史》中的宦者传，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宦者评论是正面的，“淳谨”、“公忠”等褒义词不少。两次太后临朝，北宋仍旧没出现大宦祸。
“花石纲”的始作俑者（2）
太监们也有自知之明，大臣彭孙拼命巴结宋神宗宠信的大公公李宪，一次为李公公洗脚，他谄媚说：“太尉您这脚丫子真香呵！”李宪又笑又恶心，一大脚踹在彭孙身上，骂道：“你这个小子，谄媚太过！”童贯大公公封王拜相，确实也有平方腊、招西北的功劳，虽为祸不小，也绝非是北宋灭亡的终极原因。
宋徽宗时，公公们权力最盛，以梁师成、杨戬、李彦最“有名”。
梁师成，（别搞混了，不是大建筑师梁思成），字守道，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史书对此一直含混支吾，估计有八、九成是真。苏东坡名声一直很好，当时、后世之人都不忍心他生出这么一个坏种（何况梁师成是个太监），所以一直没人就此事“炒作”。
由于梁师成“慧黠习文法”，在宦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