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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南后北定统疆（4）
南汉端掉，自然要轮到南唐。起先，赵匡胤对这个一直送钱送物帮助自己打仗的“江南国主”李煜还真下不了手，南唐长期以来，奉贡甚谨，从未失礼。思来想去，老赵便下诏招李煜至开封来朝见。接诏后，“国主将从之”，李煜还真想去，其大臣陈乔、张洎皆劝阻，认为李煜此行，必为宋朝扣留。于是，李煜推称自己有病，不能上路，宋太祖早就揣知李煜肯定不会乖乖就范，借口说南唐违命，命大将曹彬、潘美率军前往。鉴于王全斌克蜀后部众滥杀人引起大乱，宋太祖严嘱曹彬“切勿暴掠生民”，并赐宝剑一口，“副将以下，不听令者皆可专杀！”。公元974年秋（开宝七年），宋朝征伐南唐。
曹彬不负使命，破铜陵、克当涂，并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歼灭两万多南唐军。本来，采石矶一处江水涌急，北来军队至此往往为江水所阻。可巧的是，一年多以前，南唐国内有个书生樊若水，屡举不第，上书言事又不被纳，怨恨之余，天天假装渔夫钓鱼，用丝绳坠铁等工具把采石矶一带的水面、水底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潜往汴京自称有取江南奇策。宋太祖很高兴，赐进士及第并予以官职，并命李煜送樊若水老母及家人入宋。根据樊若水的建议，宋太祖命人“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至此，全都派上了用场。曹彬等人根据樊若水的“水文报告”，于采石矶大作浮桥，“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过之，如履平地”，长江天险，竟如此轻易得渡。南唐君臣初闻宋军在大江之上建浮桥，都以为是“儿戏”，岂不料有樊若水暗中相助，宋军得心应手。
过江之后，宋军又破新寨（今江苏江宁），拨潥水，并于秦淮河边大败南唐军十余万主力，直扑金陵城（今南京）下。宋军进攻之始，南唐后主李煜听从张洎、陈乔建议，想“坚壁以老宋师”，不以宋军为忧，天天在御花园与一辈道士、僧人讲论佛法和易经，“军书告急，皆不得通”，迎敌之事均归一个名叫皇甫继勋的纨绔子弟掌管。皇甫继勋一直想投降，又不敢直说，只是严禁手下军将迎敌，闻败则喜，终日逢人就说宋军强盛，不可与战。一日，李煜自出巡城，忽见城下宋军“旌旗满野”，又惊又怒，才杀掉了皇甫继勋。虽如此，大军指挥权皆归张洎等人，此辈文士，根本不晓军机。
窘急之下，李煜派大臣徐铉入汴京，“欲以口辩驰说存其国。”宋朝大臣皆知徐铉乃江南才辩之士，提醒宋太祖“宜有以待之。”太祖一笑，立招徐铉上殿，让他先说个痛快。果然，徐铉理直气壮，上来就诉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太祖也不阻止，任他接着讲。“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派军进攻？”徐铉得理不饶人。
看看徐铉说够了，宋太祖接住话头，问：“既然亲如父子，现在父子倒是两家，你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吗？”一句话，徐铉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李煜君主还想花钱消灾，又忙遣使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缓师”，宋廷不报。
谈判归谈判，宋军一直未闲着，南唐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在吴越军与宋军联手进攻下也被攻克。南唐大将朱全贇破釜沉舟，自湖口率十多万军队“缚木为筏，长百余丈，战舰大者容千人，将断采石浮梁。”天不佑南唐，长江恰值冬日枯水期，水浅，大船巨筏不能骤进，朱全贇只得从皖口（今安徽安庆）方向前进。中途，遭遇宋军，朱全贇使“火攻计”，“以火油纵烧”，一开始还真烧毁不少宋军船只。“俄而北风，反焰自焚，其众不战而溃”。可见，当年周公瑾赤壁火战，天时地利人和，千年一遇。惶骇之下，朱将军投火而死。南唐最后一张牌至此出尽。绝望之下，李煜又遣徐铉入汴，“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徐铉情哀辞切，向宋太祖极陈“江南无罪”。赵匡胤耐着性子，“与反覆数四”，徐铉“声气愈厉”，最终惹得宋太祖大怒，按剑而起，言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话糙理不糙，帝王气度浑然，徐铉再有口辩也使不出，“惶恐而退”。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纳降”。李大才子本来于宫中积薪想全族自杀，经宋将曹彬一“安慰”，就不想死了。于是，李后主连同宗族、群臣，一起为宋军押送汴京。至此，南唐十九州，近七十万户，尽入宋朝版图。宋太祖坐明德门，有司上奏李煜应以南汉那样的献俘礼入见，太祖不许，表示：“李煜一直奉大宋正朔，非刘鋹可比”，不让有司张贴书写南唐“罪恶”以及宋军大胜的“露布”（宣胜榜），算是给了李煜一点面子。纳降之后，宋太祖下诏封李煜为光禄大夫，“仍封违命侯”，以惩示李后主最后抵抗的“不识抬举”。后来之事众所周知，李煜亡国之主，仍写词弄曲不忘故国，被心地十分不厚道的宋太宗一杯“牵机药”送入黄泉，终年四十二。文人君主，难逃悲惨下场。
宋太祖平定江南，吴越主钱俶一直恭顺无比，又有宋朝赐予的“天下兵马大元师”这顶帽子，出钱出物出兵，鞍前马后，最为孝顺，常常派遣儿子带大量金银异宝向汴京入贡。宋军攻打江南，钱俶助攻，李煜还亲笔写信劝他：“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指钱俶）亦大梁一布衣耳！”钱俶不为所动，马上把信转呈宋太祖，以示“无私无畏”。南唐平后，宋太祖召钱俶入京。钱俶不敢有违，马上与其妻孙氏、其子钱惟濬等人入朝，总共上贡白银二十一万两、绢十三万匹、绵一百八十万两、茶八万斤、乳香七万斤，其它金银宝物无数。宋太祖高兴，待以殊礼，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并赐号钱俶之妻为“吴越国王妃”。宋朝官员认为异姓诸候王之妻没有封妃的先例，太祖表示：“行自我朝，表异恩也”。不顾群臣谏阻，宋太祖不食前言，放钱俶还国。临行前，太祖赐钱俶一个黄锦匣，让他途中密观。打开一看，“皆群臣请留（钱）俶章疏也。”又惊又吓又庆幸，钱俶“益感惧”。回国后，钱俶贡献频繁，“每修贡，必列（贡品）于庭，焚香而后遣之”，可以说是对宋朝恭敬得无以复加。宋太宗即位，钱俶又来入朝，上贡银宝金物无数。眼看割据军阀陈洪进纳土，北汉刘继元被俘，忧惧之下，钱俶上表，表示要入献吴越十三州。假意推托一番，宋太宗照单全收，钱俶一大家子均被搬到汴京。虽曾贵为一方国主，钱俶战战兢兢，“每晨趋行阙，人未有至者，（钱）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小心到了极点，并数次上表推辞“国王”的称号。
先南后北定统疆（5）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钱俶“暴卒”，估计也是被不厚道的宋太宗派人毒死。宋廷追封其为“秦国王”，谥忠懿。钱氏一族，割据一方多年，对中原政权一直恭敬有加，似乎听上去很厚道，实际上，八十多年以来，钱氏“外厚贡献，内奢侈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数十，多者五百余，殆于国除，民苦其政”，所以，钱家为宋朝所吞，对当地百姓倒是件好事。赵宋官员一到，马上免除了多项苛捐杂税。自后周时候起，吴越虽然自为一“国”，其实与中原政权的州郡差不了哪里去。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篡人国家，乏善可陈；其后，他逐渐消平诸割据政权，一统南方，经营弘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由此观之，这个老赵不可不谓是一代开国明君。“宋（太）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兢兢业业，朝乾夕惕，终于成就大功。更为后世之所称道者，还在于他对孟昶、刘鋹、李煜等败亡降王家族的宽厚。大儒王夫之曾发慨叹，认为这几个降王，非能比西晋初期的刘禅和孙皓，刘备和孙氏家族保土奉宗，雅有政声，虽有孙皓之虐，刘禅之庸，晋室也不能不容其存活于世。而南唐、后蜀、后汉等国的开创者，皆是乱世“偷以自王”，广竭民力，所以，他们的子孙即使被俘后成为百姓白丁，也不算过份。“而优渥之礼加乎其身”，亡国后个个享受大官之封，又被朝廷待以宾恪之礼，“宋之（仁）厚也”。可见，赵匡胤其人的品质，可以说是五代军人中罕有的宽厚，不得不让人佩服。
宋太祖“斧光烛影”的死亡之谜（1）
“仁者之愚”致大惑――
宋太祖平定南唐后，遣吴越国王钱俶归国。兴致不错，他又摆驾去洛阳巡视一番，再返汴京，筹划攻战北汉的军事部署。当时赵匡胤年仅五十，盛壮之年，吃嘛嘛香，心情又好，武人出身的健康底子，此前也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冬十月（阴历），“帝不豫”，似乎一下子就不行了，“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降观设黄篆醮。是夕，帝召晋王（赵光义）入对，夜分乃退。癸丑，帝崩于万岁殿”。
史书对于宋太祖的死因，只此寥寥数笔，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描述和解释。所谓“斧光烛影”之谜，乃与苏轼大约同时代的一个文学和尚文莹书中所载，此人著有《湘山野录（续编）》一书，有如下记载：“……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太祖）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晋王（宋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官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光义）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赵光义）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宦官）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记载虽生动，太似小说家言，尤其是“斧”字，总让一般人联想起杀人用的大斧子，附会者总会想到是赵光义用此“凶器”把老哥劈死什么的。其时，文莹所记的“柱斧”乃“玉柱斧”，是一种手中掌玩的文具类用品，样子恰似一柄如意，君主平时用来以此在图上比比划划用，肯定既不锐利又不沉，杀人是万万不能。昆明大观楼孙髯所撰的著名长联中“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中的“宋挥玉斧”，正是引自《宋史》所记：“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帯兆妫ㄕ钥镓罚┮杂窀荚唬骸送馕岵挥幸病！报D―所以，大斧杀人，纯是后人因字误猜。而且，睡前宋太祖还活蹦乱跳，睡后也鼻息如雷，至凌晨就“过去”了，殊不可理喻。“太宗受遣诏于柩前即位”，也大露马脚，难道宋太祖睡着了知道自己要死在梦里写的“遗诏”？文和尚多事，一段小记惹得后人猜测纷纷。但是，也不能说山野和尚自己瞎编，没准他师叔、师父当时在内廷为皇帝讲经说法，传出些“秘闻”也并非全不可信。
鸿儒司马光在其《涑水记闻》中也有描写宋太祖“崩”后宋太宗的行为，但并非象文莹和尚所记是夜宿宫中（皇宫之内，即使是太子也不能居内），而是讲他当夜根本不知情。《继资治通鉴》一书，根据两宋笔记、野史和“正史”勾勒出这样一出场景：
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太祖之子）。（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赵光义）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荥泽程德元坐于府门，叩门，与俱入见（晋）王，且召之。（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王）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晋）王雪中步至宫。（王）继恩止（晋）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晋）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皇帝在内廷的称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依此所记，赵光义似乎对于宋太祖的死全不知情，也是紧急情况下“被逼”为帝。这种记载，赵光义和史官们低估了后世人的想象力、智力和判断力。
确实，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