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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饱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30余家，分号400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人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响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照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发发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豆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上述那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并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山西人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传说可信与否，自清朝以来，山西特别是太谷、平遥、祁县三地的票号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一时间，全国各大都市几乎都有山西票号的联号存在。只是进人20世纪以后，随着银行业在中国的涌现及其迅速发展，票号业的一些弱点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后来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号终至衰落的原因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他讲道：
“太平天国洪杨之役，和以后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两次战役，对于山西票号的影响很大，造成为数可观的巨额损失。除此以外，票号老板（掌柜）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以及股东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读书，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长一向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迈进，否则绝少不失败者。”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曾一度号称“财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从小就耳儒目染了太谷票号业兴盛和衰败过程，并由此深谙了票号业乃至整个生意场上的个中奥妙。可以说，家乡太谷为孔祥熙日后的发迹、发达并且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
2．山西孔家溯源
山西省太谷县的孔氏家族，据考系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即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至圣先师孔子的第六十一代裔孙孔宏开，考中了三甲进士。放榜那天，孔宏开挤在人群中看到自己金榜题名，不禁欣喜若狂，奔回家中向妻子报喜。欣喜之余，孔宏开望着年轻貌美巴巴瞩望的妻子，望着躺在摇篮里天真可爱的娇儿，不由得感慨系之。他想道，自己昔日寒窗十载，如今总算苦尽甜来，没丢老祖宗的脸面。自今而后，我孔宏开自当宏图大展，干一番于国于民都有功德的伟业来，也好给后人树立个榜样。
不久，孔宏开给朝廷放了外任，赴山西任职。于是孔宏开便骑上头小毛驴，携上爱妻娇子上路了。一路上，在书童和挑夫的簇拥下，孔宏开放眼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一时间吟诗作文，不亦乐乎。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激发了孔宏开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信念。到山西上任后，孔宏开先后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县，且为官清正廉洁，颇做了几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他继承了上祖孔圣人的“仁爱”遗风，爱民如子，兢兢业业，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只遗憾的是，为开一方民众之兴化，孔宏开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竟积劳成疾，终病殁在交城任上。
由于平日里清廉为官，家中并无些许积蓄，以至孔宏开身后凄凉不堪，所遗妻儿一时竟无钱为故人营葬。最后还是当地百姓及几位乡绅出面，念孔知县生前政绩功德，自发地出力出钱相助，为孔宏开料理了后事。此事当年在山西一度传为佳话。可以说在明朝当时的宦海之中，如孔宏开如此为官者，不说绝无仅有，亦属相当罕见。
孔宏开故去后，当时亦有好心人为孔知县的遗孀及其子女凑齐了一笔川资，并劝孔夫人回归故里教子成人，以不辜负孔大人生前积下的一片仁德。孰料那孔夫人竟思夫心痛，情愿留在山西伴故去的夫君长相厮守。就这样，山东孔氏家族的又一分支自此便在山西落户扎根了。
那孔宏开便是孔祥熙相距不甚太远的先祖了。
公元1644年，大明朝廷为大清朝廷所取代，满人在全国包括山西建立了统治政权。因那孔宏开生前曾是大明朝的七品官员，食过明朝的俸禄。受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孔宏开的夫人将其两个儿子召至膝前并谆谆告诫他们，要像父亲那样忠心不忘明室，要学晋代名士陶渊明那样绝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孔夫人语重心长地讲，我们孔门后代要有骨气，绝不能助那夷人而欺我华夏。
当时，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正值年轻，且同其父一样通晓经纬，满腹学问。因为有了母命在上不能违背，这兄弟二人只好放弃了横溢的才华，一生不曾赴试宦途。但为谋生计，在征得母亲同意后，这兄弟二人便另辟蹊径，一齐步人了商海。很快，孔宏开次子孔闻俊的经商才能便脱颖而出，当发了一笔小财后，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孔闻俊哥俩儿便携家自交城迁往了太谷。在太谷城西郊的程家庄，孔家落下户来。从此，太谷孔氏自成一系。
不过在这里还另有一说，据说也是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孔氏家族有人中了进士并被派往山西任职。但此人不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孔宏开，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中了进士，之后外放山西的。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所说：“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孔氏族谱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谱之一，自宋朝建借以来，一直谱系不乱。按照孔氏家族修谱的规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年赶上孔氏大修族谱，当时是由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修谱的，由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山东曲阜孔氏祥榕负责。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话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还回忆了1937年修谱的情况，“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
“当时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于1979年9月1日在台湾举办的孔祥熙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上说：“我们孔家分成60户，孔先生的祖先是属于曲阜纸坊户的。明朝晚年时，由曲阜迁到山西的。民国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处凭吊。”
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难用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来说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还是“孔子第六十一代青孙孔宏开”，二者究竟是谁，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里或在一个准确的背景下由山东曲阜迁至山西并最后落户太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东曲阜孔姓族中迁人的。
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县城西门5里有余，属城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诚实和善，多有北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精神。人们默默奋斗，只为着“人往高处走”这一个幻梦般执着坚韧的信念。全村100多户人家，可谓小村，但村中街道宽敞，房屋坐落整整齐齐，并且每家每户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柱，华丽考究。这在当时中国即便是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家，十户倒有八户经商从贾，“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小康村”了。
当年山西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守家恋土。家里有了钱便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