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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并且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初步发展。
接下来便是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葵一、杨毓麟域、陈天华等人发起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当时到会的有本省的和外省人士共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界中人。他们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葵一为副会长。黄兴先生（1874－1916年）系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出身，肄业于武昌的两湖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同时学习了军事。当时黄兴等人计划在华兴会成立9个月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但因1905年10月10日是清廷实际掌权人物慈禧太后的70生辰，于是他们计划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集会行礼时，引爆炸弹，并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然后分路进军长沙。后由于一个混在华兴会的内奸向官方告密，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当即黄兴靠基督教会里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去了上海。刘葵一等人也都脱险，起义宣告失败。黄兴、刘葵一等人毁家筹措的四、五万元革命经费付诸东流。
再有就是光复会。光复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参加的人多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全是推动光复会成立的主要人物。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选为会长。实际的核心人物是陶成章。陶成章（187－1912年）系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当过塾师。他于1900年前后萌发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陶成章留学日本，本来想学习军事，却被清朝官方阻挠。一气之下他于1903年回国开展革命活动。。
光复会成立后，曾同华兴会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后来因为华兴会的起义流产，光复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
当时光复会还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大量工作。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抱着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上一笔的，还有秋瑾。秋瑾系中国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1877－190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父母之命同一个富绅家的纨绔子弟结婚，后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而与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决心献身救国事业。1904年，她自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除了光复会、华兴会以外，当时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如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和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汉族独立会以及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在日本的各省有志革命青年和旅日华侨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其中包括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关于党的名称，当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提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因此提议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于是后确定了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宗旨。吕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几百人。除甘肃省当时因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各省的留学生代表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确定了执行会务的其他成员。
同盟会的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有译议部、司法部和由总理指定的人组成的执行部。它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选举产生的。执行部权力最大，由总理直接领导。会议一致推选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工作。
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则按省设立分会，并有各省主盟人。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把分散的革命的团体统一起来，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导中心，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那天夜里，孔祥熙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聆听着孙中山先生畅谈革命大计，他觉得能结识孙中山先生是自己的荣幸。因为孙中山是著名的反清斗士，年纪也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在当时，能追随孙中山这样的反清斗士，是孔祥熙这样的时代青年最大的愿望。孔祥熙当即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要求，孙中山则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要求。
从此，孔祥熙加入了兴中会，投身反清斗争，后来又自动转为中国同盟会会员。
当孙中山问起孔祥熙未来的抱负时，孔祥熙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认为孔祥熙其志可嘉。但教育和实业两件大事一同做，恐怕要失之于大而不当。为此，孙中山告诫孔祥熙，“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极早建立。”
孔祥熙听到孙中山先生赞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异常激动。后来，他回忆这段初次会晤孙中山的情形时，曾感慨万千地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云，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黑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以前更为慎重。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经过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以后，孔祥熙继续回耶鲁大学学习。但是孔祥熙变了，以前他的学习时间要多于思考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现在二者颠倒了过来。孔祥熙时刻思考着怎样用行动证明不辱与孙中山先生这次的会晤和彻夜长谈。他要切切实实地拿出一个行动，拿出一个向欧柏林先生学习的行动，拿出一个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行动。孔祥熙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2．宋蔼龄过海求学
1904年夏天，当孔祥熙即将跨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未来的妻子宋蔼龄，自上海出发来到美国，也开始了自己的留学历程。和孔祥熙相比，宋蔼龄在美求学却是十分轻松而愉快的。
宋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濒临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市内林木葱葱，幽静闲雅。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后来才增建了配套建筑。二十世纪初，主楼由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改为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又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顶，使之成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宿舍在顶楼且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和更衣室，每层楼还有一间浴室，里边有浴盆和瓷制便器。1900年学院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以为新入学的住宿生提供住处。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宋耀如的3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后来，这所女子学院也因培养了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宋蔼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与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一样，她也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宋蔼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学生里只有她懂得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服饰打扮，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学问。平时没事的时候，宋蔼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蔼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当然这种推断都是她心里琢磨出来的。宋蔼龄的同学们都把她的沉稳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为这个矮胖的圆脸中国姑娘不会给她们构成任何威胁。
但是，宋蔼龄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蔼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自从同学们发现了这位中国姑娘的真正性格后，闲暇时都愿意聚集在她的身边，或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挤进她的宿舍，聆听宋蔼龄用甜甜的声音，讲那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故事。宋蔼龄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宋蔼龄的嗓音甜润而宏亮，在家父亲又教过她唱歌，这使她在演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每当学校集体活动或联欢时，宋蔼龄自然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格里院长的太太格里夫人。
格里夫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热心肠妇女。是她尽力设法使宋蔼龄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蔼龄对格里夫妇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感情。宋蔼龄变了，变得更加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她穿的全是美国服装，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且英语口语也运用自如。到美国仅1年宋蔼龄就剪掉了辫子，梳起了流行的高发式。
宋蔼龄的成长还得益于父亲的指导。宋耀如经常写信给自己的女儿，向她介绍最新的上海情况，推荐有关的中国历史书籍，鼓励她要自己努力。宋蔼龄从父亲的信中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用东方人的眼光看，宋蔼龄的长相并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发生误会。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来蔼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蔼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宋蔼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美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来蔼龄不愿做美国公民，而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呢？也许是因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宋蔼龄自始至终都有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
为了这位教授的一句话，也为了她初来美国时所遇到的遭遇，宋蔼龄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这股火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发泄出来。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6年1月，宋蔼龄经学院特别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温秉忠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了。温秉忠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领一个清朝教育考察团来美国考察美国教育的。
一向瞧不起洋人但又十分惧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开明起来了呢？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下去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出逃西安后重又返回北京。这时，不知何故慈禧一改往常主意，突然高喊起“变法”，并似乎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政”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机。《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缓和了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她要顺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一种新姿态出现在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政权，而是一个能顺应“时代”需要的政权。与此同时，慈禧也深知来自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剥削压迫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