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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经美国发起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当时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九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在《九国公约》中，虽然规定中国政府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并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归还胶济铁路及撤出山东；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方面须将胶州湾原德国帝国主义的占领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许外国人在此区域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等；除此而外，关于日本归还胶济铁路问题，《九国公约》亦规定“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云云。依照如此的《九国公约》，不仅胶州湾由原来的日本独占转而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共享，而且实际上胶济铁路仍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总而言之，《九国公约》尽管在脸面上照顾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但实际上中国山东却仍然为各帝国主义列强所占领和控制。如果一定要找出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九国公约》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第一次收回了其被别国侵占或掠夺走的行政主权。仅此而已。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鲁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
本来在此之前，王正廷即已同孔祥熙有过一段瓜葛且因此王对孔氏印象极佳。事情说来，还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逃亡日本时，正遇上王正廷在日本处于艰窘困境之际。最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后，由王正廷出任总干事。由于当时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致使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也陷于低谷。加之王正廷担任总干事期间政治上的一些不应有失误，终致引起内部严重的分裂，甚而王正廷本人亦遭到一些学生的围攻，从而更严重地影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存在和发展。就当此际，当时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莫特先生决定由孔祥照前来接替王正廷，担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约翰·莫特看来，基督教青年会就应该有孔祥熙这样办事执着、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牵头办理。而且后来事情的发展及孔祥熙走马上任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约翰·莫特失望。当时在客观上，也正是孔祥熙的到来和接替，才解了王正廷的围。所以尽管后来王正廷被迫辞去了青年会总干事的职务，对孔祥熙这个人他还是始终心存感激的。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王正廷知恩图报且“鲁案”公署又极需人手，他便极力举荐并盛情邀请孔祥熙即日赴鲁，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处长。
当时，因为收回青岛主权问题，关系民族尊严之大计，在孔祥熙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时，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出任王正廷“鲁案”公署所聘职务。就这样，孔祥熙于公于私已均属义不容辞，便回复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请不日赴职。
随即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省府“参议”之职，于1922年3月前后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管员职务，也是他正式步人仕途的一个标志。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面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同时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为“鲁案”公署官员由济南专程赶赴青岛具体承办各项接收事宜。到任后孔祥熙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订出各项接收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步骤，为此王正廷对他大加赞许。但“鲁案”公署毕竟是个临时性的机构，只限于接收期间，且当时的接收工作又进展得较为顺利，所以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整个接收工作已告结束。当时，为了妥善安排部分办理“鲁案”的人员，也为了培训中方人员以接替日本话务员等善后工作安排，孔祥熙一直滞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东返回山西。
经过这一次当官的经历后，孔祥熙给撩拨得更加难以超脱了。每一想起在鲁期间，他跟随王正廷整日前呼后拥居高临下的日子，真真是好不威风。加之在济南期间，整天的游山玩水，无限风光也无比享受，比起太谷眼下这穷山恶水落后闭塞的景象，也实在是令人眷恋不已。孔祥熙突然意识到，太谷乃到山西这穷山沟沟已经呆不下他了，他还得走出去闯闯世界。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乐一番呢。孔祥熙这种出外闯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谋官的愿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蔼龄的赞许和支持屈为这本来也属于宋蔼龄打算重新设计丈夫的一个范畴。所以当下孔祥熙就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其后又多次写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作提携之德，帮他谋上个一官半职，以图进一步发展。
对于孔祥熙的这般请求，那王正廷倒是乐于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电报给山西的孔祥熙，请孔祥熙速来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政府别有重任。
原来，此一段时间里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帝俄时代强加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干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
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日“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测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
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犊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当时，每至饭后他都喜欢去市场里的命馆相室跟人家聊天穷侃。命馆里的“星相家”们一见那孔祥熙生得是方面大耳，背厚腰圆，且又衣冠楚楚，以政府要员自居咱然便免不了一番奉承和恭维，什么日后“官至特任”啦、“资累巨万”啦等等。在旁随行的其他公署官员闻听即随声附合，所以每每搞得那孔祥熙飘飘然不知所以。笑过之后，他亦出手大方，给那帮“星相学家”多赏了不少银钱。
4．“总理遗嘱”见证人
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复向冯氏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1922年初，当时已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孙中山先生，曾致电要求孔祥熙来广东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大革命。同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蔼龄又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自山西出发，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就任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并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宋蔼龄母女抵达羊城后，即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情款待。孙中山先生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劝庸之，来南方参加革命吧。现在广东形势很好，正准备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当即孙中山还允诺孔祥熙来粤后，在革命政府内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宋蔼龄闻听自然也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并表示马上就让孔祥熙来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
但当宋蔼龄回晋后，孔祥熙当时并未马上赴广东参加南方政府，其原因之一是孔氏当时正在“鲁案”公署任职，手头上的许多事不能撂下一走了之。此外另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他正在秘密地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父子，马上亦脱不开身。
那还是1922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皖、奉二系军阀，以便建立反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三角同盟，曾致电指示孔祥熙相机加强与张作霖、张学良等奉系上层人物的联络，力图加强或促成奉系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孔祥熙忠实执行中山先生指示，多次北上沈阳做张家父子的工作。当年春末，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以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暨北京政府。但仅隔数日，奉军即告败北，张作霖率部退出关外。不久，张作霖再度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继续准备与直系军阀再决一战，同时又表示出明显的“南倾意向”。”此一成果的取得，应该说与孔祥熙当时的多次北上斡旋不无关系。
就这样，直到1924年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人革命政府。抵穗后孔祥熙亦受到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当即还拿出他刚刚脱稿的《建国大纲》给他看，并征询他的意见。孔祥熙当即表示这个《建国大纲》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并请求中山先生允许他将《大纲》带回去仔细研读。孙中山先生亦答应了孔祥熙的这一请求。
数日后孔祥熙兴致勃勃地求见孙中山先生，对其《建国大纲》大加赞赏并建议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见中山先生边听边赞许地点头，孔祥熙更加兴奋了。他进一步建议道：“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份《大纲》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方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了。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一听孔祥熙说得满有道理，孙中山先生当即点头应允。
于是孔祥熙又束装上路。他先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3万本《建国大纲》，然后即带着《建国大纲》转赴北京。在北京南苑，孔祥熙与冯玉祥亦即冯焕章将军进行了会晤。
冯玉祥将军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是当时北方军界中一位实力派人物。他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人，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其父名冯有茂，家境清贫，初以泥瓦匠兼为人打工为生，后因平素喜爱习武而径投淮军，走了吃粮当兵的道路。直至升为下级军官始复员回家。冯玉祥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但只有冯玉祥及其哥哥冯其道幸存下来。1892年冯玉祥11岁时，其母游氏不幸病故。其后冯玉祥即为其长嫂代为抚养，直到4年后他15岁时入伍为止。冯玉祥人伍不久，其父便被裁复员。因当时复员在保定难有川资为生，其父便只好留玉祥于营中而独自归还故里。当时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专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比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