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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色之徒的确不少，但当时在孔祥熙身上，却很少有类似的花边新闻。老子如此，以至孔门的后代孩子们亦复如此，对宋蔼龄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亲孔祥熙。
当年孔祥熙遇事不能决定时，除了“问太太怎么说”之外，在雇员中他经常找来商讨的，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长期追随孔氏左右的谭光。自从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开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庞后凄凄惶惶地赴美流亡为止，总计有18年之久谭光始终侍候着孔祥熙一个人。当年这个谭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赖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线。当初当这个谭光发觉孔祥熙对夫人最迁就且遇事言听计从之后，他便开始曲意逢迎。宋蔼龄平时讲话讲的是苏州国语，有时还夹上几句英语。恰好谭光也能够讲苏州白话，并且也懂几句英语，还讲得柔声绘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蔼龄的喜欢。以至后来，每当遇有什么牵涉谭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讲谭光的坏话时，孔夫人则多为其巧为开脱，以还报谭光的逢迎之情。
至于说到孔祥熙当年的昏庸胡涂，我们这里倒有两个小掌故，于惹人捧腹之际亦惹人扼腕再三。
当年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里，一度盛行聚赌之风，给孔祥熙得知后，他决定前往训话。当时孔祥熙大发雷霆，声色俱厉，把下面属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万没想到的是，正骂的欢呢，孔祥熙却突然面孔一换，嘻嘻哈哈地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说着孔祥熙竟自顾地哈哈大笑起来。一时搞得下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认不清孔老板是赞成打麻将呢，还是反对打麻将。倒是一些跟在孔祥熙身边且对他性格较为熟悉的人，知道“哈哈孔”又犯起胡涂来了，便附和着一起哄笑起来。
当年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孔祥熙驴唇不对马嘴地胡讲一气，也搞得众人一时啼笑皆非。
那是1943年11月的一天，重庆中英文化协会和外交协会等文化团体，为欢送中国访英团出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饯别茶会。当时邵力子等国民党政要多有出席并上台致辞相送。那天，孔祥熙是晚到的，到场即被邀请发言。他倒也不客气，上台即侃侃说道：“古人云，睦邻有道，礼尚往来。诸位这次为答谢去年英国议员访华团而赴英回访，意义异常重大。我曾先后访英六次，可以称为访英老前辈，其中三次，系代表政府正式招聘，两次系私人考察实业，最后一次是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说着孔祥熙便情不自禁地炫耀起他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的风光经历，那次“礼毕后，曾应威林顿爵士之邀，出席欢宴。是日参加宴会者，有英国国会议员18人，均属中国问题小组。席间威林顿爵士起立致词，谓以后英国政府如有不利中国政策之实，彼应据理力争。我当时致答词，盛赞威氏之善意，并谓中国人与英国人，实有血统关系。众皆愕然，我说这个毋庸惊奇，因为马来亚、香港生长之华侨，都称为British^Subject（英国臣民）。”听了孔祥熙这番胡言乱语后，当时在座的各位简直就如听了天下奇谈一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堂堂泱泱大国的部长老爷，居然连“殖民地”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都搞颠倒了，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并且居然也能自圆其说，这真是惹夭下耻笑的尴尬之事。不过，据说当时孔祥熙竟对下面嘲讽的哄堂大笑全不介意，无动于衷，这倒也是“哈哈孔”不同凡响的一大本事。
初次见到孔祥熙的人，都容易为其“哈哈孔”的外表所迷惑。因为乍看上去，这个人性情平和，既不锋芒毕露又不潇洒风流，甚至于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喜好，不打牌不搓麻将也几乎不找女人，惟一爱抽一点烟还要背着老婆。当年许多人记得孔祥熙比较突出的一个爱好，就是和部属嘻嘻哈哈的聊天，而且乐此不疲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过，当年真正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副好脾气仅仅是表面上的，其骨子里则酸性得要命，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当时有人给孔氏性格概括为：貌宽厚而性偏急。当时在孔祥熙手底下办事的人都知道孔祥熙好发脾气。有时候，其手下属员向他汇报或者请示工作，常常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一句话说错啦、一个字写错啦等等，孔祥熙立刻就拉下脸去连怨带损，以至盛怒之下朝地上摔东西，或用英语骂娘等，根本不容人有半点分辩。尤其令下面属员难办的是孔祥熙的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其任性程度，常常令人感到就是小孩子，也未必会如此，说耍就要说闹就闹，简直如7月的梅雨天一样，说不准哪块云彩下雨。而且更无法让人容忍的是，孔祥熙一发起脾气来，顿时斯文扫地，全无半点教养，动辄让人“滚蛋”，对属员一点人格上的尊重都不给。还是在三十年代初孔祥熙在南京政府做实业部长时，一个湖南籍的秘书因为一点小小过失惹怒了孔祥熙。当下孔祥熙根本不容分说，张口就让那个秘书“滚蛋”。偏偏遇上那个秘书也是个桀骛不驯的倔强脾气，虽然当时给孔祥熙骂了个晕头转向，言语不得，但心下却是根本不服气的。孔祥熙当时骂得凶，痛快过后也就没事了。没想到那个秘书却不依不饶了。正好第二天是周日，当天孔祥熙就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去了。那个秘书便穷追不舍，乘上特快晚车也去了上海。星期天一大早孔祥熙还没起床呢，那秘书便上门叨扰。于是孔祥熙只好披上睡衣出来见客，一见又是自己手下的那个秘书，方待发作，没料却给对方抢了个上风。就听那秘书说道：
“昨天你在部里骂我‘滚蛋’，为尊重国家体制和纪纲，我当时只好不作声。今天特来私人住宅，骂你孔祥熙这个老混蛋，老子不干了！”
骂完之后，那湖南籍的秘书竞猛一转身，扬长而去，搞得孔样熙晃晃圆脑袋，半天也没缓过劲儿来。事情过后，孔祥熙对那位秘书倒是不无欣赏并有了挽留之意，但对方却好马不吃回头草，以“我与部长同为国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孔部长的“厚爱”。
当年在孔祥熙身边工作的属员中，稍有一点骨气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鸟气而离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书雷克瑞、英文秘书黄中勋等人，都是因与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难受屈辱，而相继离职而去。当时没有走的人，后来也逐渐都学乖了，大体能够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气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数对孔祥熙性格心态了解较多的幕僚，还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乐的晴雨表。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与蒋介石对其的褒贬好恶紧密相关。每当蒋介石夸奖孔祥熙几句时，他便笑逐颜开兴高采烈，且因为人逢喜事心情开朗而对下属也较为平易随和。比如抗战中，一次孔氏官邸秘书处的一部分被日寇飞机炸毁，正好第二天就赶上了孔祥熙在范庄召开会议。于是会上孔祥熙难免意气用事，对属下各部门首脑极尽刁难之能事，特别是那个赈济委员许世英，给孔氏训斥了个茄子皮色。恰在此时，蒋介石前来慰问，当即孔祥熙雨过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对许世英也一反前态，说说笑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蒋介石那里讨了没趣或者挨了臭损时，他也便由心情恶劣而态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无常，从而把自身的火气发泄到下属身上了事。每当此际，在“哈哈孔”身边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来了，一个个小心翼翼敬而远之，唯恐给孔老板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来脾气糟糕再加之昏聩胡涂，于是常常难免尴尬人偏做尴尬事，以至每每搞得当事人耸肩摊手哑然苦笑，却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战争中在陪都重庆，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书处对陈立廷、陈炳章两位得力秘书大发一通脾气后，一脸严肃地说：“从今天起，你们俩人被免职了。”事情过后，孔祥熙稀里胡涂，竟把这件事给忘个干干净净。没几天春节来临孔又与二位秘书相遇拜年，其间闲谈竟又布置起了工作。当二位告孔他们已被免职了时，孔竟一脸惊讶，连连追问是什么人给免的职。一时搞得陈立廷、陈炳章两位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简直啼笑皆非一般。于是，这件当初在孔氏官邸轰动一时的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了结了。
当年的“哈哈孔”就是这般的不可貌相，这般的荒唐至极。
不过，孔祥熙尽管如上所述脾气糟糕得很，却也并非一触即发不忍不让。他发脾气从来都是看对象的。比如孔祥熙就从不向夫人宋蔼龄发脾气，对蒋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让终让始终在让。在孔样照眼里，蒋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孔祥熙总是立刻毕恭毕敬地听话并唯命是从。在国民政府做官的十几年里，凡是蒋介石亲自批的条子，孔祥熙总是立刻照办，绝不打半点折扣。当年孔祥熙曾对属下讲过，“我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
孔祥熙当年的忍让之心，亦只体现在对宋蔼龄和蒋介石两人的态度上，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关联。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则就极有限度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内好多新闻媒介，常常对孔祥熙及其身后家族的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予以冷嘲热讽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锐批评。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甚至恨不能一杀其头而谢天下。对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恼怒的，但他圆滑的另一面却促使他表面上无动于衰，全当了耳旁风一般。据此有人夸说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实则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孔祥熙不仅报复心极强，而且手段也极其的阴险毒辣。比如当年著名的财经专家马寅初先生就因抨击孔祥熙的财经政策不留情面，招致了孔氏及其蒋介石政府的残酷报复，被无理羁押在息烽集中营达21个月之久。这件事当年在民国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丑闻。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辗转来到大后方，并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最初，马先生本意是只想办好商学院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经世致用之才，同时亦想利用在陪都重庆的机会，着重研究一下中国战时的经济问题。然而当时正值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极端黑暗腐败、前方吃紧而后方却紧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尤其是以孔祥熙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机构滥发钞票，以致造成历史罕见空前绝后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马寅初先生作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目睹时弊不免痛心疾首。于是马先生便义不容辞地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不畏权贵敢怒敢言，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尤其是其战时的错误经济政策；并针对孔宋家族利用权势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马寅初提出开征“临时财产税”等新举措，以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补充抗日经费之不足，且强调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1939年秋的一天，马寅初先生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工会场址，召开1939年度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当时，马先生特地亲自邀请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会议开始后，马寅初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在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对我们作一指导。”于是，在一片掌声中，孔祥熙面红耳赤地走上台去，胡诌八扯随意地敷衍了一番。
待孔祥熙发言即将结束之际，马寅初先生出其不意地将了孔祥熙一军。他提问道：“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讲到这里，马先生特意瞧了一眼表情此际已然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