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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兴公司（此时华西已变为为中兴的一部分了）的华联各厂的建厂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孔祥熙又提出因为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等因素要使中兴公司增强竞争实力，需再增加资金投入2400万元，使公司总资本由原来的3600万元扩大到6000万元。
当时，胡氏兄弟和许多民股持有者都认为增资无大必要。公司刚增资不久，第一次增资的项目已快建成，建成后就可产生效益，而一经生产产生效益公司资本自然就会增加；二是时值抗战，各方资金都很紧张，谁能一下再拿出很多钱来增资；三是增资必然涉及公司的人事变动，投资多的一方自然要更多地享有对企业的发言权，刚刚稳定的领导班子又要面临动荡。
然而此时的孔祥熙根本不听胡氏兄弟和民股代表的意见了。他强行召开了第二次股东大会，大会选在他的官邸范庄召开。由他的秘书亲自发请柬，股东们一看是孔祥熙发的请柬，谁敢不来。胡氏兄弟甚至私下说，这哪里是开会，这是去赴鸿门宴。
胡氏兄弟想的果然不错。这就是一次鸿门宴，不过是一次不拿刀剑的鸿门宴，但比拿刀动剑还厉害。孔祥熙堂堂一国“宰相”，居然屈尊亲自主持了这次股东大会，因这时他所控制的官股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资金数额上都已占了绝对多数，所以否决了胡氏兄弟的意见，并顺利通过了增资决议。
在会后带有最后通碟意味的决议中说：计增新股2400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这一招就够损的，孔祥熙提出方案，但自己不拿钱，而让大家平摊）。增认的股金须于当月ZI日前交清（开会是11日，只给了10天的时间）。
按这个决议，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要缴纳增股资金446万元，而且10天内缴齐，这是根本办不到事情。
孔祥熙在通过这个决议后又假装仁慈地解释道，如果有的股东确实资本困难，可请其他股东代为认足。实际上，孔祥熙就是故意给民股股东出难题。他明知他们10日内不可能筹集到400多万元，却故意这样定。于是华西的股东大部分自愿放弃，他趁机指示他的银行代为认购。通过这增资扩股，孔祥熙所控制的资本达到了公司资本总额的89％，比原来上升了8％。而胡氏兄弟的份额则由原来的19％下降到11％。
几年后，孔祥熙故伎重演，再次提出要公司增资扩股，并要将原来的6000万元翻番，增至1．2亿元，所使用手法与上次一致，其结果是他所控制的总资本上升到公司总额的95％，而胡氏兄弟的资本下降到5％。
这时，华西公司可以说已完全成为孔祥熙的囊中之物了。
前面我们说过，孔祥熙的目的是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人中国兴业公司。他不仅要以股份占公司的绝对优势，更要在人事上使其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因此，表面上他对胡氏兄弟客客气气，称兄道弟，骨子里却一直想把他们整掉、整垮。
再说这时的胡氏兄弟对孔祥熙已有了彻底的了解。孔祥熙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也一步步地暴露了其狰狞的面目。原来胡氏兄弟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这几个“小公司”的控制权，但对能不能保住，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
在中兴公司刚成立不久，孔祥熙为了拉拢华西公司，便将中兴公司的扩建工程交由华西公司承办。当时胡氏兄弟拟将扩建工程分别交于本公司的建筑工程部、华兴机器厂与中国无线电公司承办，并将建筑用的铁、煤、耐火材料、木材和矿石等原材料与中兴公司签定了长期的供销合同，仅此一项就有十分丰厚的利润。
可当合同签订不久，孔祥熙竟出尔反尔。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要将华联、华兴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合办一个公司，同为中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并建立统一的财务帐号。这一提议立刻遭到胡氏兄弟的反对，但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也是为了华西公司的这笔生意，胡氏兄弟当时也做了让步，即同意华联钢铁厂与中兴合办，其余两个企业必须保持独立经营。
孔祥熙却不答应，中兴公司不是空架子，他必须有实体。华联当然要成为其一部分，其余的也必须理顺关系，否则将撤回投资，停止和华西签定的合同。
一时间，双方在会议上僵持起来。
会后，孔祥熙又派人探听胡氏兄弟的口气，得知其仍不准备让步时，他便使出了最后的手段。孔祥熙旋即在给财政部、经济部的一份批文中写到：钢铁、电业和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必须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组成中国兴业公司，统一领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此意向已向总裁（蒋介石）兼报，并深荷总裁赞许云云。
当孔祥熙命秘书将批文送到了胡氏二兄弟手里后，胡氏兄弟一看此事惊动了蒋介石，感到十分害怕，便托人找孔祥熙，表示愿意就孔祥熙提出的条件谈判。其实孔祥熙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问题也不太关心。但胡氏兄弟不知底细，他们知道孔祥熙的背景，知道来蔼龄和宋美龄的血缘关系，他们实在是不敢得罪啊。如果不是事关他的祖辈创下的家业要落人他人之手，他们也许早就向孔祥熙举手投降了。
经过几次商谈，胡氏兄弟终于得到孔祥熙的“谅解”。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华西公司保留，但其下属的华联钢铁厂、华兴机器厂和中国无线电公司等一并纳入中国兴业公司，中兴公司兴建工程，仍由华西承包，仍由原来的几个公司分别承建。但华联、华兴等在承建中的利润的大部分不是流入了华西公司，而是流进了中兴公司，也就是流进了孔祥熙的腰包。
孔祥熙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向胡氏兄弟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妄图一举掌握中兴公司的经营权凸至于胡氏兄弟，虽然在资本侵人上一再退让，但他们心里也自有打算，胡氏兄弟知道中兴虽然在资本上占有优势，但缺少懂经营的管理人才。在办实业中，更缺乏懂技术的人才，而他手中有经过多年培养和磨合形成的这两支队伍，这是他的资本。就凭这一条，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他可以占到上风。
于是，双方争夺人事权的斗争又疾风暴雨般地展开了。
先是在董事会名额分配上互不相让，中兴公司董事会设董事23人，监察11人，按规定均由董事大会产生。但孔祥熙为了控制董事会，在公司章程里规定，本公司各股东每股（1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按照这样推算，孔祥熙控制的官股有9800多份表决权，而胡氏兄弟代表的民股只有2300份表决权。按少数服从多数和超过半数有效的原则，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董事会的选举。
胡氏兄弟对这个办法当然不满，他们四处积极活动，要求改变选举办法，为民股在董事会中争取更多的地位；并且还提出应在原来董事会的基础之上进行选举，并要求相应增加管理人员的比重。
当即孔祥熙表面上作了让步。他又修改了董事监选条例，并增加了“在第一届营业年限内加入本公司之华西矿业组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代表得推选董事7人”。胡氏兄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选举后孔祥熙所控制的董事仍有16人，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至于董事长的人选，众人心里更是明镜一般。孔祥熙虽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但其本意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经董事大会“选举”后，又有一帮吹喇叭抬轿子的联名上书劝驾，孔祥熙才“极不情愿”地出任了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而且一任就是10年，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至此董事会的竞争告一段落。在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职位上双方又是一番撕杀。自然，胡氏兄弟还是落得个惨败而归。
当时孔祥熙曾就中兴的人事安排问题和胡氏兄弟通过气。孔的意见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都由他的亲信出任，一个叫傅沐波、一个叫李达，而胡氏兄弟一个任协理，一个任总工程师。
这时胡仲实已意识到这是孔祥熙的又一个花招。他说协理可以另选他人出任，我过去以常务董事参与企业管理，现在我仍愿以这个身份为中兴公司服务。
这正中孔祥熙下怀，他正不好打发胡仲实，没想到胡仲实激流勇退了。这样，除了总工程师以外，中兴公司的其他要职全部被孔祥熙的亲信把持了。
中兴公司扩建初期，因新旧交接胡氏兄弟尚能发挥一些作用。但后来，随傅沐波羽翼日丰，便大权独揽，安插亲信拉帮结派，处处排挤原华西公司的留用人员。上上下下不论什么事，一切都得傅沐波做主。胡仲实便渐渐感到插不上嘴了。
胡叔潜一看处境不妙，便为自己找了退路，当时正好四J！；省建设厅厅长位置空缺，他便托人谋了去。剩下胡仲实一个人更为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了。
一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华西实业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占为己有，并很快成了孔祥熙的一棵摇钱大树。
4．“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
孔祥熙在站稳了脚根、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后，贪婪的本性就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看见哪有好处，他要不伸手，心里就痒痒。抗战爆发后，在觊觎和图谋民生、华西等民营公司的同时，他还把手伸向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经济部。
经济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孔祥熙进行体制改革的产物。由原来的农林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军委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组成，当时由翁文灏任部长。
成立经济部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关系，提高效率，改政出多门为政出一门。但经济部真的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就必须要触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将原来一些权贵们主管的业务或肥缺划归到经济部掌管，孔祥熙也不例外。他当财政部长以后，和宋蔼龄等兴办了一些公司和实业，同时他的狐朋狗友也办了不少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归口到经济部，他们说不上话，办事只能公对公，这些平日里以权贵自居、骄横跋扈惯了的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宋蔼龄一次为了一笔棉花生意想走走翁文灏的后门，结果翁文灏说棉花一事由常务次长何廉分管，他不好插手。宋蔼龄又打电话找何廉，不料何廉出差不在，这件事就耽误了下来，生意没做成。宋蔼龄却对翁文灏一肚子不满。一次吃饭她把这件事对孔祥熙说了，还说有什么了不起，这那么一点棉花，他签个条子不就调出来，至于推给何廉吗？！
当时孔祥熙也觉得翁文灏做事有点过分。当了个部长，就觉得身份倍增，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以为只听老蒋的，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另外，孔祥熙还害怕经济部在财经上不配合，搞小金库。经济部上交给财政部的钱少，财政部完不成预算，就要被认为是领导无方和失职。而在经济部那一方面，觉得你财政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支出收入预算除了保证战争，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财政应该围绕经济转，因此在工作上也发生了矛盾。
1939年，日军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沿江工业城市不断陷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时造成大后方物资匾乏，特别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紧缺。翁文灏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由于供给不足，军队的军需品得不到保证，将军们便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经济部。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大城市，物价也不断上涨，黑市泛滥，民众亦是议论纷纷。
孔祥熙认为时机到了，便吩咐财政部次长、孔的死党除堪等向经济部发难。孔祥熙利用徐堪的部下搜集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的材料，准备用章元善为靶子，打倒他身后的翁文灏，以达到夺取经济部大权的目的。
很快徐堪将调查的所谓材料交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看后即交到侍从室，由侍从室又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看后大怒，抗战伊始正需要严明党纪国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此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发手令，以抗战不利、丢失山东的罪名枪毙了军阀韩复榘。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严惩岂能服人心、镇天下？！
蒋介石一个电话找到戴笠，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几天后，章元善就在梦中被叫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手铐就烤住了他的双手。
紧接着，由军统和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