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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像
重新确立和完善了统治秩序，使社会步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各项制度，重视吏治，严格执法与守法，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严惩违法与贪污渎职，重新树立起百姓对官府的信心和信赖。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增加农民负担，提高生产积极性。其中最可以说的还有他的善于用人和纳谏。
魏徵像太宗纳谏图太宗把用人与保持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选用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亲疏贵贱，无论是中原、关陇、山东、江南的汉族，还是周边高鼻深目的胡人，都能得到重用。他重在选贤任能，喜看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同时，他用人又不求全责备，所以臣下能够心情舒畅，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魏徵、“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等均能各尽所能。特别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善谋，后者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报国，世称“贤相”，被并称为“房谋杜断”。一个精诚团结又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班子对于实现贞观之治，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太宗还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曾说过，自己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天可汗太宗君临天下，威服四海，他借东突厥因内乱势力削弱之际，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世勣率大军深入大漠，一举俘获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九年，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十三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于次年收服高昌，之后又擒获龟兹王，安西都护府地方官印
平定西域大部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太宗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数民族也把太宗当成了自己爱戴的可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番将的名字，铭刻在昭陵的祭坛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英雄人物。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像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吐蕃民风骁勇，以战死为荣。松赞干布做赞普（藏语“伟丈夫”之意，后为对君王的尊称）的时候，基本统一了各阎立本《步辇图》，记录了吐蕃使者朝见太宗求婚的场面
个部落，迁都逻些城（今拉萨），并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松赞干布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太宗答应以文成公主出嫁。
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吐蕃人民欢呼雀跃。为了减少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的艰难，他们沿途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水。松赞干布非常兴奋。他说：“我父祖没有和上国通婚的，我能娶大唐公主，深感荣幸。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亲自前往青海迎接，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然后陪文成公主回到逻些城。
在逻些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与各种书籍，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唐蕃密切交往的基础。正如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所写：“自从贵主和玄奘像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后来，松赞干布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尉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634年到846年的200多年间，唐蕃之间的使臣往来共191次，唐使入蕃66次，蕃使入唐125次。
玄奘西行玄奘是唐朝高僧，又称三藏法师。贞观初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他从长安出发，毅然西行前往佛教圣地天竺（唐朝时对印度半岛上各部的统称，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途经我国新疆及中亚诸国，一路上备尝艰辛。在天竺，他用大约17年的时间遍游各地，寻师访友，研习佛法，因佛学造诣精深而获得极高声誉。
玄奘从天竺带回佛经657部，又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共翻译出75部1335卷，约1300多万字。他是第一个把天竺佛教、历史、地理、宋刻《大唐西域记》书影
风土人情等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介绍到中国的人。太宗亲自为他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见闻口述下来，由弟子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他还曾把《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天竺。贤德“良佐”，内助名君贞观十年（636）元月二十一日，皇后长孙氏在京师长安大内的立政殿殡天驾崩了。殿内的太宗皇帝，禁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没有丝毫的矫饰，确实悲痛至极。
长孙氏在与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实在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桩桩，一件件，此时此刻，在太宗的脑海里历历闪现，那一切不能不令哀痛之中的太宗皇帝铭心刻骨。
少年结缘长孙氏嫁给李世民时，正值13岁妙龄。时在大业九年（613），李世民也是一位16岁的翩翩少年。
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她的祖上是北魏献文帝第三兄，本来姓拓跋氏，因为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最大，世袭大人之号，为宗室之长，后来改姓长孙氏。她家是出身代北的名门望族，当时号称“门传钟鼎，家世山河”。她的父亲长孙晟，武艺超群，精于骑射，又有奇谋远略，隋朝时甚得朝廷倚重。她的母亲高氏是隋朝刺史高敬德之女，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大业中任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
据说，还在长孙氏很小的时候，她的伯父长孙炽很折服李世民母亲窦氏夫人的见解，就和长孙晟约定日后与李家结为姻亲。长孙氏长大后，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郎李世民。
唐朝建立后，长孙氏便成了秦王妃。在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长孙氏坚决地站在丈夫李世民一边。太宗即位后，长孙氏便被立为皇后。
贤良国母贞观年间，她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她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永不超越现实的界限，从太宗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大唐着想，并且决无僭越之举，甘做配角。她与太宗志同道合，感情笃睦，一直受到太宗的尊重。
太宗即位之初，正是大动乱之后，长孙皇后深知国困民贫，便率先提倡节俭，平日的穿着打扮从不求华丽，日常不讲排场，物品也仅够用而已。
长孙后很注意加强自身修养，总是抽空读书学习，希望从古人的活动中得到借鉴。据说，她在梳头时，也不忘把书卷放在面前读上几页，太宗对此深表敬佩。长孙后把宫里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有时候，哪个妃子病了，她都要亲自前往探视，详细询问病情，嘱咐有关人员好生照料。这样一来，宫中的各种关系显得比较融洽。
太宗耳闻目睹，对长孙后更增几分敬意。日常相处，太宗对长孙后显得优礼有加。饭后茶余，床前灯下，太宗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她却闻而不答，一言不发。其实，长孙后这样做是担心由她开始启后宫干政之源。实际上，长孙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他提出劝谏。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她常常与太宗讨论历史上的事情，借古喻今，“因而献替，裨益弘多”。
有时候，长孙后也见机行事，随事变通。太宗有时由于大臣进谏过于逆耳，冒犯了他的尊严，心里不痛快，当着群臣不便发作，回到宫主明臣直（明《帝鉴图说》）
内却无法掩饰怒容。遇到这种情况，长孙后总能很巧妙地化解。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满脸怒容，嘴里不住地说：“我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真是气死我了。”长孙皇后见他这副样子，心里已猜到几分，连忙问：“皇上这是生谁的气呢？”太宗道：“魏徵那个糟老头子，他在朝廷上羞辱朕，让朕下不了台。”长孙后听罢，一言未发，转身回到内室，换下常装，穿着皇后大朝时的礼服径直走到太宗面前，施以款款大礼。太宗摸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忙问：“皇后这是做甚？怎么穿得如此郑重？”长孙后答道：“妾闻知，主明臣直。今魏徵犯颜直谏，足见皇上是有道明君，这样的事，我怎能不郑重道贺呢！”太宗听长孙后说自己是明君，顿时转怒为喜，杀魏徵的想法也云消雾散了，他因此能更好地听取臣下的谏诤。
长孙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决不允许奢华与超越礼法规范。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要做有伤大体的蠢事。正是长孙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长孙后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对外戚预政的防范。
长孙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之交。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打了头阵，因而深得太宗恩信，出入卧内，委以腹心。太宗即位后，曾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执辅朝政，都遭到长孙后的坚决反对。长孙后的这一做法，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外戚威胁李氏子孙，以永保大唐的长治久安。长孙无忌及其家人，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从不仗势傲物，目空一切。这保证了贞观时期的政治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贞观之治。
长孙皇后对这一治世的鼎助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长孙皇后逝世后，被加谥号为“文德”，所以史书中称为长孙文德皇后。到她的儿子高宗李治时，又为她加上了文德顺圣皇后的尊号。去世的当年十一月，长孙氏被安葬在醴泉县（今陕西省礼泉县）内的九嵕山上，称为昭陵。太宗为示悼念，亲自写了表文，记叙了修建山陵的始末，让人刻石，立于昭陵，表彰皇后的克己奉公和严于律己。
有心的人也许能够看到，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后，太宗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英姿勃勃，晚年的太宗不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开始饵食丹药，还逐渐陷于骄傲自满和个人陶醉之中，兼听纳谏的作风也已冲淡；发民力，兴作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谨慎。这个时候，太宗怎么不去重温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呢！
李世民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世民出生：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
出生地：陕西武功属相：马
卒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