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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哈里托诺夫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头年秋天不知道哪个“贴心人”用一个写给利亚列克的信封，装着外币和一包麻醉药塞给了哈里托诺夫，他于是马上被当场逮捕。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已经坐在了古罗夫上校的办公室里。古罗夫自然没给他送麻醉药，但猜想到麻醉药不是属于哈里托诺夫所有的。不过，古罗夫当时正在解决往亚姆希科夫领导的集团内派坐探的问题，哈里托诺夫作为他的亲信，来得正好。从精神上把哈里托诺夫打垮，使他同刑警合作，并不太难，所以古罗夫办到了。古罗夫很少过问坐探事务，但因为他很需要情报，于是给哈里托诺夫办好了相应的雇佣手续。
总的说来，那年秋天交易就达成了。古罗夫得到了必要的情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切断了情报从总局流失的渠道。是的，叛徒乌索夫上校起初被捕，但后来因罪证不足而获得释放。
哈里托诺夫当时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因为古罗夫像往常一样，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消灭了哈里托诺夫手中的麻醉品。
从那以后几乎过去了半年，哈里托诺夫继续与利亚列克和他的集团保持接触。但因为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本人从不带枪，也不参加任何战斗，所以他在这方面觉得自己绝对放心。有一天傍晚，他从赌场出来，正朝自己的车子走去。这时一辆深灰色的“雷诺”牌小车停在附近，右门打开，接着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坐进来吧，让我们开几分钟的车，兜兜风，有话要谈。”
哈里托诺夫朝车子望了一眼，认出了古罗夫上校。古罗夫把车子开进附近一条小胡同里，停在一幢什么建筑物旁，愉快地望着，甚至使了一个眼色。哈里托诺夫鼓起勇气，责备说：
“怎么能这样呢，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向我保证……”
“第一，你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很高兴见到你好。第二，你生活怎么样？这样白痴式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古罗夫本来把一包烟给哈里托诺夫递了过去，一想到他不抽烟，便自己抽了起来，问：
“我到底答应过你什么没有履行呢？”
“您说我们的账算清了的，您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了。”
“我问过你的健康情况，说过你可以不必回答。”古罗夫记住了克里亚奇科的忠告，微微一笑。
“现在您会说，我们见面是偶然的，您祝我晚安了。”哈里托诺夫揶谕说。
“没有极端的必要，我是从不说谎的。你说说，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你是否有亲戚在周围？我有关于你的材料，但忘记了。”
“有个姑妈在巴尔瑙尔，”哈里托诺夫惊慌不安地说。“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信。您要知道干什么？”
“你能不能到巴尔瑙尔去找你姑姑一趟，或者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呆个把星期呢？”
“为什么？”
“不想回答，知道多余的事会使人短寿的。”
“您打算收拾利亚列克？”哈里托诺夫身子缩了起来，甚至冒汗了。
“我本人不负责处理你们那个集团。不过最近几天会发生某些事情，你最好不在莫斯科。”
“如果我突然飞走，以后再发生您所说的事情，那我就最好别回来了。”
“让我想想，”古罗夫放下车窗玻璃，吐出一口烟。他总是想方设法对待坐探尽可能好一些，尽量理解他们。有时这种关系变得很好，几乎是同志式的，但有时他也不喜欢坐探。对哈里托诺夫就是如此。古罗夫对他是根本不相信的，但因为知道他胆小怕死，所以他明白“这位理论家”不得不讲真话，他不敢冒险，火药不足。当古罗夫完成任务时（他雇佣哈里托诺夫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的），他同哈里托诺夫高兴而轻松地分了手，尽管并不排除同他恢复关系的可能性。的确，现在并无直接的需要，因为情况不同了。
在州里“潮湿”的地方抓住了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集团的两名伙计。利亚列克本人还不知道他的人被捉住了。那两个小子是吸毒者，他们在多数场合下经不起长时间的审问。因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抓住的，手中拿着武器，所以他们很快就招供了，说出了利亚列克。在他们的供词中还顺便提到一个绰号“老爷”的人。那几个土匪只知道绰号，却从没见过那个人，但听说“老爷”是利亚列克的助手。绰号是属于哈里托诺夫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小心谨慎的哈里托诺夫总是呆在一旁，大肆宣传的事他从不参加，但他可能很容易被烧死。烧死他的，可能是利亚列克本人。古罗夫的同事在一次例行袭击中，打算干掉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手中很少拿枪。但有资料说明，这种事很快就会发生。如果把利亚列克抓起来，那就要对他身边的人进行清理，因为其中有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比如会计、门卫、秘书。也许哈里托诺夫也会落网，那就在与亚姆希科夫当面对质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利亚列克可能用哈里托诺夫来掩护自己，说哈里托诺夫是集团实际上的头目，而他自己则退到暗处，只是一个普通的执行者。
古罗夫还是失算了，他明白精心安排的坐探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尽管他对这个人没有好感，还是决定把他引到一旁去。如果战斗顺利，利亚列克不是被抓住就是被打死，他的集团就会被粉碎，那么这事就闹大了。不过，那还是暂时的。神圣的位子不会空着，区里不可能没有刑事犯罪力量的影响。整个莫斯科都有人监督，而一个区难道会按另一种规律生活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机体受到了毒害，难道一只手会好吗？利亚列克的位子会来另一个人取代的，他会招集残余的势力，引来新的匪徒，一切又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新组织里有一个像哈里托诺夫这样水平的坐探，那就可以把整个新的集团全都控制起来。应该救助哈里托诺夫，应该再给他点麻醉品！紧紧地掐住他的喉咙，否则没办法对他做工作。
古罗夫不喜欢采用这类方法，不过一个人不喜欢的东西还少吗？牙科医生的椅子，每一个正常人坐起来都忍受不了，可他自己一跑来，很快就坐上去了。
“你想出了什么办法？”古罗夫熄灭了香烟。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得救，”哈里托诺夫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有望古罗夫。“如果是下小雨，带把伞就行了；如果外面下倾盆大雨，那就别出门；如果地上震动，就该进地下室。也许，只是几个小孩子在屋顶上跺脚，搞得轰隆隆地响，吓唬人呢。”
古罗夫大为生气，但他没露声色地问：
“如果利亚列克被死死地捉住，他在对质时会出卖你呢，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全部承担责任，像‘火车头’似的开走呢？”
汽车里面静悄悄地，似乎外面整个城市也暂时静了下来。
“如果他牢牢地被捉住，他就会拿我来当掩护。不过由我来掩护还不够。”
古罗夫赞同地点了点头，又抽起了烟。
“也许不抓利亚列克呢？现在他是干净的，如果预先通知他，让他不犯新的案子，我们就可以过冬。”哈里托诺夫望了古罗夫一眼，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有趣的想法，”古罗夫微微一笑，好像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着。“有趣的是具体由谁去通知呢？这个大胆的人怎么向利亚列克解释他是从哪里得到情报的呢？”
“可以写匿名信去敲击……”
“你忘乎所以了，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不知道该怎样同我谈话了。”
“请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是出于害怕，请原谅。这么说来我得从莫斯科滚出去啰？”
古罗夫从后座上拿起一个公文包，把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放在上面。
“把你姑妈的地址、姓名和电文全写下来。你说姑妈病得很厉害，不知道房子怎么处理，请马上飞来。”
哈里托诺夫乖乖地写下了。古罗夫把那张纸收进公文包里，扔在后面的座位上。
“你收到电报后，马上拿给利亚列克看，并且补充一句，说你姑妈有金子。机票我给你买来。”
“您不在时我可以做什么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哈里托诺夫讨好地说。
“我的电话你记得吗？”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哈里托诺夫重复了一遍电话号码。
“你一到就给亚姆希科夫打电话，说你姑妈养病去了，但同她谈话很有意思。他会明白的，你姑妈不能死。你的老板虽然不是斯宾洛沙，死没死这一事实他还是查得出来的。一个星期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亚姆希科夫在巴尔瑙尔可能有朋友，你要小心谨慎。”
“我明白了，谢谢，一切我都会考虑到的，一定完成任务。”
“生活怎么样，区里有什么新闻？”古罗夫问道。
“没有大变化，赌场的老板换了，原来的老板被利亚列克挤走了。”
“新老板是谁？”
“不是您那方面的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叫什么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的。他是个大脑袋，人很固执，是搞财政的，打算竞选杜马代表。”哈里托诺夫回答道。他隐瞒了加依请了保镖与地方行政和民警建立了联系，完全不像他想装的那么简单。
古罗夫感觉出了哈里托诺夫的话里有某些虚假的成分，但他还是认定哈里托诺夫投靠了这个新来的老板，所以才没把话说完。当时密探古罗夫还没有领到侦查“生活服务部”的任务，所以他没有作声，只是顺便想了想，如果与匪帮的战斗很顺利，哈里托诺夫又能在新的集团中占住相应的位置的话，那么，赌场的新老板就值得关心一下了。但古罗夫不久就认识了玛丽亚，后来又是一大堆工作，所以次要的谈话就退到后面去了。
具有远见卓识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终于成了赌场的老板，而且很快就表明，他的这一行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赌场的许多东西都很合加依的心意，但某些东西却必须加以改变。他不打算匆匆忙忙实行新的制度，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让赌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喜欢，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这家赌场并不过份豪华，两个大厅都是由土耳其一家公司装修的。加依认为赌场应该有平静、舒适的环境，互相尊重、友好的气氛。姑娘们很中男人的心意，但男人不同女人竞争。加依并不天真，他明白这一切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文化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品质，可这种品质几十年来在俄罗斯已被消灭殆尽。他打算不慌不忙地去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尽可能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
大家知道，通地狱的道路是用崇高的美好愿望铺成的。加依也没有避开这条道路。考虑到原来老板的民族性，在赌场工作的，许多都是高加索人。剧院从挂衣架开始，赌场则从看门的开始。又高又大的看门人口音重，目光中带着鄙视，嘴巴上挂着虚伪的微笑，百分之百地不合要求。不仅需要将他调离赌场的大门，而且要将他调离这一地区。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据哈里托诺夫说，这位看门人与当地的黑手党和民警局都有关系，要把他弄走，并不简单。
但等待新老板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企业内部。加依不清楚赌场老板这个人物在区里有多重要，他要同多少人打交道。他还没来得及了解问题的实质，民警局、反间谍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经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们全都文质彬彬，喝喝咖啡，尽管有的人期望更大，但加依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坚决的：不给任何人摆酒菜。再说多少严肃一点的人，喝喝酒是收买不了的，让这些小官僚习惯于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自吹自擂，他并不愿意。
出人意外的是过去的老板打电话来了，问候他的健康，这就使加依警觉起来了，因为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是相当冷淡的。加依以他并不具备的坦率向他表示歉意，说他很忙，要求对方开门见山。
“我始终闹不清楚您是怎样不受损失而与股东们分手的。”过去的老板沉默下来，显然是在掩着话筒，因为可以听到那里压低的声音。加依本想放下话筒，老板突然又说起来了：“有一位很体面的人有事求您。鄙意以为，应该接见萨莫依洛夫先生并听取他的意见。”
“明天上午十点。祝您一切顺意。”加依放下话筒，感到有点惊慌，但他认为拒绝会面，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正，保镖走进来，把一位年龄和民族均难以确定的男子带进了办公室。加依起身问道：
“是萨莫依洛夫先生吗？”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加依把保镖打发走开，请客人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