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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件事上，他又很固执。工作不怎么样的领导，他硬是不服，直至完全不服从。任何一位负责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态度，都是无法予以容忍的。杜罗夫没有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照例该提的军衔，也延期授与。他被贴上了一个标签——酒鬼。因为在侦查中只有病人和非常狡猾的人才不使用酒，所以要当场抓住刑侦人员喝酒并不困难。他的前程是被一桩大丑闻结束的。杜马代表的一个儿子强奸了一位未成年的少女，并把那女孩灌醉，打成重伤。使他倒霉的是，根据邻居们的告发，阿尔焦姆循着小姑娘的喊叫，把车子开了过去。问题已经一清二楚，杜罗夫没有回避，把材料如实地整理好交了上去，检察院的侦查员急得脱下裤子跳了出来，但已无法帮助强奸犯了，因为阿尔焦姆已经给报社打了电话，而且不是给一般的报纸，而是给赫赫有名的《莫斯科新闻》报，于是杜马代表的儿子得到了严厉的惩罚。俄罗斯内务局局长被降了级，而阿尔焦姆·杜罗夫则被开除出民警局，理由是“在工作时间内经常酗酒”。
他以前总是不喜欢领导，现在则更是恨透了他们。他很清楚在民警部门工作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优秀的沉下去了，聪明的人不需要，要的是便于使用的人。杜罗夫申请去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但人际关系又没弄好，应该承认阿尔焦姆的性格不是甜甜的白糖，而是一种又酸又苦的性格。加上他对什么都发火，无缘无故地向人发起进攻。就在这一时刻，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给他打来电话，邀请他去“庄园”，他们推心置腹，谈了一次又一次，此后乌索夫把阿尔焦姆安排进了赌场，叫这位小伙子好好表现自己，安静一点。
问题是他们从前一起干同一种工作多年。乌索夫当处长，很快就熟悉了这位强有力的刑警的性格，给他的行动，提供自由。乌索夫本人同黑手党在那些年还没有联系上，他支持阿尔焦姆的动机是纯正而高尚的，因为他很重视专业人员，并且打算将来把他要到他领导的处里来，但生活动荡起来了，乌索夫上校把动作灵活的阿尔焦姆大尉给忘记了，直到乌索夫进了部长的公馆，开始组建队伍才想起他来。正如俗话所说：没有幸福，则由不幸来帮助。自然，这句俗话在具体情况下，只与乌索夫有关。他的运气来了，官僚主义和那些吹牛拍马者把杜罗夫扔到了外面，而巴维尔·乌索夫恰恰就出现在他身边。
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生活，谈刑事侦查工作。乌索夫告诉他，说他自已被开除，是因为有人造谣，说他收受贿赂，似乎他已承认有罪，说他没有力量去看别人，可现在他可开荤了，领导把他扶起来了。这位过去的上校非常缓慢，但很细致地让阿尔焦姆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作一次决定性的谈话，看他对民警局的工作人员中的一些贪污腐败行为，作何反应。
乌索夫终于下定了决心，向阿尔焦姆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我曾经帮过一个人，帮他收回了一大笔钱。那个人却认为是机会帮了他的忙，应该让他把眼睛睁开，从他那里把我自己的那一份拿回来。”
“多少？”阿尔焦姆平静得出奇地问道。
“他收回了二十万。”乌索夫回答道。“我认为他应该交出七万。我给他造出了一个果断的男子汉的名声。前不久我又把一个求助者推到了他那里，那又是几十万，说不定会上百万呢。”
“这人我认识。”
“你认识。”乌索夫微微一笑。
“他是我的头，我的老板，叫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他是个聪明人，同他打交道很容易。”杜罗夫很快就识破了乌索夫的阴谋。“商界的人都知道加依，他是自己人，一旦需要，不妨找他求助，不会有错的。任何一个银行家也不会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头头打交道，而是与比他级别低的同事打交道的。收回一部份债款，总比全部失去要好。”
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春天进行的，当时阿里亚辛的哥哥还没被杀，古罗夫的影子还没朝他们走来。
在同乌索夫第二次见面以后，阿尔焦姆·杜罗夫明白了：这位以前的上校对他这位以前的大尉态度很严肃，而且毫不怀疑他的建议将带有刑事犯罪的性质。阿尔焦姆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否则为什么还需要他这个倒霉的刑警呢？五月里，即乌索夫最终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部分牌摆到桌面上时，杜罗夫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不怀疑，乌索夫并不是没有收受贿赂，他在贪污腐化中受到了牵连，乌索夫上校并没把所有的牌都拿出来，而是将有的牌留在衣袖里，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阿尔焦姆激动。他确定了自己的任务，果断地决定：除杀人之外，什么都可以干。他也会开枪，不过会像过去一样，只是为了自卫。
上午十一点，他走进了加依的办公室。那个时候老板通常是在检查账目，谁也不接见的，赌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加依警觉地望了一眼阿尔焦姆，什么话也没说，朝一把围椅点了一下头。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您吃苦药是一口吞下，还是先尝一尝呢？”阿尔焦姆一边往下坐去一边说。
“我尽量做到根本不用药，不论它是苦的还是甜的。”加依回答完后，把摆在他面前的公文包盖上。
“您是商人出身，过去是做生意的，您收受了二十万违约金，虽然根据您在公司里的地位，您是连一美元也休想得到的。您巧妙地突然杀死了您的谈判对手。您认为这种情势正常吗？”
“我不问这一切您是从哪里知道的。这是您经历的一件事。”
“不是经历，而是职业。”杜罗夫纠正他的说法。“您没有回答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
“也不打算回答。”加依心平气和地回答说，甚至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知道或早或迟、诸如此类的谈话是避免不了的。“我手里从没拿过武器，也没有雇用过杀手。莫斯科经常有人杀人。这是很可悲的，但是是事实。谁从这些或那些凶杀案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就不知道了。”
“您帮助您过去的老板，作出了有利于你们的结论。”
“您是法律学家，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您经验丰富，非常了解，什么事可以证明，什么事不行。”
杜罗夫望了望老板的脸庞，犯起愁来了。根据多年侦查工作的经验，他知道最说不动的人，是傻瓜。看来，阿尔焦姆在加依的脸上，看到傻瓜的某些坏征兆，因为他没有任何必要地把打火机打燃又熄掉了。他喜欢装亲近。
“您给人的印象是个很明智的人。”阿尔焦姆认为形势已经极其清楚，所以他很不愿意去了解细节，把一切都摊开来。“您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这次谈话。您不该说愚蠢的话，而只提一个问题：多少？”
加依打算反驳。但杜罗夫在工作期间见过无数次的审问，听过无数次劝人为善的谈话，他已经明白：老板是劝不动的。
“前些天有个电视修理工程师来找过您。有人欠他的钱不还。数目不少，两百一十万美元。像任何一个公民一样，电视机修理工程师有权借钱给人家，别人欠他的债不还时，他也有权感到愤怒。老板，您是继续装糊涂呢，还是让我们来解决具体问题呢？”
“什么问题？”加依费了好大的劲才说了出来。
“您是自封为王的人，您承担的是您不能完成的工作。您的工作是让有钱人开心，满足他们寻欢作乐的欲望，而您则每天上午清理收入的多少，然后照章纳税。您把追债的工作也要揽过来，这不是您的工作，而是绰号利亚列克的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亚姆希科夫的。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哈里托诺夫。”
“我不打算抢任何人的面包！”
“我已经说过，别胡说八道了。要是利亚列克知道我们的谈话的话……”
“他不会知道的！”加依大声惊叫。
“简单点，老板，今天就摊牌到这里，”杜罗夫停顿了一下，让加依有可能把话说完，但加依却沉默不语。“为了消灭您的对手，您应该给我们七万美元，至于电视工程师的要求，”他嘿嘿一笑，“让我们考虑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您完全是一个花花公子。同意吗？”
“七万美元，是一笔很可观的钱，而把它拿来作为您流畅的交谈材料，我可不愿意。利亚列克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但他在原则上就是一个危险人物。您的这种讹诈是行不通的。”加依集中思想，获得了一定的信心。“如果谈到建立一个固定的团体，责任与利润都有明确的分配的话，那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您想得到您所拥有的情报费的话，那您就错了。我把那个电视工程师交给利亚列克更简单，而且可以把您当做一场恶梦一样忘掉。”
“我们正在完成您考虑不周而接到的订货任务，您收到所有的钱后，要交出三分之二去还债。今后我们保证您得到新的订货任务。任务会有的，因为催收债款，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极其迫切的问题。贷方与借方相互关系怎么也没正式形成，谁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东西。说妥了吗？”
“我得想想。”加依回答说。
“很明智，我想，您五分钟就够了吧。”杜罗夫望了望手表，把两条腿伸出去，在围椅里面坐得更舒服些了。
对阿里亚辛的跟踪工作停下来了。现在在外面跟踪的对象是阿塞拜疆人尔扎耶夫和他年轻的同胞，现已查明他们两人已经坐上飞机，飞往巴库去了。阿尔焦姆·杜罗夫在赌场工作，空余时间就在他的单人套间里睡大觉，没作任何不体面的事情。当时停下来修检的一辆“伏尔加”开出去了一天，接送各种不同的代表，后来显然固定给一个代表、委员会主席科托夫·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使用。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党人，是久加诺夫身边的红人。
户外观察不得不予以撤销。密探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闲起来了。他们在奥尔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空谈了一个多小时。古罗夫两次想起巴维尔·乌索夫，断言这个案子没有他们过去的这位同事参加是不可能的。
“你使我疲倦死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终于开口说道。“你老是盯住巴维尔。我们已经查过三次，他在部长的别墅里工作，根本没走出过那里。我们要对别墅进行监视，谁也不会批准。这个区已经有相当熟练的人在守卫。这事就不用再说了，如果您有什么具体意见，我倒是愿意洗耳恭听。”
两位密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克里亚奇科说道：
“我们的处境很糟糕，糟得不能再糟了，比干等还坏，你在想什么呢，列夫·伊凡诺维奇，说出来吧。”
“你，也像彼得，喜欢引用事实，可我没有事实。”古罗夫回答道：“我只能就抽象题目进行议论。让我们从阿里亚辛开始吧。对他的监视，看起来很奇怪，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在阿里亚辛和枪杀他哥哥的组织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那就几乎一切都变得极其清楚了。”
“我可以插话吗？还是只能沉默不语呢？”克里亚奇科问道。
“说吧。”
“既然已经达成了协议，那为什么还要进行监视呢？”
“斯坦尼斯拉夫，你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装扮成有点傻里傻气的样子，所以现在也同我玩起这一套来了。”古罗夫很生气地回答。“他们把阿里亚辛吓住了，所以他同意还清他哥哥所欠的债款。但恐惧是一种可以过去的感情。当你身后经常跟着一辆车子，带着四个打手的时候，恐惧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加重。你我伤透了脑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足够而要用四个人。行动的组织者故意暴露他们的监视，给监视对象发信号。你们拦住那辆‘伏尔加’时，尔扎耶夫同司机坐在一起吧？附带说一句，后面座位上还坐着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子。”
“那人是沃洛金·斯捷潘·伊凡诺维奇，二十四岁，离开部队后，在民警队伍里干了一年，”克里亚奇科说道：“现在是小截听站‘六人面包车’的保卫员。”
“在户外监视车里，让一个大胡子阿塞拜疆人同司机坐在一起明智吗？”古罗夫轻声问完，叹息了一声。“我们的观察人员没有工作。他们在第一天就该通知我们，他们是故意暴露的。尔扎耶夫对你的态度是挑衅性的。我以为过去当过刑事侦查员的杜罗夫会把沃洛金那小子拿去作乘务组的成员。他仔细观察这孩子，总在打他的主意。这就是监视的全部奥妙所在。”
“但是还有别的车子，别的人呀。”
“并没有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