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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为什么下令把和平地结束同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谈判的兹纳明斯基除掉呢？为什么要在民警的工作人员中，而且远不是优秀的，不是遭到开除，就是声名狼藉的人中，恢复自己的联系呢？最后，为什么您需要被扔到外面的阿尔焦姆·杜罗夫呢？还有最后一点，为什么您着手从萨比林那里收债？这最后一点完全是不明智的。”
乌索夫并不以聪明见长，但作为刑警人员却是经验丰富的，而且具有很强的记忆力。萨莫依洛夫“工程师”正是在这所房子里向他这个上校要求帮助收回债款的。这位结结巴巴的工程师解释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强有力的朋友，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前不久还是一名上校，很可能他还有广泛的联系……当然，这个称呼里面有着某种令人警觉的东西，但乌索夫是那么需要这类“工作”，所以他没有加以仔细研究就叫他去找加依，加依虽然不能完成此类任务，但他是那些有能力的人最好的保护伞。
上校相当迅速地估计好了形势：这位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的人是个送上门来的普通钓饵。对乌索夫感兴趣的人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上钩。
“您知道萨比林是什么人吗？”乌索夫对少校的自信越来越生气，于是问道。“当然您知道。可以这么说，你们已经决定试着拿我去当塔尔塔科夫斯基。”
“什么？”少校不明白，“您提到一个什么姓？”
“看来您没谈过巴别尔①的作品，所以您听不懂。如果我自己去，我不是早被杀死了吗？”
① 巴别尔·伊·艾（1894—1941）俄罗斯名作家，其代表作为《骑兵军》（1926），还有短筒集《奥德萨的故事》和一些剧本。
“我们对您进行过认真研究，您不是战斗人员。要是您能冒险，那就是说，我们对您的估计错了。”
“就这么简单吗？”
“只是没有不自然的过分激动和廉价的虚伪做作罢了！”少校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了，失去了信任的语气。“您把阿尔焦姆·杜罗夫派了出去，却并不特别关心他的健康。”
“这么说来，是您帮助阿尔焦姆逃走的？”
“是有人帮助了他，难道他工作时没人掩护吗？”
乌索夫不相信少校的真诚，决定改变一下话题。
“好，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了吧。请解释您来访的目的。您有什么建议？”
“不是建议，是要求。”少校无礼地加以纠正。“您发明了自行车，但大家知道，为时稍晚了一点。难道您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不还债比伤风感冒还流行的时代，谁也不会去管这个问题吗？不过，发明家，即便他晚了一百年，仍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们领导认为，您对我们很合适。我们有优秀的执行任务的人才，有狙击手、肉搏战的能手以及其他各种专门人才。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首脑中心，有高水平的战略家，我们缺的是中层，中间环节的人。您了解作战和坐探工作，所以我们很需要您。”
“又是首长，又是依附于伟大战略家的人，实质上他们都是一些庸人和沽名钓誉之辈。”乌索夫想道。他差点表示拒绝了，但转念一想他们马上把他从这个窝里赶出去，不会允许他去向皮货商收债，反而会让他光着屁股退休的。如果他开始动弹一下，他们就会干脆把他消灭掉的。
“萨比林的债款怎么办？”
“这是您的问题，您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吧。今后您在组织中的位置，会给您明确规定的。”
乌索夫决定露出牙齿，他知道在政治上，在与任何人的交往中，就像在市场上一样，你要想得到自己的价值，就得张口多要钱。否则，人家花几个小钱就将你买下了，还要叫你是傻瓜呢。
“您同我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我用心听了。现在我想要会见的，不是在大街上作广告的推销员，而是某个经理。”
“我有全权……”
“这一点您知道，”乌索夫打断他的话。“我知道的只是与我谈话的是安全局一位相当了解情况的少校。”
“是保卫局……”
“细微的区别我搞不清楚。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建议和严肃的保证。”
“提您当杜马侯选人，行吗？”
“您在开玩笑？我可是受过审判、坐过牢的人呀……”
“谁又没坐过呢？”少校放声大笑。“我们将把您列入代表我们党的候选人名单。您是法律工作者，专业人员，受过现政权的迫害，这就意味着，您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代表是有豁免权的，任何古罗夫都奈何不了您的，您不再觉得他可怕，而是可笑了。”
少校知道拳头往哪儿打，不过，乌索夫虽然也感觉到打击达到了目的，他身子晃了一下，但还是站着，果断地回答：
“我是个办事的人，想同老板谈谈。您所说的党，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党。”
“用政治家们的用语来说，我们的谈判是建设性的。快去解决您的迫切问题吧。如果您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您就得离开这里。您的位子将由阿尔焦姆·杜罗夫来取代。最后一点是您必须解决家庭问题。”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有人会同您妻子和儿子在应有的水平上进行谈话，会向他们解释，您受到毁谤，反对您的那些材料，是捏造的。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今后会有人来帮您的。”
于是乌索夫坐在围椅上，望着秋天的树叶，尽管他不会判定树叶是什么颜色。他时不时地望望躺在床上的搭档，猜测着他到底是睡着了，还是在装睡。同少校谈话以后，弄清楚了是谁可能在逃跑时帮助小伙子，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已不再生阿尔焦姆的气了，因为他明白小伙子说的是真话，解释又解释不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是我，也会沉默不语的。”乌索夫自己承认。不是一切都不明不白地可疑吗？别人可能会想：这小子出卖给皮货商了，要不就是勾搭上了民警。其实，民警并不是这么工作的。只可能是古罗夫，虽然他是个冒险分子，可也不是小孩子，不会去掩护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而仔细研究，古罗夫又没有时问。我要盯住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人很倔，虽然也很有才华，可是一条蠢汉，想一个人把一座山搬走。你看，要是我当上杜马代表……
杜罗夫猛的一下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思考。杜罗夫坐下来，望也没望就把摆在床头地板上的一瓶酒抓了起来：
“欢迎您，长官！”他把瓶口送到嘴边，转念一想，走到桌旁，往杯子里倒酒。“你责备我？”
“为什么？你是个聪明的汉子，知道分寸。”
阿尔焦姆往杯子里倒酒，一口喝光了，开始嚼一块很滑的火腿。
“你想出什么新点子了吗？”他挑衅性地问道。
“我们一起来想吧。”乌索夫心平气和地回答，同时望着半裸的、扎着带血的绷带的杜罗夫。“你告诉我，那个从院子里掩护你的人的枪法如何？”
“是什么样的人吗？”杜罗夫往杯子里喷了一口酒。
“什么样的人，我说不上。”乌索夫嘿嘿一笑。“至于有这么个人，而且开过枪，我是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很能干！”杜罗夫说道。他没再喝酒，而是开始穿衣服了。“你还打听到了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是在我背后开的枪，所以我设法回答。不过根据装有消声器的手枪被打哑、“ЪMB”车被打中来看，此人枪法不错。”
“是专业人员。”乌索夫看了一下手表。一般的人在这时是休息的，不过土匪这时也可能工作。他把电话机推了过去，拨了个电话号码。
“我在听着呢。”答话的是一个熟悉的男中音。
“谢尔盖·里沃维奇，在您这个年龄，在这样的时候您该在游泳池里同姑娘嬉戏。至少该到赌场里玩一把小小的。可您，对不起，却像区委会的六座面包车，仍然在工作。”
“您怎么不用自动电话，而使用普通电话呢？”萨比林以问作答。他等电话已经等了两天两夜，可此刻他却惊慌失措。“要是我派人来呢？”
“带钱来吗？”乌索夫问道。“凑齐了吗？我祝贺您。不过，由于您的过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差错。现在您该付的不是两百万，而要加上利息，数目就大多了。”
“钱你可以得，不过不要厚颜无耻。我错了，准备付钱。两百五十万，星期一你打电话来。”
“好，但你不要耍任何花招。你的命抵押在我的手里。要是出什么事，钱我倒无所谓，可你得死。”
“你别吓唬我，你也不是一辈子老呆在自己的洞穴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我好久不去大剧院了。以后再最后确定，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三，地点是大剧院第四和第五根圆柱之问。时间是白天。”
“第四、五根之间，从哪边数起呢？”
“你是人家用麻袋装着运进莫斯科的吗？大剧院有八根圆柱。”乌索夫把话筒放下。
“你同他谈得很坦率。很坦率。”杜罗夫把酒喝干了。“可谁去呢？”
“你委托他收回两百五十万美元的那个人。”乌索夫回答。
阿尔焦姆把一瓶酒喝完，把瓶子倒过来，叹息一声说道：
“只好痛饮一通才行了，否则这么多钱我搬不到汽车上。”
第七章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也亮起了灯。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翻阅承办的凶杀案的刑侦案卷，在个别的页子上作了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笔记。
“常常遇到一些例外，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杀手们的水平很低，他们按老一套工作，没有想象力。”克里亚奇科议论道。“保镖很不中用，最令人震惊的是造成了一种印象：要不是他们不相信有可能谋害他们的老板，要不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命漠不关心。”
“这种那种情况，都是有的，”古罗夫回答。“你钱拿得多，坐高级轿车，最初那些日子是比较警觉的，后来对老板慢慢习惯起来了。你是一个任何人都不需要的人，可你却养着我摆架子，提高威望。我相信，银行家，一般所谓有钱的人，应该处理好自己的活动与可能的危险之间的关系。人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他踩了谁的脚。”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吃惊地看了看手表，把话筒取了下来。
“我在注意听您说话。”
“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吗？”一个令人愉快的男中音在说话。古罗夫马上听出声音来了，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
“是我。我在听着。”他向克里亚奇科做了个威胁的手势，意思是说：你闭嘴。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同您谈话的，是您不久前去过他的办公室，在日历页上写下过您的电话号码的人。”
“您好，谢尔盖·里沃维奇，”古罗夫回答。“我们的电话要偷听虽很困难，但却是可能的。而说话应该自由，去掉细节。”
“我明白……我不相信，我做的是否正确……”
“对，谢尔盖·里沃维奇。如果想在电话里谈，就应该先打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厨师街即过去的沃罗夫斯基街，您知道吗？”
“当然知道。”
“过多长时间您才可以乘车来到最高法院大楼边？”
“四十来分钟。”
“很好。四十五分钟后，您把车子停在最高法院对面，我来坐您的车。”
晚上快到九点的时候，古罗夫从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车上坐到萨比林的“ЪMB”车上。
“您好，”古罗夫说完，向坐在后座上的两位保镖点了下头。“请你们改坐我的车。”
“ЪMB”和克里亚奇科驾驶的“梅尔谢杰斯”拐进一条联接厨师街与新阿尔巴特街的小胡同，停了下来。
古罗夫稍稍放下窗玻璃，抽起烟来，然后说道：
“谢尔盖·里沃维奇，一定是有人给您打电话，告诉您债款增加了，暗示有人要杀您，并建议您把钱带到指定地点。”
“什么钱？”萨比林懒洋洋地反驳。“我从没谈过钱的事。”
“他们派来要钱的小伙子，当然就是从您那里跳窗而逃的那个人。”古罗夫停顿了一下，让对方有可能进行回答，但他却没有作声。“您已决定发表关于受到勒索的正式声明吗？”
“当然不。”萨比林很快地说道。“我给您打电话了。现今当局的代表应该只能依法办事。”他以审视的目光望了古罗夫一眼。
“如果您认定，值得给我行贿，那您就白费心机了。最近二十四年里我没收受过贿赂，而在此以前，也没人向我行过贿。”
“我知道，有人警告过我。我为什么要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