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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大学里教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不敢耽搁您，对不起，祝您一切顺利。”他把照相机收进盒子里，很信任地说：“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在当看守吗？您别焦急，这种不像话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把它结束。我们决不允许向水晶般的人身上泼污水。今天的当权者要为您丈夫受到摧残的命运，付出高昂的代价的。”
当言多语多的小伙子离开时，瓦列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认定，这小子不是弄错了，就是在搞一场不怀好意的争夺。巴维尔不止一次说过，他有许多敌人，但是，由于她知道丈夫好虚荣而且多疑，所以她对他的话并不相信。
可过不久丈夫就打电话来了，他很克制地说道：
“我的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不说我们已经分了手，我事先警告过，叫他们不要来打扰你们，但他们是一些无法控制的人，可能会来的。我已离开家，你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已经来过了，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你该回来一趟，把正在发生的事解释清楚。”
乌索夫原则上正是希望她这么回答，但他却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
“值得吗？孩子们……你是那么容易相信我是饭桶……”
“我认识你二十年，你骗不了我。我没有说过你是饭桶。巴沙，你不过是个好虚荣、很软弱的人罢了，明天早晨回来一趟，我们谈谈。”
所以他现在在自己的住所里踱步。他回想起了他是如何得到这套房子的情景：这套房子原本是给一位将军的，将军高傲自大，宣称他不喜欢这种房子。而正在排队等房子的乌索夫却恰好排上号，更为重要的是乌索夫当时是局的党组书记。为这套房子他借了钱，后来他换到了三楼，因为活动电梯出了故障。
瓦列京娜跟在丈夫的后面，站在房门边，两手交叉放在她高耸的胸前，望着曾经是威武的刑侦人员的丈夫。当时他是把手枪夹在腋下的。直到后来她才弄清楚，她丈夫的同行只在极其需要的情况下才带枪，而且无法忍受挂在肩膀上的枪套。她很清楚，丈夫是在拖延解释的时间，因为真话他不想说，而对妻子撒谎，他又不会。可怕，但这是事实。巴维尔经常撒谎，他觉得很轻松，也很容易，多数人都相信他的话，但只要他一对妻子说谎，妻子就笑，于是乌索夫就不再说下去了。瓦列京娜第一个知道她丈夫有外遇并闹出笑话来时，她马上相信丈夫收受了贿赂，而且这种事的罪魁祸首正是那女人。
“上校，”吵架的时候，她总是这么叫丈夫。“所有的东西部在原地，什么也没丢，你可以坐下来，我给你倒杯酒，壮壮胆。”
“我已经早就不是上校了。”他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
妻子给他拿来一瓶开了盖的白兰地、酒杯和一包饼干。乌索夫凭着侦查人员的嗅觉，明白拒绝承认毫无意义，但却不能全部承认。
“我对不起你，不过，如果你能找出一个一次也没背叛过妻子的男人来的话，那男人肯定是个阳痿患者。我有过一个女人，其他的，全是别人胡说的。”他一饮而尽。“工作上的违规现象多的是，可以装满半个保险柜。整个民警局就是靠这些违规现象支撑起来的。”
于是妻子相信了。丈夫到底瞒着她什么，她并不清楚，但对他的真诚却信以为真。她打心底里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所以她像往常一样，连一只眼睛都没斜视一下。女人算什么呢？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如果男人搞一次女人就坐牢四个月的话，那莫斯科的监牢就太不够了。这么一想，她甚至“噗嗤”一声笑了。
“从被抓的那天起，我就没再搞过一个女人。”说完他就画了个大大的十字。
“水，我习惯了喝水。”
瓦列京娜朝厨房走去，但她需要的不是水，而是需要控制好自己，因为男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之中了。
“你说说是谁推荐你进什么杜马的？”她回来时间道。
这里早已准备好了一则神话。乌索夫非常流利地把它说了出来，令人发笑。
“我在政府的别墅里当保卫员，”他开始说起来，又喝了一杯。“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基本上都是从那里来的。”他指着天花板。“嗯，老板自然知道我是个什么人，看来是他对什么人说漏了嘴，夸口说给他开大门的是一位过去的上校。好啦，有些人还添油加醋，对我问长问短，有一次我喝了口酒，脱口而出，说大首长们正在忙于个人房屋的装修，对普通老百姓不屑一顾。我是个忍不住的人，我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大声疾呼。我反正牢也坐过……对不起，瓦列京娜，我的谎撒得太大了，但有的人却非常喜欢我讲的话。甚至给我的讲话增加了许多我一辈子都编造不出来的东西。副部长们，甚至包括部长，见面时都同我握手问好。不知是谁，说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吃过反人民的制度的苦，是一位真正的正义捍卫者，一位英勇而富有原则性的人。而在俄罗斯，自古以来，受过政权迫害的人，总是受到尊敬和爱戴的。于是人们纷纷说，那就让我们推举他进杜马吧。我笑了，可这事却成了真的啦。”
瓦列京娜觉得，丈夫讲的，句句是实，再说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民警的老婆是一回事，代表的夫人可是另一回事哟。她人很聪明、诚实，但她是个活人，再说她是一个相当爱虚荣的女人。
“这么说来，一切都往好的方面变，全是上帝的安排。你必需回来，一个看门的人是不应该去当杜马候选人的。”她说得非常果断，猛醒过来以后，问道：“是哪个党呀？”
他说出了政党的名字。这个问题他是料到了的，所以准备好了答案。
“巴沙，这些人可是真正的法西斯啊！”妻子“啊呀”一声。
“亲爱的，你最好闭嘴。你想想看，你我参加一个什么党许多年，党费也交过，选举也参加过。”
“不参加不行嘛，再说我们的举手并没有改变什么。”
“你以为他们叫我老是决定什么吗？按电钮。我的电钮改变不了什么。我作为专业人员对你说吧：匪帮总是匪帮，可法律到处是一样的。杜马只是一个大匪帮。颜色和服装不同，可思想是一个；怎么给自己捞一把。”
“我们生活在这里，什么也改变不了。”妻子坚决地宣布。
“你暂时还不是代表夫人，而是一个被开除的民警的妻子，前不久的囚犯的妻子，所以尾巴不要过早地翘起来。”乌索夫大吃一惊，他多么轻快地战胜了任性的妻子。他斟上酒，碰了一下杯，说道：“为我们干杯吧，二十年生活在一起而没吵嘴，这只能在神话中才有。”
她发现丈夫不可捉摸地变了，他身上有了她今天以前所不熟悉的信心、坚定性。可他现在既无制服，也没有工作用车，更没有心爱的手枪。
夜晚降临了，赌场里挤满了人。阿尔焦姆·杜罗夫坐在柜台前，一边喝饮料，一边对源源而来的客人进行分类。他不懂时髦，不知道服装和领带的价格。他根据步伐、身材来划分人，当小伙子们接近柜台时，他根据面部的表情和眼睛来判断。当然也根据人们要什么，怎么付钱来决定。他早已懂得，有钱人是不把钱放在裤口袋里的。纸币是不弄绉的，他们也不乱扔钱，给小费动作很斯文，有的人甚至从柜台上抓小钱。在赌场工作期间，他对有钱人的态度变好些了。这些人的态度安分了一些，带来的麻烦也少了一些，很少有酒醉闹事的。
保卫员的职责，包括注意不要让客人之中混进扒手和平息正在发生的冲突。因为阿尔焦姆年轻的时候在市场、车站、大商店里当过侦查员，所以对他来说，确定扒手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说过去当民警他的任务是当场捉住小偷，要人赃俱获的话，那今天的任务就简单多了。保卫员的任务就是防止偷窃，悄悄地把可疑的人送出赌场。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来说，发现小偷，知道他要行窃，并不是复杂的事。当然，有一些老练的行家，他们破坏行为的规则，有着自己的特殊风格，那就往往出事，不过，这类情况非常罕见。一般地说，扒手是同搭档一起来的，很少同女人一起来，往往在柜台旁喝酒，也往往在这里暴露出来。他不由自主地注意人们怎么掏钱，往什么地方藏钱。小偷然后转入赌博大厅，但几乎从不坐到牌桌上去，而是来到轮盘边。当一个人站在观众之中观看赌博时，确定他的意图，对于侦查员来说，非常简单。扒手实际上是不注意小球，而注意选择偷窃对象的。确实意图以后，阿尔焦姆就不再等下去了，他急忙把可疑的对象叫到一旁，同他说几句没什么意思的话，通常在这以后阿尔焦姆马上就问他有没有出席酒会的请束，或者邀他作客的请帖？
在多数情况下，事情就到此结束了。有时候“客人”装做莫名其妙的样子，但也很少表示愤慨，因为阿尔焦姆从不侮辱人，所以那人确实也没什么可愤慨的。出于礼貌，他对着大厅说几句就走开了。
阿尔焦姆坐在柜台旁，把饮料杯里的冰块搅得当啷响。他自动地观察着人群，发现一个头发蓬松的金发女人已经扒了很多钱而且她可能要吵架，于是他想起了同古罗夫的谈话。那天晚上，得知上校警告他有人对他进行“户外观察”以后，受不住了，走到了外面。他几乎马上就碰上了那几个“磨磨蹭蹭的人”。他承认，如果不受到警告，他完全可能把他们马马虎虎放过。狗，如果不去猎野物，就会失去嗅觉。他是这么自我辩解的。他买了一筒饮料，回家喝光了。民警上校的建议非常诱人，但不现实。安全局是不会把一个有他这样经历的人列入编制之内，何况这里还会有人对他进行“户外观察”呢。的确，今天早晨，阿尔焦姆没有发现有人在对他进行观察。很可能保卫人员在萨比林被杀以后，只进行一般的预防性的工作，看目标是否开始行动，检查一下，看看能否碰到陌生的面孔。一切都是可能的，同古罗夫的会见已经过去四天，阿尔焦姆一天比一天越来越不相信会有人来同他联系了。
他从乌索夫手里拿到了三万美金。钱是不坏的，不过同他的期待相比，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数目。阿尔焦姆心想，他们把他用完了，转到备用道上去了。万一需要，又会找他，那就糟了。他们可能让他去干坏事，把他拖下水，那就没有后退的道路了。他心烦意乱。老板，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回避同他谈话，推脱说很忙。这一切都不严重，主要是很危险。乌索夫完全疯了，尽说胡话，相信各种神话故事，正在准备杜马竞选。
一对陌生的男女走到酒吧旁，男的叫了点酒，女的则走到阿尔焦姆身边，把一个烟灰缸移动了一下，用冷漠的口吻说：
“您寂寞吧，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她从小挂包里掏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把它递给这位保卫员。“您追女人吧。”
阿尔焦姆拿住打火机，觉得手里有一张字条，要不就是一张名片。他打燃打火机以后，把它换到另一只手上，然后还给陌生的女人，说：
“您好！我们很高兴在敝店见到您，请常来！”
那女人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回到自己的男伴身边。这时，酒吧的经理拿起了电话筒，回答了什么，望了阿尔焦姆一眼，朝办公室的房门点了点头。阿尔焦姆心想，瞧，要不一个也不来，要不一下子全来了。他摸摸手里的东西，发现是一张名片，他把它放进裤口袋里。那里原来放着一根光溜溜的棒子——手枪他原则上是不带的。
老板像平时那样，一打电话时，就朝进来的保卫员点点头，指着一把围椅。阿尔焦姆望了一眼，把遮住窗户的沉甸甸的窗幔示威性地拉了一下，然后回到原地，直到这时他才坐下来。老板打完电话，放下话筒，默默不语。阿尔焦姆开始嚼口香糖。
“今天有个客户到我这里道谢，说问题已经解决。”加依费劲说道，叫人觉得，他对谈话极其反感。“我希望您现在改换工作地点。”
“这问题不由我来决定。”阿尔焦姆回答道。“再说您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您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
“我知道，”老板仰头靠在围椅背上，闭着两眼，他的脸色看起来很疲惫。“这种事不合我的性格，我是生意人，仅此而已。”他把抽屉抽开，拿出一个信封，隔着写字台递过去。“这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小意思，表示同情而已。”
“谢谢，”阿尔焦姆把信封放进口袋里。“请您考虑，我帮不了您一点忙。您落进了一个组织中，要出来是很难的。一部机器，没有多余的部件，如果掉了一个螺丝，机器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