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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加去，干嘛你给俄罗斯人塞威士忌呢？你自己也该喝几口，我看，要不然你会挨冻的。”
“是有点冷，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刮的是北风，而且总的说来，这栋房子的暖气不够用。”小伙子用高兴的声音回答，因为他明白“喝几口”是个很圆滑的词。
阿尔焦姆的房间很小，但很暖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闩上房门，搭上一个大铁钩。他打开灯和窃听装置。
“什么该播放，什么不该播放，你们那里是谁在指挥呢？”年纪大的那个客人问道，他的声音已经完全不柔和了。
“那得看是什么材料，什么时候来的。还得看领导人中谁在场。”年轻人回答。“一般是总编负责，如果是重大事情，那就由台长亲自指挥。”
“你们已得到正式通知，地铁里面发生了强烈爆炸。一场大灾难！送走了几百条生命。离开播时间还有五分钟，您跑去请求批准吗？发还是不发这条消息呢？”
“这就是说是发生在地铁里！”阿尔焦姆想道。“对于法西斯来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自然的。可那些把人轻视地称为‘人民’的那些人呢？他们自己当然是不坐地铁的。”
“您是政治家，您很了解。”青年人回答道。“万一什么事没做成，他们就给你警告处分。如果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表现了主动性，那他们会拧断你的脑袋的。”
“您把所发生的事，不加任何说明地报导出来，就是所谓报导赤裸裸的事实嘛。”
“我们的主要解说员是亚历山大·土林。也许我们喝一杯吧？你们要的伏特加拿来了。”
停顿出现了，静得可以听见各种不同的声音：轻轻的敲击声，碗碟碰撞的当啷声。
“为您的健康干杯。”年轻人说。
“谢谢。在民主派这里当服务员你不感到厌烦吧？”
“有位古典作家说过：服务我是随时准备好的，奉承拍马却叫人恶心。”年轻的电视工作者得意地哈哈一笑。“可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民主派、保守派，老实说，我觉得他们没什么区别，我分辨不出来。请原谅，我觉得你们自己也闹不清楚。”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许多人奔来跑去，搞得人眼花缭乱。你是个成年的小伙子，你明白乌里扬诺夫是怎么说的：政权问题决定一切。每一个人都想搭上第一个到岸的那艘船。”
“我也不是理想主义者，天生远视，连颜色都分不清。”
“有些人想把别人坐的船弄沉，把自己的船往前面推。如果发生爆炸，那么今天摇晃不稳的平衡……”
“这是从直义还是从转义上说的？”
“先是直义，以后就是转义了。于今的政权站在边缘上，只要轻轻一推就足够了。”
“谁去推呢？”
“会有人的，你的工作是报导推的情况。”
“那我将会拥有什么呢？”
“你会出现在所需要的船上。”
阿尔焦姆的房间里响起了铃声，告诉人们主人回来了。
“注意着黑夜！”阿尔焦姆嘟哝了一声，然后抓起茄克，跳到外面。
黑暗中，狗在门边汪汪地叫着。
似乎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年近五十，当密探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刑侦工作者，居然第一次来到赌场。胸口上佩戴着一块小白牌子的跑堂人员还在玻璃门外就迎了上去，然后是需要付二十万卢布买票的售票处。幸好上校带了这么多钱，他完全可能不带这么多钱的，出示证件又根本没有列入古罗夫的计划。检查的时候，几个比上校个子更高、更结实的小伙子搜了他的身，甚至建议他背转身子。好在维卡预先告诉他要检查，所以他把“瓦尔特”小手枪留在汽车的秘密处。
古罗夫得出的印象是他来到的不是娱乐场所，而是上飞机前的跨越国境线。再说上校去航空港总是有人接送的，所以个人的检查手续他只是从旁观察。
一走进赌厅，古罗夫对顾客之多和成群地站在门口柜台旁的职业妓女方面来的注意，大吃一惊。正如维卡向他解释的，门左边是一个酒吧，前面摆着好几张桌子。他要了一杯果汁，坐在角落里的一把围椅上抽烟。从这里看大厅看不大清楚，只看得见就近的三张赌桌。不过，古罗夫却有了谁也不能从后面靠近他的保证。他并不要找什么人。希望在这里出现一个突然从妓女房里跑出来的人，是极其荒唐的。他仔细察看人群，应该说他是感到失望的。古罗夫心目中昂贵的夜间娱乐场的顾客要气派得多。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夜里去赌场打领带是必不可少的。这大概他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吧。男人皱巴巴的脏衣领，给思想保守的上校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茄克、毛线衣、没擦干净的鞋子，许多人没刮胡子，甚至脏兮兮的。年龄大约在二十至四十之问。当然也碰到一些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子，但他们显然是少数。至于精致和笔挺就更加谈不上了。从各方面来看，看重男人的只是钱，至于其他方面全都不在话下。古罗夫心想就钱的数量来说，他在这些人中只能占据最末的一个位子。
密探古罗夫不希望别人看见他和维卡在一起。他们说好上校在第一间酒吧旁边等她。维卡则去寻找自己的女友。古罗夫突然发现他自己在想：要是瓦列京娜被杀死，那就表明他找到了恐怖分子的踪迹。
他用败类、混蛋及其他比较粗鲁的字眼去骂自己，他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男人身上转移到女人身上，而且马上就捕捉到了关切的目光。古罗夫是习惯于受到女人的青睐的，但在此时此刻他却没有上当受骗了。在这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意义上的“女人”，在大厅可以看得见的部分，是没有的。女友、妻子数量少，很可能是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男人吧。她们或者是在桌旁玩牌，或者在生病。绝大多数的女人是职业妓女。粗略地说，她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十六七岁，最大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穿着相当严格，几乎不化装，这是一类；另一类是年纪大一些的，她们的年龄无法确定，总是涂脂抹粉、穿着极其裸露。我的形象、身材、蓝色眼睛绝对不会引起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感兴趣。对于她们来说，我只是一个潜在的顾客，他穿着熨得很好的衣服，白色的衬衫、锃亮的鞋子，很像外国人。维卡望着我穿好衣服准备走到光亮处时，微微笑着。我好像被放进了透明的罐头盒里。幸好，我的同行之中现在谁也不会见到我，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斯坦尼斯拉夫。
古罗夫看上了一位朴素的姑娘，她有一张干净、亮丽的脸庞和一对漂亮的眼睛。同她一起喝杯酒、扯扯谈是会很有趣的。但他不敢冒险请姑娘坐到桌边来。他清楚知道，职业妓女的外貌往往是非常骗人的。她们就是在办公室里有时也允许自己说一些不是从达里①词典里取来的词语。在她们自己的领地这里，一旦知道男人不是顾客的话，妓女最好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言不语。最主要的是，维卡随时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不得不起身就走，而不说明原因。想到这一切以后，这位密探差点大笑起来。因为就在刚才他还想过，他根本没钱请客，因此他决定解决最复杂的任务：是开枪还是不开枪，而他的枪里并没有子弹。
① 达里·弗·伊（1801—1872）：俄国作家，词典编纂学家，他编写的详解辞典，影响至今很大。
他同那个迷人的职业妓女交换了告别的一瞥，重新投入工作。
如果正在受到侦查的恐怖分子在瓦列京娜那里过了一夜就悄悄离开了的话，那么对这个妓女的性命可以不必担心。如果决定要杀她的话，他马上就会把她收拾掉的，而不会通过阿基姆给她钱，也不会提到他已离开莫斯科。他是职业杀手，不会在自己的道路上留下尸体，引起侦查人员的注意。万一死者有丈夫、情夫或者一般的熟人呢？既然住了一夜，这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见证人，他们会说得出过夜的陌生人的特征。妓女那里几乎天天夜里有男人，但更好奇的是邻居。这一点犯罪分子当然知道。他是不应当让姑娘活下来的。这就意味着，这点踪迹是假的？古罗夫感到失望，马上又感到羞愧。我是个好人，有道德的人，却准备付出另一个人的生命作代价，只要能证实你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不把自己的生命送去作诱饵，狗儿子，你爱你自己。可怎么把自己送上去。迫使犯罪分子跑出来现出自己的原形呢？也许这一切都是梦话，踪迹也的确是假的？巧合的东西太多了！通过阿基姆，他们弄到了现金，弄清了赌场与在部长别墅里担任卫队长的乌索夫的联系，而别墅里经常聚集着亲法西斯的政治领袖。职业杀手消灭了萨比林，然后杀死那些执行者，最后除掉阿基姆本人。臭名昭著的多米诺骨牌原则，如果把靠边的一个骨牌一推，那么排成一列的骨牌便相互推着倒下。但是在这种情势下，他们不可能让姑娘活下来。姑娘很熟悉恐怖分子的面孔，而且她偶然发现了他是戴假发的。为什么要戴假发？黑发男子。黑皮肤的人。对于俄罗斯女人来说，对于莫斯科人来说，所有的高加索人，都是一样的面孔，他们都是黑皮肤的人。巴沙耶夫威胁说，他要打到莫斯科。车臣。恐怖活动！古罗夫心想：我有多笨！让姑娘活下来，是因为阿基姆一廖恩奇克还活着。妓女的尸体——赌场——廖恩奇克，于是线团就会慢慢发开来，特殊勤务局的人员就会找到踪迹。现在，廖恩奇克没有了，他们可能，而且应该消灭妓女了。
古罗夫似乎醒了过来，马上看见维卡穿过一张张的桌子走来，怒气冲冲地瞪了古罗夫一眼。显然她不是第一次过来，古罗夫明白了，于是大步朝出口走去。他在更衣室里取下风衣，小费也没给，倒不是吝惜那几十个卢布——头之不存，何惜其发？而是更衣室的那几个服务人员的猫头鹰面孔，太不友好了。他看见柜台上有部电话机，本想给斯坦尼斯拉夫打个电话，但玻璃门里闪了一下维卡银灰色的毛皮大衣，于是他急忙跟着她走去。
他刚一离开更衣室，更衣室的服务员就活跃起来了。他取下话筒，拨了一个号码，说：
“客人走出去了。他是孤身一人。”
古罗夫正向埋伏圈走去。
这个星期五像乌龟一样慢吞吞地爬到了星期六，它不仅仅对古罗夫、克里亚奇科和杜罗夫来说，显得很漫长。
早上七点，电话铃声把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叫醒来了。他以前在民警局工作时是这个时候起床的，如今在部长郊外别墅里工作也是七点左右起床。才两个星期以前，他成了国家杜马代表的候选人，于是开始九点醒来了。诚然，他是深夜才睡觉的，而且多数情况是喝了酒的。他四分之一世纪多是早上七点醒来的，可几天之内他就改变了习惯。这是奇谈怪论，但事实确实如此。人们说得对：对好的东西，你很快就会习惯的。他没有用手去摸着找话筒，而是坐下来，打开摆在床头柜上的台灯，然后不慌不忙地拿起话筒来。
“早上好，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对不起，这么早打扰您。”说话的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乌索夫马上听出是苏霍夫少校的声音，于是暗自骂了一句娘。乌索夫认为，在选举前这段时间他已暂时断绝了同局里的关系。
“您好，奥列格·阿尔捷米耶维奇，”他克制着回答。“的确是早了点，我的作息时间表变了。”
“对不起，今天我们要打断您的国务活动。如果我过一小时来找您，不会太早吧？”
“您不必上楼到我的房里来，我八点在自己的家门口等您。”乌索夫回答完，把话筒放了下来。
少校的客气和疑问的语调，没能欺骗乌索夫。这位过去的上校非常明白。尽管没人要他签过字也没有给他一个化名，他还是成了克格勃的坐探，即使当上了代表，甚至地位上升得更高，他仍然是一名坐探，跨过这道线，往回走的路是没有的，永远如此。
他刚一出门，一辆“伏尔加”便开了过来，这就是说车子是停在近处等着的。少校从车里跳出来，在乌索夫面前把后门打开，大首长坐车通常是不同司机坐在一起的。
“再一次问您好，并请您原谅。”少校坐在他身边说道。“我知道您同记者们坐得稍久了一点。生活就是这样的，它在迅速奔跑着，很快就会像马一样奔腾起来。尊敬的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我没法子让您高兴，您当上代表以后，生活会更快地飞起来的。”
少校在夸夸其谈。乌索夫没听也没想，车子会把他送到哪里，为什么要送他去。现在他是仆人，很少能决定什么，就是说，想也没有意义。
他们在“乌克兰”宾馆前面下车，上楼走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