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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们找到了不幸的驯马师的尸体。他的头颅已被砸得粉碎，分明是遭到什么沉重凶器的猛烈打击。他股上也受了伤，有一道很整齐的长伤痕，显然是被一种非常锐利的凶器割破的。斯特雷克右手握着一把小刀，血块一直凝到刀把上，很明显，他与攻击他的对手搏斗过，他的左手紧握着一条黑红相间的丝领带，女仆认出来，那个到马厩来的陌生人头天晚上就戴着这样的领带。亨特恢复知觉以后，也证明这条领带是那个人的。他确信就是这个陌生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在咖喱羊肉里下了麻醉药，这样就使马厩失去了看守人。至于那失去的名驹，在不幸的山谷底部泥地上留有充足的证明，说明搏斗时名驹也在场。可是那天早晨它就失踪了，尽管重价悬赏，达特穆尔所有的吉卜赛人都在注意着，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最后还有一点，经过化验证明，这个小马倌吃剩下的晚饭里含有大量麻醉剂，而在同一天晚上斯特雷克家里的人也吃同样的菜，却没有任何不良后果。
“全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我讲时把一切推测都抛掉了，尽可能不加任何虚饰。现在我把警署处理这件事所采取的措施向你讲一讲。
“受命调查该案的警长格雷戈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要是他的禀赋里多少再有一点儿想象力，那他准会在那门职业中得到高升。他到了出事地点，立刻找到了那个嫌疑犯，并把他逮捕起来。找到那个人并不难，因为他就住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小别墅里。他的名字，好象叫菲茨罗伊·辛普森。他是一个出身高贵、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在赛马场上曾挥霍过大量钱财，现在靠在伦敦体育俱乐部里作马匹预售员糊口。检查他的赌注记录本，发现他把总数五千镑的赌注押在银色白额马败北上。被捕以后，辛普森主动说明他到达特穆尔是希望探听有关金斯皮兰名驹的情况，也想了解有关第二名驹德斯巴勒的消息。德斯巴勒是由梅普里通马厩的赛拉斯·布朗照管的。对那天晚上的事，他也不否认，可是却解释说，他并没有恶意，只不过想得到第一手情报而已。在给他看那条领带以后，他脸色立时变得苍白异常，丝毫不能说明他的领带是怎样落到被害人手中的。他的衣服很湿，说明那天夜晚曾冒雨外出，而他的槟繟E木手杖上端镶着铅头，如果用它反复打击，那它就完全可以作武器，使驯马师遭到如此可怕的创伤致死。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辛普森身上却没有伤痕，而斯特雷克刀上的血迹说明至少有一个袭击他的凶手身上带有刀伤，概括地说，情况就是这样。华生，如果你能给我一些启发，那我就非常感激你了。”
福尔摩斯以他那种独特的能力把情况讲述得非常清楚，使我听得入了神。尽管我已经知道了大部分情况，我还是看不出这些事情互相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这些关系有些什么重要意义。
“会不会是在搏斗时，斯特雷克大脑受了伤，然后自己把自己割伤了呢？”我提出了看法。
“可能性很大，十有八九是如此，”福尔摩斯说道，“这样的话，对被告有利的一个证据就不存在了。”
“还有，”我说道，“我现在还不知道警察的意见是什么。”
“我担心我们的推论正和他们的意见相反，”我的朋友又拉回话题说，”据我所知，警察们认为，菲茨罗伊·辛普森把看守马房的人麻醉倒以后，用他事先设法复制好的钥匙打开马厩大门，把银色白额马牵出来。显然，他是打算把马偷走的。马辔头没有了，所以辛普森必然把这个领带套在马嘴上，然后，就让门那么大敞着，把马牵到荒野上，在半路碰到了驯马师，或者是被驯马师追上，这样自然就引起了争吵，尽管斯特雷克曾用那把小刀自卫，辛普森却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而辛普森则用他那沉重的手杖把驯马师头颅打碎。然后，这个偷马贼把马藏在隐蔽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他们搏斗时，那骑马脱缰逃走，现在正漂泊在荒野中。这就是警察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尽管这种说法是不大可靠的，可是所有其它解释则更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怎样，只要我到达现场，我会很快把情况查清的，在这以前，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如何能从当前情况向前跨进一步。”
我们到达小镇塔维斯托克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塔维斯托克镇就象盾牌上的浮雕一样，坐落在达特穆尔辽阔原野的中心，车站上已有两位绅士在等候我们，一位身材高大，面容英俊，生着鬈曲的头发和胡须，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另一个人身材矮小，机警异常，非常干净利落，身穿礼服大衣，脚上是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子，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戴着一只单眼镜，这个人就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罗斯上校。前一个人则是警长格雷戈里，他已经誉满英国侦探界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能前来，我真感到高兴，”上校说道，”警长已尽一切力量为我们探查，我愿尽一切力量设法为可怜的斯特雷克报仇，并重新找到我的名驹。”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福尔摩斯问道。
“很抱歉，我们的收获很少，”警长说道，“外面有一辆敞篷马车，你一定愿意在天黑以前去看看现场，我们可以在路上谈一谈。”
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坐在舒适的四轮马车里，轻捷地穿过德文郡的这个古雅的城市。警长格雷戈里满脑子都是情况，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福尔摩斯偶尔问一问，或插一两句话。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倾听这两位侦探的对话，罗斯上校则抱臂向后倚靠着，帽子斜拉到双眼上。格雷戈里把他的意见系统地说了出来，几乎和福尔摩斯在火车上的预言完全一样。
“法网已把菲茨罗伊·辛普森紧紧套住，”格雷戈里说道，”我个人相信他就是凶手；同时，我也认识到证据还不确凿，如有新的进展，很可能推翻这种证据。”
“那么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他倒下去时自己划伤的。”
“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也是这样推测的。这样的话，情况就对辛普森不利了。”
“那是毫无疑问的了。辛普森既没有刀，又没有伤痕。可是，对他不利的证据却是非常确凿的。他对那匹失踪的名驹非常注意，又有毒害小马倌的嫌疑，他还在那晚暴雨中外出，并且有一根沉重的手仗，他的领带也在被害人手中。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诉讼了。”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一个聪明的律师完全可以把它驳倒，”福尔摩斯说道，”他为什么要从马厩中把马偷走呢？假如他想杀害它，为什么不在马厩内动手呢？在他身上发现有复制的钥匙吗？是哪家药品商卖给他的烈性麻醉剂？首先，他一个外乡人能把马藏到哪里？况且还是这样一匹名驹？他要女仆转交给看马房少年的那张纸，他自己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那是一张十镑的钞票。他的钱包里确实有一张十镑的纸币。不过你所提的其他疑难问题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么难于解决。他在这一地区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每年夏季他要到塔维斯托克镇来住两次。麻醉剂可能是从伦敦带来的。这把钥匙，既已达到使用目的，也许早已扔掉。那匹名驹可能在荒野中的坑穴里或在一个废旧矿坑里。”
“至于那条领带，他怎么说的呢？”
“他承认那是他的领带，可是却声称已经遗失了。不过有一个新情况足以证明是他把马从马厩中牵出来的。”
福尔摩斯侧耳倾听着。
“我们发现许多足迹，说明有一伙吉卜赛人在星期一夜晚来到距发生凶杀案地点一英里之内的地方。星期二他们就离开了。现在，我们假定，在辛普森和吉卜赛人之间有某些协议，在辛普森被人追赶上时，他不是可以把马交给吉卜赛人吗？现在那匹名驹不是可以仍在那些吉卜赛人手中吗？”
“这当然可能。”
“正在荒原上搜寻这些吉卜赛人。我也把塔维斯托克镇周围十英里以内每一家马厩和小房屋都检查过了。”
“听说，就在附近不是还有一家驯马厩吗？”
“对，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马德斯巴勒是打赌中的第二名驹，名驹银色白额马的失踪对他们非常有利。传说驯马师赛拉斯·布朗在这个比赛项目中下了很大赌注，再说，他对可怜的斯特雷克并不友好。不过，我们已经检查了这些马厩，没有发现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辛普森这个人和梅普里通马厩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没有关系。”
福尔摩斯向后靠在车座靠背上，谈话中断了。几分钟以后，我们的马车已停在路旁一座整齐的红砖长檐小别墅前，相距不远，穿过驯马场，是一幢长长的灰瓦房。四外是平缓起伏的荒原，铺满古铜色枯萎的凤尾草，一直延伸到天边，只有塔维斯托克镇的一些尖塔偶尔把荒原遮断。再向西去，还有一群房屋遮断荒原，那就是梅普里通的一些马厩。除了福尔摩斯以外，我们都跳下车来。福尔摩斯仍仰靠在车座靠背上，双目远望着天空，出神地凝思着。我过去碰了碰他的胳臂，他才猛然跳下车来。
“对不起，”福尔摩斯把身体转向罗斯上校，罗斯上校正惊奇地望着他，福尔摩斯说道，“我正在幻想。”他的双眼发出异样的光彩，尽力抑制着兴奋的心情，我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他已经有了线索，但想不出他是从什么地方找到那线索的。
“也许你愿意立刻就到犯罪现场去吧？福尔摩斯先生，”格雷戈里说道。
“我想我还是先在这里稍停一停，查清一两个细节问题。我看，斯特雷克的尸体已经抬回到这里了吧？”
“是的，就在楼上。明天才能验尸。”
“他在你这里服务多年了吧？罗斯上校。”
“对，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出色的仆人。”
“警长，我想你已经检查过死者衣袋里的东西并列了清单吧？
“我把东西都放在起居室里，你如果愿意看，就去看吧。”
“那太好啦。”
我们都走进前厅，围着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来，警长打开了一个方形锡盒，把一些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这里有一盒火柴，一根两英寸长的蜡烛，一支用欧石南根制成的ＡＤＰ牌烟斗，一个海豹皮烟袋，里面装着半盎司切得长长的板烟丝，一块带金表链的银怀表，五个一英镑金币，一个铝制铅笔盒，几张纸，一把象牙柄小刀，刀刃非常精致、坚硬，上面刻着伦敦韦斯公司字样。
“这把刀子很奇特，”福尔摩斯说着，把刀拿起打量了一会，”我想，刀上有血迹，这就是死者拿着的那把刀子吧？华生，这样的刀子你一定很熟悉吧。”
“这就是我们医生所说的眼翳刀，”我说道。
“我也这样想。刀刃非常精致，是作非常精密的手术用的。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小刀在暴雨中外出，又没有把它放到衣袋里，这倒是很奇怪的事。”
“我们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这把小刀的软木圆鞘，”警长说道，“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这把刀原本放在梳妆台上，他在走出家门时把它带上了，这本来不是一件得手的武器，可是或许在这种时刻这是他能拿到的最好武器了。”
“非常可能。这些纸是怎么回事呢？”
“三张是卖草商的收据。一张是罗斯上校给他的指示信。另一张是妇女服饰商的三十七镑十五先令发票，开仆人是邦德街莱苏丽尔太太。发票是开给威廉·德比希尔先生的。斯特雷克太太告诉过我们，德比希尔先生是她丈夫的朋友，往来信件有时就寄到她这里。”
“德比希尔太太倒很阔绰呢，”福尔摩斯看了看发票说道，”二十二畿尼一件衣服可不算便宜罗。不过，这里没有什么可查看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到犯罪现场去了。”
我们走出起居室，一个女人正在过道等着，她走上前来，用手拉了拉警长的衣袖。这个女人面容憔悴，瘦削，显出近日来颇受惊吓。
“你抓到他们了吗？你找到他们了吗？”她气喘吁吁地说道。
“没有，斯特雷克太太。不过福尔摩斯先生已经从伦敦到这里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尽全力去破案。”
“不久以前我肯定在普利茅斯一座公园里见过你，斯特雷克太太，”福尔摩斯说道。
“不，先生，你弄错了。”
“哎呀！我可以发誓。你那时穿着一件淡灰色镶舵鸟毛的外套。”
“我从来没有一件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