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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是极为困难了。随我来，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情况很紧急。”
过一刻钟左右，我们又来到这位医生的寓所。他面带惊恐之色跑来迎接我们。
“啊，竟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双手捂住太阳穴，大声喊道。
“出了什么事？”
“布莱星顿已经自杀了！”
福尔摩斯打了一声呼哨。
“是的，昨晚他上吊了。”
我们走进去，医生把我们引进了那间显然是候诊室的房间。
“我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大声说道，“警察正在楼上呢。简直把我吓坏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每天一大早都要叫女仆给他送去一杯茶。大约七点钟，女仆走进去时，这个不幸的人已经吊在房屋中央了。他把一根绳子绑在平常挂那盏笨重的煤汽灯的钩子上，然后他就从昨天给我们看的那个箱子顶上跳下去吊死了。”
福尔摩斯站着沉思了片刻。
“如果你允许的话，”福尔摩斯终于说道，“我想上楼去把这件事调查一下。”
我们两个人便往楼上走去，医生跟在后面。
我们一进卧室门，迎面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我曾经说过那个布莱星顿肌肉松弛的样子。当他摇摇晃晃地悬挂在钩上时，这种样子愈发明显、难看，他看上去简直不象一个人了。他的脖子拉长了，象一只拔了毛的鸡脖子，相形之下，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似乎更加肥大和不自然。他只穿着一件长睡衣。睡衣下，直挺挺地伸着那双难看的脚和那肿胀的脚脖子。
尸体旁边，站着一位精干的侦探，正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啊，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朋友一进来，警长便亲切地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
“早安，兰诺尔，”福尔摩斯答道，“我相信，你不会认为我是闯进屋子的罪犯吧？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发生前的一些情况了吗？”
“对，我已经听到一些了。”
“你的意见怎样？”
“就我看来，这个人已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你看，在这张床上他睡了好一阵子，有很深的压痕。你知道，自杀常常发生在早晨五点钟左右。这大约也就是他上吊的时间了。看来，他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这样作的。”
“根据肌肉僵硬的情况判断，我看他已经死了大约三个小时，”我说道。
“你注意到屋子里有什么异常现象吗？”福尔摩斯问道。
“在洗手池上发现一把螺丝起子和一些螺丝钉。还发现他夜里似乎抽过不少烟。这是我从壁炉上拣来的四个雪茄烟头。”
“哈！”福尔摩斯说道，“你找到他的雪茄烟嘴了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
“那么，他的烟盒呢？”
“有，烟盒在他的外衣口袋里。”
福尔摩斯把烟盒打开，闻了闻里面的一支雪茄烟。
“啊，这是一支哈瓦那烟，而壁炉台上的这些是荷兰从它的东印度殖民地进口的特殊品种。你知道，这些雪茄通常都包着稻草，并且比别的牌子的都细。”他拿起那四个烟头用他口袋里的放大镜进行检查。
“两支烟是用烟嘴吸的，两支不是，”福尔摩斯说道，“两个烟头是用一把不很快的小刀削下来的，另两个烟头是用尖锐的牙齿咬下来的。这不是自杀，兰诺尔先生，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残酷的谋杀案。”
“不可能！”警长大声喊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要用吊死那样一种笨办法来进行谋杀呢？”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了。”
“他们怎么进来的呢？”
“从前门进来的。”
“早晨门是上锁的。”
“那么门是在他们走后锁上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他们留下的痕迹。请稍等一等，我就能给你们进一步说明它的情况。”
福尔摩斯走到门口，转了转门锁，有条不紊地把门锁检查了一番。然后他把插在门背面的钥匙取了出来，也对它作了检查。接着他又对床铺、地毯、椅子、壁炉台、死者的尸体和绳索依次进行了检查。最后他终于表示满意，在我和警长的帮助下，割断了绳子，把那可怜的人安放在地上，用床单盖上。
“这条绳子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是从这上面割下来的，”特里维廉医生从床底下拖出一大卷绳子，说道，“他非常害怕火灾，身边总是保存着这东西，以便在楼梯燃烧时，他可以从窗户逃出去。”
“这东西倒给凶手们省去了很多麻烦，”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不错，案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到下午我还不能把发案的原因告诉你，我就感到奇怪了。我要把壁炉台上布莱星顿这张照片拿去，这将有助于我的调查工作。”
“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医生叫道。
“啊，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情况是明白无疑的，”福尔摩斯说道，“这里面有三个人：那个年轻人，老人和第三者，对第三者的身份，我还没有线索。前两个人，不用我说，就是那假装俄罗斯贵族以及他儿子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十分详尽地叙述他们的情况。他们是被这所房子里的一个同伙放进来的。如果我可以向你进一句忠言的话，警长，那就应当逮捕那个小听差。据我了解，他是最近才到你的诊所当差的，医生。”
“这个小家伙已经找不到了，”特里维廉说道，“女仆和厨师刚才还找过他。”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并非不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这三个人是踮着足尖上楼的，那个老人走在前面，年轻人走在中间，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走在后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突然喊道。
“啊，至于脚印上摞脚印，那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可以辨认出他们昨天晚上的脚印。后来，他们上了楼，来到布莱星顿的门前，他们发现房门锁上了。然而，他用一根铁丝去转动里面的钥匙。你们甚至不用放大镜，也可以从这把钥匙榫槽上的划痕看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使的劲了。
“他们进入室内，第一步一定是把布莱星顿先生的嘴给塞住。他可能已经睡着了，或者被吓瘫了，喊不出声来。这里的墙很厚，可以想象，即使他有可能喊一两声，他的呼救声也是没人能听到的。
“显然，他们把他安置妥当以后，就商量了一番，这种商量可能具有起诉的性质。它一定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们吸了这几支雪茄烟。老人坐在那张柳条椅子上，他抽烟时用的是雪茄烟嘴。年轻人坐在远处，他把烟灰磕在了衣柜的对面。第三个人在室内踱来踱去。我想，这时布莱星顿正笔直地坐在床上，不过对这一点我还不能绝对肯定。
“好，最后，他们就去抓布莱星顿，把他吊起来。这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的，因为我相信他们随身带来了某种滑轮用作绞刑架。我想，那把螺丝起子和那些螺丝钉就是为了安装绞架滑轮用的。然而，他们看到了吊钩，自然省了他们许多麻烦。他们干完以后，就逃跑了。他们的同伙跟着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全都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福尔摩斯讲述昨晚案件的概况，这都是他凭借细微的迹象推导出来的，甚至当他给我们一一点明当时的情况时，我们还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之后，警长急忙跑去查找小听差，我和福尔摩斯则返回贝克街用早餐。
“我在三点钟回来，”福尔摩斯在我们吃过饭以后说道，“警长和医生要在那时到这里来见我，我希望利用现在这段时间把这个案子里一些还不清楚的小问题查清楚。”
我们的客人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可是我的朋友在三点三刻才露面。然而，他一进门，我从他的表情上就能看出，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有什么消息吗？警长。”
“我们已经把那个仆人捉住了，先生。”
“太好了，我也找到那几个人了。”
“你找到他们了！”我们三个人一同喊道。
“对，至少我已经搞清了他们的底细。果不出我所料，那个所谓的布莱星顿和他的仇人，在警察总署是出了名的。那三个人的名字是比德尔、海沃德和莫法特。”
“是抢劫沃辛顿银行的那一伙，”警长大声说道。
“正是他们，”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布莱星顿一定是萨顿了。”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说道。
“嗳，这就一清二楚了。”警长说道。
可是我和特里维廉却面面相觑，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们一定记得那桩沃辛顿银行大抢劫案吧。”福尔摩斯说道，“案中一共有五个人——这四个人，还有那个叫做卡特赖特的第五个人——银行看管员托宾被害，窃贼们抢了七千镑逃走了。这案子发生在一八七五年。他们五个人全部被捕，但是证据不足，定不了案。这一伙抢劫犯中最坏的那个布莱星顿也就是叫萨顿的，就告发了他们。由于他作证，卡特赖特被判处绞刑，其他三个人每人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前几天他们被提前数年释放，你们可以想到，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出卖他们的人找到，为他们死去的同伙报仇。他们两次设法找到他，都未能得手，你们看，第三次成功了。特里维廉医生，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没有？”
“我想你已经把一切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医生说道，“毫无疑问，那一天他之所以那么惶惶不安，就是因为他在报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释放的消息。”
“完全不错，他说什么盗窃案，纯粹是放烟幕弹。”
“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你呢？”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报复心很强，便尽量向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他的秘密是可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出来。但是，他虽然卑鄙，却依然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警长，我毫不怀疑，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盾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把正义的剑还是会替他复仇的。”
这就是关于那个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从那天夜晚起，警察再没有看到那三个凶手的影子。苏格兰场推测，他们乘坐那艘不幸的“诺拉克列依那”号轮船逃跑了。那艘船和全体船员数年以前在葡萄牙海岸距波尔图以北数十浬的地方遇难。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这件被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各报至今都没有详细报道过。
回忆录系列 最后一案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