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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接近事实了，现在要由我们在‘正义天平’中的鼹鼠弗拉基米尔·雷科来向你们介绍情况了。他一会儿就到这里来。”
“那么，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邦德还是不放心，“你是否能告诉我们这些法国朋友在这里干什么？”
“问题是他们真的干了些什么？”这个俄国人又咧开嘴笑了。“我们本可以去请你们情报局，但是我估计你们不会这样做，美国人肯定会拒绝，以色列人对此有既得利益。最后，我们请了法国人，他们的确干得很好。斯蒂芬妮，亲爱的，你愿意告诉邦德上校你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斯蒂芬妮·阿黛蕾文雅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邦德。“是，詹姆斯，我来告诉你。我们的国外情报局，与朗帕少校那个单位合作在美国进行了一个活动。我们就在美国人和以色列的捕捉小队的鼻子底下将真的约瑟夫·沃龙佐夫带了出来，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我们安全地弄到了沃龙佐夫，这样，如果世界上的人要看到他仍然活着的可靠证据就好办了。”
“唔，”邦德点点头，向彼特·纳特科维茨看了一眼，后者似乎觉得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当斯蒂芬妮·阿黛蕾告诉他们法国人将约瑟夫·沃龙佐夫从佛罗里达州绑架出来时，纳特科维茨只将头向后仰了仰，张开嘴无声地笑了。
这法国女郎有本领将消息传达得既不令人感到安慰，又不感到愉快，就像用槌子敲核挑一样。她那甜甜的、说话像银铃似的样子是里面裹着铁拳的丝绒手套。她的名字斯蒂芬妮·阿黛蕾在他脑子里经过，自然而然地使他联想到史蒂夫多尔。
“你们将他关在哪里？”邦德开始尖锐而恼火地说话。但纳特科维茨乐呵呵的克制态度起了稳定情绪的作用。于是他转而微笑地说，“显然你们干得很好。但是，请原谅，如果你们安全地弄到了沃龙佐夫，那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为什么到伦敦去？”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个问题，与沃龙佐夫有关的问题。”斯捷帕科夫摊开双手，好像说这样回答就足够了。
“什么样的问题？”
“好吧，”斯捷帕科夫将脑袋歪向斯蒂芬妮。“你该了解抓人质的技术吧。”她在告诉而不是问邦德，“在我们与沃龙佐夫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取得他的信任。起初我们给他服了大量的镇静剂。你知道，我们没有秘密渠道能将他弄出美国。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走，没有什么约束地走。就像1960 年以色列捕捉小队抓阿道夫·艾希曼一样。”
邦德回忆起，当以色列将纳粹反犹暴行的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抓到以色列受审时，他们说服了他假扮成机上服务员走到航班上去。
“是，”他示意请斯蒂芬妮继续说下去。
“我不必告诉你技术方面的所有情况，但是我们先给他服镇静剂。以后我的任务是做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他用不着过分担忧。”她作了个法兰西式的耸肩。“这当然是个大谎话。我们告诉他不会对他怎么样，这就使他完全听话了。”
邦德又作了个小小的姿势，说明他听懂了，他也的确听懂了。他知道抓人质和政治绑架者的各种办法。你或者使他吓得服服帖帖，或者使他觉得无所谓。总有一个人像斯蒂芬妮奉命做的那样行事。如果必须杀死犯人，执行者总是犯人所信任的人。“显然，这都是你的杰作。你使他完全听命于你。”
“当然，他甚至仿效艾希曼那样。我们一起穿着机上服务员的衣裳走向苏联民航总局的喷气机。事情很容易。”
“这就是你为什么现在在这里的原因？”
“还有一个小问题。鲍里……”她转向斯捷帕科夫。
这使小丑的微笑笑得更大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并不想使沃龙佐夫服镇静剂。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他呢？斯蒂芬妮将她的职责交给尼娜，但是事情并不顺利。”
斯蒂芬妮插嘴说，“你知道，这就像精神病医生和病人，他们叫什么来着？”
邦德说，“转移。当一个病人信任一个精神病医生时，他就完全依赖于他了。如果他们的性别不一样，病人往往对自己说他爱上这个精神病医师了。”
“对了，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鲍里·斯捷帕科夫兴奋地说。
斯蒂芬妮似乎很满意，“我调走了，但他想我，他不接受尼娜，甚至想要打她。”
“事情很难办，”斯捷帕科夫打着手势，好像在说一个重大的物理问题。
“尼娜到我这里来，说她应付不了这件事，她建议将斯蒂芬妮叫回来。”
“亨利是来兜风的吗？”
朗帕甚至没有朝邦德看一眼，“我是作为保镖来的，用你们的话说，是保护人。”
“唔，”邦德的声音表示仍不完全满意。
“詹姆斯，”阿黛蕾小姐的声音诱人地轻声说，“这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受雇于人的，有钱存在银行里。”
“老鼠”，邦德喃喃低语，他们都知道他是指什么。“老鼠”是情报界用来表示作特务的四个主要动机的英文缩写：钱，意识形态，协议和自我①。
法国人参加这一活动是受了钱的诱惑。现今这往往是最有力的动机。
“为什么到伦敦？你们为什么……？”邦德开始说。但这时，门打开，拉门拉开。亚历克斯回来了，带着一个矮小、瘦脸、头发脏兮兮的、带了副眼镜的人。
“进来，弗拉基，欢迎。”斯捷帕科夫将椅子向后推，张开双臂拥抱新来的人。
① 这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构成“老鼠”（MICE）。——译者
9雷科的小冒险
斯捷帕科夫热情洋溢的问候，加上他以前的描述，使在座的人都确信无疑地知道，亚历克斯带进来的人是弗拉基米尔·雷科。这个人真像漫画里的学者，别的不说，他那破旧的夹克肘部打有皮补丁，这是西方学术界坐办公室的标志。他的整个外表颇不整洁。一个远离现实世界、个子矮小、不起眼的人。对，邦德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不起眼的人——理想的间谍——一个要引起侍者注意都有困难的人，这是最完美的间谍的古老定义。现在他来了，这位无懈可击的角色扮演者，来到了房间里。
斯捷帕科夫拥抱他的时候，这位教授有点畏缩，似乎在这种热情的表现面前不知所措，他的眼睛则不停地闪烁，好像突然从图书馆和书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现实世界的阳光下感觉不习惯。
“他是我以前的囚犯，”斯捷帕科夫大声说，他的热情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发挥，前额上掉着一绺头发，长长的像小丑一样的脸堆满了惊喜的表情，眉毛上扬，口张得像一瓣西瓜。“他是我以前的囚犯，现在是我长期派入‘正义天平’的间谍。”他向每一个人笑着致意，把这位神经质的小个子引到舞台中央，一面说，“雷科教授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以后你们会有机会向他提问，但是你、邦德上校和你，彼特·纽曼，”他停下来大笑一声，手指冲着他们的方向戳了几下，“你们应当明白他的情况介绍是你们将听到的唯一介绍。只要你们提问，他就能回答。”
头发灰白的小个子教授清了清嗓子，手向前伸，似乎要整理讲台上的讲课笔记。后来他意识到既没有笔记也没有讲台，便放下双臂，接着有几秒种，不知道手往哪里放。他再次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了，带着一种似乎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的自信。他讲英文，清楚而准确，带点伦敦南部的口音：
“斯捷帕科夫将军大概已经把我的故事部分地告诉了你们，”他开始说，抬着头，眼睛几乎在放光，向所有的人挑战。“我是一个傻瓜，贪图‘正义天平’向我提出的物质好处，当我做的傻事被揭发后，我明白我从事隐蔽工作将是我为国家，还有党服务的最好方式。
“让我先说明一下将军大概已经提到的事。‘正义天平’是一个狡猾的集团，在我为他们工作的期间，我至今没有真正面对面地遇到过一位领导集团的高级成员。
“这些人完全可能在世界上最高级的间谍学校受过训。在我多次向斯捷帕科夫将军汇报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明白，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所以组织的核心总是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转而问斯捷帕科夫是否已经把“正义天平”吸收新人的办法告诉了大家。
知道斯捷帕科夫已经介绍过了，雷科便接着说：“你们知道，这个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收集处理资金，主要是美元。就是在此期间这位好将军指出了我的做法中的错误。”他再次向斯捷帕科夫微微鞠了一躬。
邦德心想，不知雷科有没有别人给他写好的讲稿。尽管他颇为自信，看来这位教授急于为了解脱自己而作一番公开检讨，甚至是公开悔罪。
“我一直效率很高地完成了‘正义天平’给我的任务，尤其是在将军负责安排我的秘密生涯之后。他使我比较容易地把我经手的钱洗成了，于是他们对我渐渐有了很深的印象。几个月后，领导决定我已可以为他们在国外招募新人，这是由于我英文很好，”他脸上浮现一丝自得的微笑，然后向尼娜·比比科娃点了一下头，“当然不如尼娜那样流利，因为她条件好。不过他们认为我的水平够高了。他们给我的指示非常具体。我的对象是英国，具体要招募哪类人都有规定。最有意思之处是，每一次我出国，所有必需的证件他们都事先替我准备好了。给我护照、签证、还有其它，统统都是真的，不是第一流的伪造品，在此之前我也曾出过国，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方便过。
“斯捷帕科夫将军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说这再次说明，要么‘正义天平’能从当局得到有力的帮助，要么他们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军方和克格勃里的高级干部。这使我们深为担心。”
他接着用了大约20 分钟，说明他要在英国招募什么样的人。他们应当在政治观点上是狂热的左倾分子，重视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共产国家内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先考虑有技术专长的人，例如有军事经验的人，特别是受过现代电子战训练的人，还有记者、某些专科医生和护士，以及有经验的戏剧界人士——演员、化妆师和舞台设计师。何以要包括这么多种专家，很难判断。反正照这位矮小的教授自己说，他已经招募了相当数量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空额——这是与这行当的历史一样悠久的小花招——也已够一个相当规模的网了。
“在将军部下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需要这么多种不同才能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已处于关键时刻，因为最新事态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突破进入他们的指挥体系，弄清‘正义天平’的最终目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他们是承担恐怖活动的雇佣军，完全为了钱。不过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突出的印象是眼下的这次活动与以往不同，是在准备一场很可能非常可怕的最后摊牌。
“‘正义天平’把这叫做‘丹尼尔行动’。主要目的是羞辱俄国总统和中央委员会，逼他们进行一次盛大规模的战犯审判，就像艾希曼案那样。当1961——1962 年阿道夫·艾希曼最后在以色列受审的时候，全世界都欢呼，把这次审判和以后的处决看作是真正的正义。他们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雷科接着说，“把约瑟夫·沃龙佐夫，一位前俄罗斯公民，逮捕押回俄国，将迫使克里姆林宫对他进行一次公正的最终的审判，因为他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俄罗斯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举行这次审判本身就会告诉世界，俄国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是认真的，它们过去积极或消极反犹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第一次参与此事是一天夜里有人给我带信，说战犯沃龙佐夫即将被捕押回俄国。这是在乔尔·彭德雷克在美国被绑架之前一个星期。”
雷科小心地叙述了“丹尼尔行动”的各个阶段，先是绑架，然后是“正义天平”的公开要求和期限。“我自然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行动的安排，”
他说，“不过他们在告诉我绑架即将进行的同时，要我准备随时出动。在事件向全世界公开之前，我已带好文件、机票、准备前往伦敦去同我招募的两个人取得联系，把他们带到赫尔辛基然后安全转送莫斯科。他们给我的信号是‘极限’。我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必须照严格的程序办事。”他仔细地看着邦德，接着又把目光转向纳特科维茨。“我收到‘极限’这个信号，是在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最后期限的第二天。我脑子里留下了两点鲜明的印象。我要强调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