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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门前。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会让一个人对我的事情了解过多。我最后还是去了克莱顿。我忘了得到多少钱。我记得要比我买去夏弗姆伯里的单程票的少许多钱。
为了谨慎，我又回到了公共图书馆查看一下是否有可能步行十几英里以缩短行程。我的靴子已坏得很厉害，左脚的靴底将要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穿皮靴去，只能拖着靴子走，我会发觉我的全部计划可能只是一场空。只要我轻一些走，靴子就还能用。我到海克街的鞋匠那儿，他说两天后才能把鞋修好。
差五分三点时，我回到了家，决定无论如何坐五点的火车到伯明翰。但是，我还是觉得钱很紧，我想再黄出点书什么的，我想不起屋里还有什么可卖钱东西。母亲的银器：两把银汤勺、一个银盐碟，早在四周前就典当了。可我还是想去搜索一下。
当我走上通往门的台阶时，我注意到加比塔斯先生发现了我。他忽然拢起红色的窗帘，眼里有一种果断的神情，然后就不见了。当我沿着走廊走时，他在我的面前突然打开门，阻拦了我。
我希望，你能把我想象成一个阻郁的大傻瓜，身上穿着简单的衣服。衣服所有磨破了的地方都有发光，脖子上戴着一条褪了色的红领带和一块绽开的亚麻布，左手依旧插在衣袋里，好像去抓。
加比塔斯先生比我矮。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和他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一样。他非常聪明。我想他想像鸟儿一样。他有鸟所具有的魅力。可是，事实上，他身上缺少鸟的鲜明活力，而且，鸟也从来不气喘嘘嘘。他穿着当时的牧师的衣服。那种服饰现在看来似乎是那个旧世界的衣服中最最奇怪的了。他穿的是最便宜的廉价织物，由于剪裁不当，着装不合适，长长的裙子更突出了他的圆柱体型，更显得他的腿短。他戴着一副大眼镜。脖子上绕着一条白色的领带，看起来有点脏。在两排不太白净的牙齿间叼着一支荆棘制的烟斗。他的面色很白。尽管他才三十三、四岁，却已秃顶了。
对你们来说，他似乎是最最奇怪的人，完全不顾忌自己的形体美和举止的文雅。但是，在过去，人们却接受他，尊敬他。他一直活到一年前。不过，他晚年的形象却不同了。在我看到他的那天下午，他确实是个非常邋遢、非常笨拙、非常不注意开象的小矮个子。不仅他的着装稀奇古怪，而且，如果你把他剥得赤裸裸的，就一定会看到，由于肌肉松弛，良好的胃口，他的肚皮已鼓起。他的肩膀圆滚滚的，皮肤上有黄色的瑕疵。
“喂！”他说着，装作安闲，“好久没见到你了，进来聊聊。”
客厅里主人的邀请更像是一道命令。我特别想推辞，这会儿发出邀请可真不是时候。可我又没能立即想出一个借口。“好吧！”我有些不太情愿地说。于是，我进了屋门。
“你能进来聊聊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进一步说，“在这个教区，很难有许多机会进行睿智的交谈。”
我心中暗想：他究竟安得什么心？他用有点紧张的殷勤对我表示关怀，说话不流畅，一边揉搓着双手，一边转着眼珠从眼镜后看我。我坐在他的皮面沙发上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为什么，我就好像坐到了克莱顿牙医的手术室里。
“他们要在北海给我们制造麻烦，好像是。”他说着，语气里带有一种天真的兴趣。“我很高兴他们要打仗。”
他的屋里有优雅的氛围。这常使我心中不安，这气氛也使我感到压抑。窗下的桌上零散地放着一些照像材料，还有他上次大陆之行的纪念像册。在用美国布装饰的壁炉两边凹陷处的隔板上，是我曾难以置信的大量的书……大约有八百本，其中包括这位可装的牧师的像册和上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挂在镜子上面的有大学盾形纹章的小木盾牌，以及挂在对面墙上的加比塔斯先生身着牛津大学的学生帽和长袍的照片更显示主人的学者身份。那面墙的中间是他的写字台。写字台是开放式的。我知道那里面是文件分类架，这东西不仅使加比塔斯先生显得有教养，而且表明他是文化人。他在那儿写有关劝告人生的文章。完全由自己组织文章！
“是的。”他说，然后站到了炉前的地毯上，“战争一定会到来。如果我们现在主动迎战，那么，事情就会结束了。”
他先用脚尖站立着，然后，又猛地将重心落在脚根上。他透过眼镜不屑一顾地看着他妹妹画的一张水彩画。画上是一束紫罗兰。那张画就放在餐具柜上边。柜里边放着他的餐具、茶具和油盒。
“对。”他说着，好像他就要照他说的干。
我咳嗽着，心里在想：这会儿我怎么才能离开这。
他请我吸烟。那种奇怪的旧习惯！我拒绝了。然后，我开始用一种信任的语气谈起了罢工那件可怕的事。
“战争和罢工是两码事。”他说着，一时显得很严肃。他说矿工们只是为了工会的缘故才进行罢工，这说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头脑。这话引得我想在这儿多留一会儿去争论。
“我不太同意这一点。”我清了清嗓子说，“如果工人现在不为工会罢工，如果他们破坏了罢工，那么，一旦出现了裁员的紧急情况，他们怎么过活？”
对此，他回答说：当老板正在按最低价格出售煤时，他们不可能得到最高的工钱。
我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老板们对待工人们不公平。他们得保护他们自己。”
加比塔斯回答说：“噢，我不清楚。我到福尔镇的时间还不长。我得说，这事不能只由老板们一方来解决。”
“那只有靠工人一方。”我延伸了他的话。
于是，我们终于开始争论起来。我想这真是一场费神的争论。我现在又没有脱身之计，而且，说话的语气已开始激动。加比塔斯先生的脸颊和鼻尖开始发红。但是，从声音里丝毫也听不出他的烦恼。
“你知道，”我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世界不是让一小部分人骑在其他人的脖子上拉屎撒尿的。”
“我亲爱的年轻人，”尊敬的加比塔斯说，“我同你是一样的。谁又不是呢？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产生对立。”
“你还没有觉察出这该死的制度的致命的弱点。我已经看出来了。”
“是吗？”他说，接着，前门传来了敲门声。就在他还没想好说什么时，听到母亲喊去开门。
“现在……，”我说着站起来，但他不让我走。
“不，不，不！”他说，“这只是来为多卡斯收钱的。”他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不让我走。
“我们的谈话刚刚有点意思。”他坚持说。
这时，拉米尔小姐走了进来。她是一位较年长的小姐，在克莱顿教堂帮忙。他向她打招呼，她没有理我，然后走到他的工作台。
我依旧站在我的椅子旁，但不能走出屋子。
“我希望没打扰你们吧！”拉米尔小姐问。
“没有。”他说，一边抽出托板，打开了工作台。我不禁想要看看他将要干什么。
我正发愁无法离开他时，发现他正掏钱。当然，这钱与我上午的安排根本没有联系。我毫无兴趣地听他与拉米尔小姐的谈话。当他们说到沃利斯时，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那个小平抽届底似乎散放着许多一金镑硬币。
“他们太不讲道理了。”拉米
尔小姐火气很大。是啊，谁又能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社会中呢？
我从他们身旁走开，把脚放在炉围上，胳膊肘支在了铺着长毛绒布的火炉台上，开始留意起装饰在上边的那些照片、烟斗和烟灰缸。我在想，去火车站之前，什么是我马上须要思考的事情呢？
这时，我的思想有一次奇怪的跳跃，就像被强迫要去跃过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接着，我想象中加比塔斯关上抽届时，那些金镑似乎都没有了。这些钱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不想再打搅你们的谈话了。”拉米尔小姐一边说，一边向门口退去。
加比塔斯先生有礼貌地送她，为她打开门，把她送到门口上。就在这时，我有一种感觉，那些金镑就在我面前。
前门关上了。他又转回来了。我溜掉的机会过去了。
“我得走了。”我说。我有特别想要离开这间屋子。
“我亲爱的小伙子，”他坚持说，“我真不想让你走。当然啦，你一定有什么急事吧！”接着，他显然要改变我们谈话的内容，他说：“咱们还没有谈一下伯博尔的那本书。”
在我对他表示的含含糊糊的谦恭的背后有一种生气。好象必须适应他的想法。为什么我要装出一副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低他一等的样子。他问我对伯博尔的书的看法，如果有必要，我决定高傲地告诉他，那样，也许他会让我走。我坚持站立着，而是站在了壁炉角落里。
“就是去年夏天你借给我的那本小书？”我问。
“他逻辑严密，不是吗？”他说着，同时展开手指着沙发椅微笑着，示意要我坐下。
我没有再坐下。”我没有过多考虑过他的推理能力。”我说。
“他是伦敦有史以来最最聪明的主教之一。”
“可能吧。但是，他用非常经不起推敲的事实在蒙人。”
“你这么想吗？”
“我想他不那么好。我认为他证明不了他说的情况。我认为基督教是不真实的。他知道自己是个蠢货。他的推理是不值一提！”
我想，加比塔斯先生的脸色比以往更苍白。他惯有的慈眉善目不见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张得圆圆的惊讶极了，连脸也好像变形了。听了我的话，他的眉头也拧起来。
“听你这样说，我很失望。”终于，他吸了口气说。他不再重复他的建议：我应该坐下。他向着窗前走了一两步，接着又转过身。“我建议你……”他说着，口气里带有一点不耐烦，带有一点有教养的人的宽容……他在克制自己。
我将不告诉你他争论的内容，或是我争论的内容。总的来说，以我３５年的经验推理，我断定，如果我的辩证法不怎样，那么尊敬的加比塔斯先生的辩证法就更糟了。
他的脸颊上的红晕在扩大，声音里也变了。我们越来越粗鲁地打断对方的话。我们虚构事实，无中生有，求助于连名字也记不准的权威的名字。这真是一场愚蠢的争论！一场荒谬的争论！你一定能想象出我们谈话的声音，就像吵架一样。
我母亲无疑正停在偻梯间，担心地听着，好像她要说：“我亲爱的孩子，别这样同他讲话！噢！别冒犯他！加比塔斯先生很喜欢与你的友谊。去仔细想想加比塔斯先生会说什么。”
然后，我们相互仍旧保持着虚伪的礼貌。相对于其他宗教，基督教在道德上的优越性早已使它走到了前头，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知识不足，我们只有用想象中的概念去争论此事。我斥责基督教推崇奴隶的道德，并且宣布我本人为一位德国作家的信徒。此人当时并不有名，名字叫尼采。（注：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作为一名信徒，我得坦白我并不特别熟悉此人的著作。事实上，我对他的全部了解都是通过上周的《号角》上的两篇文章……。但是，尊敬的加比塔斯先生从来不看那种书。尽管这位作家采取独树一帜的态度对信仰进行批判，而信仰又是那些高贵的绅士们所推崇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毫不怀疑尊敬的加比塔斯先生根本不晓得尼采是谁。
“我是尼采的信徒。”我说，语气里带有进一步强调我的意思。
听到那个名字，他显得非常窘迫。于是，我又马上重复了一遍。
“可你知道尼采主张什么吗？”我故意嘲笑他。
“一定有人彻底地驳斥他。”他说着，仍想避开谈论这个他不清楚的人。
“他被谁驳斥？”我突然严厉地说，“你不妨说一说！”说完就残忍地回敬着。
一件突发事件把加比塔斯先生从困境中拯救了，同时，却加重了我的灾难。
在我说完话后，外面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车轮的吱吱声，然后，车停了，我瞥见一个戴草帽的赶车人和一对黑色的马。那好像是一辆去克莱顿的非同寻常的马车。
“嗨！”尊敬的加比塔斯说着向窗子走去。“嘿！是弗拉尔老夫人！是弗拉尔老夫人！？她找我干什么？”
他转身面向我，因争吵而引起的红晕已经失去。他的脸像被红日照耀。看得出来，弗拉尔太太不是每天都来看他。
“我的事可真不少。”他说，随后几乎露齿一笑。“你得允许告辞一会儿！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想说的。但是别走开。我恳求你不要走开。我向你保证……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