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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手臂支撑起身体。
该死的弗拉尔！
我已经忘了我还带着枪。黑煤汤溅在了我的膝上、肘上、肩膀上、后背上。我却没能抽出手枪来？
一种奇怪的懦弱的感觉充斥着我。我无力地艰难地站起来。
我朝煤矿大门走去，然后，犹豫了一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失败、痛楚、慌乱和耻辱一起袭击着我。我没有勇气，也不想起哄焚燃里德卡的汽车。
夜晚，可能晚饭吃的面包、奶酷不消化，发烧、疼痛、疲惫在梦中折磨着我，使我绝望。我像是迷失在荒芜的废墟上，感到羞耻、受人欺侮、忿忿不平和无可奈何的绝望涌上心头。我对我认为不存在上帝大发雷霆，我诅咒他。事实上，发烧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则是因为内蒂。那个被奇怪地扭曲了的内蒂进入了我短暂的梦境。她使我感到筋疲力尽，是我痛苦的根本原因。后来，我觉得下巴上青肿的地方隐约有些发热；再后来，我一翻身又从泥水中站起来面对我的对手们。
经常有某种类似疯狂的情绪支使着我。我咬着牙，紧紧地握着拳头。只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词汇，我才没有咒骂和叫喊。
天刚亮，我就爬起来，坐在镜子旁，手里拿着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最后，我站起来，小心地把枪放在抽屉里，上了锁。不管我多么冲动我都不再去动它。之后，我又睡了一会儿。
在世界处在旧秩序时，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每座城市每个夜晚，熟睡中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醒来就发现自己正处于强烈的复仇与深深的痛苦之中。数不清的人们病得很厉害，生活中遇到极大的烦恼，感到无限痛苦，几近发狂。每个人都感到迷惑和沉闷。
第二天，我在孤独的冷漠中度过。
我本打算那天去柴克斯黑尔，但是，受伤的脚踝肿得很厉害，使我寸步难走。我坐在楼下光线阴暗的厨房里，脚上绑着绷带，一边看书一边苦思冥想。我亲爱的老妈妈侍候我吃饭。她那褐色的眼睛注视着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忧心忡忡，沉默不语，为什么我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我甚至没有告诉她我的脚踝是怎么弄肿了，我的衣服为什么沾满了泥浆。早晨，我起床前，她就已经把我的衣服刷干净了。
唉，天哪！天下的母亲如今都不该受到那样的待遇。我想那样就一定会使我觉得安慰。我不知你们现在能否想象出那间昏暗、乱糟糟的房间。屋里有一张光秃秃的松木桌，墙上糊的壁纸已经剥落，平底锅和水壶就摆放在狭窄、便宜但不省煤的灶台上，壁炉下堆满了炉灰，我的绑着绷带的脚正踏在锈迹斑斑的铁炉围上。我不知你们能否想象出我当时的模样：愁眉苦脸，面色苍白，高大笨拙，没有刮脸，穿着一件简陋正坐在坐椅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想得出我母亲的样子：有点畏怯，衣着不洁，正无限深情地徘徊在我的身旁，布满皱纹的眼睑下的眼睛正向外凝望……
八九点钟左右，她出去买了一些蔬菜，并带了一张报纸回来。它和我桌上摆的这些报纸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湿气。而现在我桌上的这些报纸特别干燥易碎。我现在就有一张那天早上读过的那张报。那张报叫《新报》，几乎每个人都愿意买它，而且称它为”呐喊”。那天早上的报上全是惊人的信息，标题更醒目。一会儿，我就从沉思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了一个颇有兴趣的读者。因为，报纸上说德国和英国好像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
在以往所有那些荒谬、感情用事的行为中，战争肯定是最疯狂、
最愚蠢至极的。实际上，比起那些较为隐晦的罪恶，比如土地私有，战争可能不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战争的结局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罪恶。所以，在那令人窒息的混乱的日子里，人们会对战争感到诧异。现代战争中，没有任何行为是建立在可以理解的基础上的。除了残酷地屠杀和伤害了不计其数的人，毁坏了数不胜数的物质财富，浪费了大量的能源，战争没有产生任何好结局。
让我简单地向你描述一下报纸所记述下的一天。
在老伦敦一条肮脏的后街，有一座草率设计建造的大楼。许多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急匆匆走进楼里。在这座工厂内，一群群的印刷工人敏捷的手指在紧张地活动着，频频操作着他们的打字机。在一间厨房般的地狱里，工人们在一块一块地铸造金属模。在这上面，像蜂窝一样的稍亮的房间里，散乱的工人正坐着涂写着。屋里的电话有规律地响着，电报机机头也在咔嗒咔嗒地响。到处可见怒气冲冲、走来走去传送通讯稿件的人，他们的手里牢牢抓着各种小样和复制品。好像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机器越转越快，接着发出飕飕声和砰砰声。工程师们从来就没有时间去洗洗，手拿油盒飞快地走来走去，而纸张则匆匆忙忙地离开卷筒。你一定会想到那些老板坐着汽车神气活现地到来了。没等车子站稳，他们就从车上跳下来，手里握着一打信函和文件，匆匆走进屋从人群中挤过去，正好挡住其他人的路。一见到他，正在等待信件的信使也得立刻站起来，来来回回忙碌起来。周围不断发生紧张而不协调的事，咒骂之声此起彼伏。你可以想象这个复杂的令人神经紧张的机器随着夜晚的逝去而使这里过激的歇斯底里的气氛达到极点。最后，在猛烈震动的房子里不紧不慢的只有时钟的指针。
所有的活动为着报纸的出版，当那些紧张的工作都圆满地结束了时，顿时，马车和人群搅和在一起。荒凉黑暗的街道上一片混乱。这个地方的每家门前都突然出现了许多报纸，一捆捆，一堆堆到处都是。这些报纸被人争抢着，抛掷着，就如同是一场战斗。人们喧嚷着，然后急急忙忙向四面八方走去。印刷工人开始离散，嘴里打着呵欠，喧闹轰鸣的声响开始减弱。报纸已印好，着就是分发，分发之后打捆。我们就跟在一捆捆的报纸后面。
报纸分发的场面很有趣。你可以看到一捆捆的报纸运送到了火车站，在火车就要启动时所有的报纸都上了火车。一路上车轮飞奔。然而，大捆报纸被打开，小捆的报纸被准确地投掷在火车经过的站台上。然后，这些小捆又分成更小的扎，被送到各个地方。不知不觉中黎明已经到来，一大群报童满街奔跑起来。他们把报塞进报箱的插孔里，投进敞开的窗户里，把它们发递到四面八方的书摊上。几小时内，你一定会相信整个国家都飞舞着沙沙作响的白纸……各个地方的布告牌上都张贴着为这一天匆忙制作的谎话。火车上的人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读报纸；男人靠着黑板，其他人坐在床上，母亲、孩子都在等着父亲读报……上百万分散居住的人在读报，或草草地读，或狂热读。看那景象吧！就像水枪把白色泡沫一样的报纸喷散在每一个角落……
接着，一切都神奇地消失了，彻底地消失了，就像泡沫消失在沙滩上一样。
我手中正拿着一张报纸。当我坐在母亲那间黑暗的厨房里，把缠着绷带的脚放在炉围上，看到那些耀眼刺目的报纸题目时，我的烦恼都没有了。母亲正坐着削土豆。她把衣袖挽起来。
报纸就像侵犯人体的细菌。我就是英国有机的躯体中的一个细胞，是四千一百万个细胞之一。这些言辞激烈的标题，令人骚动的消息，使我忘了我全神贯注想做的事。那到，整个国家，数百万人像我一样读了报，像被咒语镇住了，他们和我的想法一致。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来着？噢！叫做“面对魔鬼”。
有关彗星的报道被放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另一页。专栏标题是《著名科学家说彗星会撞击地球，会发生什么事》，“德国人”侮辱了我们的国旗。这是《新报》上一篇文章的内容。我通常把德国人描绘成穿着带纹章的衣服，身佩宝剑如同神话中邪恶的皇帝。如今，这怪物就在我的面前，正在侮辱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旗帜，正在犯新的罪行。有人把一面英国国旗升起在我从未听说过的一条热带河流的右岸上。一名喝醉了酒的德国军官在没弄懂命令的情况下把旗子给扯了下来。作为一个英国国民应该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于是，一位当地人的腿被枪打中，但是，具体情况尚不清晰。唯一清楚的是英国人不会接受德国人编造的谎言。不管发生还是没发生什么，他们都要向我们道歉。但是，他们显然不想听命。
《战争将会爆发吗？》
这就是通栏大标题。人们对此立即表示赞同……
那天，有好几个小时，我彻底忘了内蒂，脑子里想的全是海陆大战，是炮火，是胜利，是堑壕，是成百上升士兵的死尸。第二天早上，我动身去了柴克斯黑尔。动身时，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心里充满了希望，忘却了彗星，忘却了罢工，也忘却了战争。
你们一定很清楚，当我向柴克斯黑尔走去时，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谋杀计划，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可能发生的危险，被人告发的恐惧，如今成了乱糟糟的一团。我没有计划去杀害他们。手枪是用来对付从年龄和体魄上优于我的对手而准备的……但是，我并不打算发挥它的作用！手枪！我带着枪是因为我有枪，是因为我是一个愚蠢的大笨蛋！拿着枪很滑稽。我要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
我又一次长途跋涉在去柴克斯黑尔的途中。我被一种新奇的非理智的希望之光笼罩着。早上，我怀着这种希望醒来。这希望是破灭了的梦境中仅存的一点幻想。我不是寄希望内蒂会怜悯我。尽管我想起了已发生的事，我甚至想象我误解了内蒂。或许她会向我解释一切。
一开始，我颠跛地走出一英里远。我的脚很累，却不觉疼痛。其余的路，我走得很顺利。或许，说到底，我错了？
在我穿过花园时，我还在想着这件事。走近了守林人的小木屋附近的小围场，那蓝紫色的风铃草使我想起内蒂和我曾经一起采摘它们的时光。我们似乎不可能真的永别。一种温暖的情感从我心头掠过。穿过小山谷，接近冬青树林时，这种温暖的情感传遍全身。但是，可爱的内蒂渐渐模糊。我又想起了那个充满情欲的新内蒂和我在月光下碰到的男人。我又想起了由于嫉妒而迫切想要达到的目的，那是我的青春期的一种强烈的冲动，于是，我的心情又消沉下去。
我穿过山毛榉树林，向着花园走去。我已决定，但心中十分悲苦。走到花园墙的绿门时，我感到有些紧张，手在剧烈地发抖，使我无法握住门闩把它提起。我不再怀疑事情的结果。一种冰冷、苍白、自怜的情感代替了颤抖。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脸在变形，脸颊湿润。我甚至不想去擦一擦。我必须得留点时间把心情调整好。于是我从旁门蹒跚地向前走了一小段路，大声痛哭起来。我躺在了无人看见的蕨类植物中，很快平静下来。我又躺了一会儿，心想断了这个念头。一会儿，这种情绪就像飘过的云影消逝了。我平静地走进花园里。
穿过一间玻璃房屋的敞开的门，我看见了老斯图亚特。他正斜靠在脚手架上，手插在衣袋里，他在想着什么事情，所以没有注意到我。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朝小屋走去。
快到时，我好象被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打了一下。可我弄不清是什么。
卧室里的一扇窗子敞开着。窗帘上面的黄铜横杆有点松，半挂在空中。这显得有点怪，有些疏忽大意。因为，平时小屋里的每样东西都让人感到有条不紊。
门敞着，四周听不到一点声音。时间大约是下午两点半。
通常整洁的大厅现在看来有点不同寻常。大厅内的一把椅子上摆着有三个脏盘子，上面还有几把用过的刀叉。
我走进大厅，往西侧房间里看了看，心里有些犹豫。然后，我摸到了门把手，敲出一阵重重的响声，我友善地打了声招呼。
没人答应。我站在那儿等着，同时，握住手枪。这时，楼上响了一声，然后，又静了下来。我绷紧了神经。
我再一次把手放在门环上。这时，帕斯突然站在门道。
一刹那，我们互相对视着，都没有说一句话。她的头发散乱，脸很脏，好象刚刚哭过，脸色也红红的与往常不一样。见到我，她十分吃惊，我猜她可能想说点什么，忽然，她又急速地跑出了屋子。
“我说，帕斯！”我喊道，“帕斯！”
我跟着她跑出门。“帕斯，出了什么事？内蒂在哪儿？”
她在屋角一闪不见了。
我心中十分不安，不知是否能找到她。这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接着，我又听到有人在楼上走动。
“威利，”斯图亚特太太的声音，“是你吗？”
“对。”我答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