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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这两篇是两家刊物的“长篇连载”的特约稿，约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这样，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职业写家矣。两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敌即诡袭芦沟桥，遂不续写。两稿与书籍俱存济南的齐鲁大学内，今已全失。十一月，我从济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终没有写过长篇。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于是，时间与精力零售，长篇不可得矣。还有，在抗战前写作，选定题旨，可以从容搜集材料，而后再从容的排列，从容的修改。抗战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难得从容，乃不敢轻率从事长篇。再说，全面抗战，包罗万象，小题不屑于写，大题又写不上来，只好等等看。
去年夏天来碚，决定写个中篇小说。原因：（一）天气极热，不敢回渝；北碚亦热，但较渝清静，故决定留碚写作。（二）抗战中曾屡屡试写剧本，全不象样，友好多劝舍剧而返归小说。（三）荣誉军人萧君亦五在碚服务，关于军事者可随时打听。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
写完，从头读阅一遍，自下判语：要不得！有种种原因使此书失败：（一）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说。我的写作生活一向是有规律的，这就是说，我永远不昼夜不分的赶活，而天天把上半天划作写作的时间，写多写少都不管，反正过午即不再作，夜晚连信也不写。不过，这种细水长流的办法也须在身体好，心境好的时候才能办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时节，象去年夏天，就没法不过度的勉强，而过度的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楞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的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处。这些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筋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的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在任何沦陷过的地方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使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我要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装满。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人人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节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胡涂。不错，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有我们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假使我们因厌恶战争而即闭口无言，那便是丢失了去面对现实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祷告菩萨赐给我们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我们既不能因冷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我们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们要从丑恶中把美丽夺回，从破坏中再行建设。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单不喜欢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
于是，连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说过。于是，战时的出版物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格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记，风行一时了。不错，一本讲恋爱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等到时过境迁，人们若想着看反映时代的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园里的福尔摩司！
而且他们会耻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从这一点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我想多方面的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战争不是不可写，而是不好写。
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边，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瞎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象《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月的光阴。光阴即使是白用的，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带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把它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是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较纸笔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十三年元旦于北碚。
一
不要说高粱与玉米，就是成熟最迟的荞麦，也收割完了。平原变得更平了，除了灰暗的村庄，与小小的树林，地上似乎只剩下些衰草与喜欢随风飞动的黄土。近处的河流与铁道，和远处的山峰，都极明显的展列着，仿佛很得意的指示出这一带的地势。这是打仗的好时候。
大山在西边。我们不要说出它的名字吧，因为它仿佛已经不是山，而是一个伟大的会放射与接受炮火的，会发出巨响与火光的，会坚决抵抗暴力的武士。
山下有向东流的一条不很大，也不很小的河。河的北边，无论是在靠近山脚，还是距山一二百，甚至于好几百里的地方，都时常有我们的军队驻扎。我们的军队时时渡过河去杀敌；敌兵也不断的渡过河来偷袭。这条浑黄，没有什么航船，而偶尔有几座木筏子的河水，也正象西边的大山，时常发出火光与炮响，成为决不屈服的战斗员。
大山的脚底下，现在，有我们的一军人。
河南边，铁路东边，是被敌人攻陷的文城。
河北边，在文城的东北约五十里的王村，驻着我们的一旅人。
文城的敌军，望见远远的西山，便极度不安的想起山下的一军人——他们必须消灭这一军人，才能逐渐的“扫荡”山里的军队；他们只有消灭了山下与山上的军队，文城和其余的好多地方才能安安稳稳的爬伏在他们的脚底下，他们怕和恨西边的大山，正好象小儿在黑暗中看见一个丑恶的巨人一样。
同时，我们的驻在文城东北王村的那一旅人，就象猎户似的，不错眼珠的，日夜监视着文城的敌人。只要文城的敌马一往西去，他们便追踪而至，直捣敌人的老巢。
地上连荞麦也割净了，西山的远峰极清楚的给青天画上亮蓝的曲线。山峰高插入云，也仿佛是一些利剑似的插入文城敌人的心中。
右纵队自文城附近渡河，再向西；左纵队自文城先向西，而后再渡河，敌人分南北两路进攻大山脚下的我军。王村的一旅接到紧急命令，以先头部队两营渡河南进，相机袭击文城和车站。
由全旅选派的便衣队首先出发。他们的任务是：一，要混进城去，探听敌情；二，要把旅长给城内维持会会长——王举人——的劝告书送达；三，要在城内散布开，以便里应外合，克复文城；四，假若攻城不得手，他们便到车站上破坏交通，并毁坏堆栈。
任务是艰巨的，可是三十二条好汉的脸就象三十二面迎风展动的军旗那样鲜明，壮丽，严肃。他们似乎不知道什么叫作危险，而只盼着极快的混进城去——一到城里便好似探手到敌人心脏里去，教敌人立刻死亡！
对化装，入城，埋伏，袭击……他们都是老内行。只要还有中国人的地方，他们便能钻进去；象只要有风便能放起风筝那么简单而有把握。
副队长中尉丁一山虽然已经从军二年，却还象个学生。他原本位是衰落了的大户人家的少爷。在胆量上吃苦耐劳上，他是个顶好的军人——要不然他也不会被派为副队长。但是，在他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些少爷气。他决不想再作少爷，也丝豪没有以身家做人的意思；可是，不知不觉的在象一定神或一微笑的，小动作上，他老遗露出一点他的本色。因此，他在军队中的绰号便是“大少爷”。
在初一得这个绰号的时候，他心中时时感到不大舒坦。及至被大家叫惯了，而且看清大家丝毫无恶意，他也就不大理会了。久而久之，以他的勇敢，忠诚，和知识，他给“大少爷”挣来一些光辉；使喊他的人不能不表示出亲热与尊敬。
在朋友中，最足以表示出他的大少爷气味的是他得信最多，写信最多。他用邮票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