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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生在哪儿？”
“我？就在普斯科夫附近。行那么个小城镇，叫波尔霍夫，您听说过吧？我们就住在那儿。妈妈在学校当教师。”
“你说，她很溺爱你？”
“那还用说？简直令人发笑。你要跟孩子们在一块淘气，那还了得！早饭不吃完．那也不得了；要是生了病，就更是大灾大难了！她会惊动全城的医生，给你喂上一个星期的药。当时觉得可笑……可现在，不觉得可笑了。”
“现在是不觉得可笑了，”中尉叹了一口气。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她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她一个。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亲戚。妈妈自己生在列宁格勒。革命前，她就在彼得堡住。她给我讲过多少彼得堡的事啊！……可我一次比没有去过！总想去。现在，也许只有在战争以后。”
“当然只有在战争以后了。”
“您知道，我没啥，我并不那么害怕，打死了也没有什么！只是可怜妈妈。”
当然应该可怜妈妈罗！伊万诺夫斯基默默表尔同意，其实，同样也要可怜爸爸，甚至象他爸爸——兽医伊万诺夫斯基那样的人，也是值得可怜的，他不很和善，也不见得十分聪明，喜欢和农民们闲聊，连年过节适当地喝它几杯。有时，他很象是一个被生活折腾得够呛、非常不幸、没交上好运的人。的确，别人家都有自己的妻子，她们照管饭食、生活和家务，尽管程度不—，但都总是心疼自巳的丈夫——当家的，而他和他父亲——伊戈里记得，却总是住一些简陋的小屋、半间小房、私人住宅；吃饭时，只是一小块猪油，一碗白菜，过夜的罐头，两人共用一个铝勺。对白已的母亲，伊戈里几乎没有印象，他也几乎从未问过父亲。他知道，只要一提起母亲，父亲就忍不住掉泪。在他的印象里，母亲跟伊万诺夫斯基一家的某种悲剧联系在一起，所以儿子甚至不知道，母亲是活着还是早巳去世了。其实，历来他了解，父亲对母亲的下落也未必比他知道得多。
关于父亲，熟人的评价不一样，伊万诺夫斯基对父亲的看法也经常有变化，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他按自己的方式爱自己仅有的这个儿子，总希望他有出息，为他军人的前途高兴。高兴来高兴去，结果呢？六月初，伊万诺夫斯基在军校毕业前夕收到父亲的最后—封信；父亲在别洛斯托克地区，还是在那个边防队，而伊戈里被分到格罗德诺，由集团军干部处调用。他想，他们很快就要见面了。他甚至没有给父亲回信，后来想回信也不知往哪儿寄了。父亲在哪儿，是否活着？谁也不能给他回答清楚，而且找谁问去！看来伊万诺夫斯基同父亲的联系永远完了，任何相见的希望都没有了……
他同雅妮卡也是这样……
说也奇怪，同姑娘那次可怕的离别，竟远比同父亲的很可能是终生不再相见的离别，更令人难过，不易忘怀。的确，在以后的战斗中，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他常常忘记了她，但突然在宿营的什么地方，在吉凶莫测的战斗打响以前的宁静时刻，完全意外地想起丁她，就心痛欲裂，他没跟任何人讲过自己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那短暂的爱情，他知道，而且感觉到，别人的痛苦也不比他轻。在战争中谁没尝过与爱人、母亲、妻子或者儿女离别的痛苦……离别令人痛苦万分，如箭穿心，而这种痛苦是谁也无法减轻的。
……似乎，他又陷入昏迷与沉思之中，也许是睡着了，——也许是到了将死未死的痛苦时刻。当他醒来时，澡堂几乎已经沉没在苍茫暮色之中，他不再看表了。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变得更坏。他呼吸急促、微弱，清晨的冷战现在已被发烧出汗所代替。醒来后，他用目光扫了一下澡堂，看到彼沃瓦罗夫坐在窗子旁一个倒放的小桶上嚼面包干，窗户上布满了他的哈气，他一再用手套擦着玻璃。
“那边有什么情况？”中尉睁开的眼睛慢慢又闭上了。
“还是那样。这帮家伙还没走。”
他们还没走，就是说，村子闯不进去了。可是除了村子，现在他们还能往哪儿闯呢？在旷野上更不如在这个小澡堂里，在旷野他们会给冻死。但是在这个小澡堂里，他们也未必能等到好的结果。
真见鬼，现在正需要滑雪板了，可他们却白白地把它扔在那个村子里了。话又说回来，那时，处于敌人的火力下，哪还顾得上滑雪板——逃命要紧。可现在，没有滑雪板他们干脆就无法离开澡堂到别处去。
当然，他无所谓，滑雪板对他反正没有用了，但对彼沃瓦罗夫，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滑雪板小伙子无论如何到不了前线，走不出一公里就会被德国人抓住。
“小彼沃瓦罗夫，你说，离那个村子有多远？”
“哪个村子？”
“就是昨天那个。”
“有两公里吧。”
原来这么近，可是昨天夜里他觉得，他们从那个村子走出了至少五公里。但是，衡量距离和时间的尺度在他那里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路上的每一公尺，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象被他的伤痛拉长了，伤痛造成了对它们的错觉。看来，他现在更要依靠彼沃瓦罗夫了。
“中尉同志，该怎么办？”彼沃瓦罗夫问。
“去找滑雪板。夜里，可能还没有被德国人捡走。”
彼沃瓦罗夫沉默了一会，暗自思量了一下，叹了一口气，答道：“好吧，我去—趟。只是等天黑—点。”
“行，你知道应该……”
“嗯。那您……您留在这里怎么办？”
“会有办法的。我等你。”
天还没有全黑下来，彼沃瓦罗夫就站起来，赶忙准备上路。他先脱下一只厚油布靴子，缠上裹脚布，然后从背囊里拿出来两块面包干，放在口袋里；他把背囊移到伊万诺夫斯基跟前。
“那……我带上这支冲锋枪，行吗？”
“带上吧。”
“您知道，带上冲锋枪……心里踏实些。”
中尉看出，彼沃瓦罗夫得到了前线的战士人人都渴望得到的这么一件武器，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心情。冲锋枪在当时是新鲜玩艺，步兵几乎全部用步枪。伊万诺夫斯基本人也是在出发前一天才得到的：将军发了善心，命令自己的马兵把冲锋枪让给了中尉。当然，他们处在现在这种情况，武器即使不能决定一切，那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他们那一点点微薄的能力只能靠武器永位不变的威力起作用了。
“那么步枪就放在这儿吧。”
中尉没有表示反对，彼沃瓦罗夫解下腰带上的两个帆布子弹带，叮当一下，他把弹夹放在长凳旁的地板上。
“这是一支好步枪，打得很准，准尉使过。”
伊万诺大斯基不在意地听着战土说话，他想，一支步枪，几夹子弹，一颗反坦克手榴弹，两个燃烧瓶——大概这些就够用了。如果走运，他能等到彼沃瓦罗夫带着滑雪板回来，也许，他们还能做点什么。要是不走运，那就坚持自卫到底。
彼沃瓦罗夫缠好了另—块裹脚布，紧了紧腰带，喜形于色地把冲锋枪挎在肩上，看来，他已准备好出发，路虽不远，可谁知道是否安全。
“您的表几点了？五点了？我—小时内回来，离这儿不远。”
—小时内他就能回来，他们又将在一起。在这新的别离时刻，伊万诺夫斯基感到：同这个温顺听话的小伙子在一起，总的说来心里挺舒服，可现在他要一个人孤独地度过这一小时，恐伯不那么容易。分散能大大削弱他们的力量。一种违背数学的奇怪逻辑在起作用：二分成两半后小于一；同样，在另外情况下，一加一大于二。大概，这很难同正常的逻辑一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成立。但事实还真是这样——这种奇怪的逻辑，中尉根据亲身经验知道得一清二楚。
战士已经准备好了，但不知为什么还不走，也许在这离别前还想说点什么。伊万诺夫斯基知道，战士想说的是什么，他犹豫起来。又有最后一次机会去侦察那可恶的村子，并再一次试图了解到一些司令部的情况。哪怕了解得很一般，但也算是没有空手回去见派他们出来的那位将军，总算多少弥补了他们没能炸毁弹药基地的过失。但是，他也不能不意识到，彼沃瓦罗夫稍一疏忽大意，就会立即带来三倍的不幸，就永远断送了完成任务回到自己人那儿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来就是十分微小的。
“中尉同志，那么我走了。”彼沃瓦罗夫下了决心，转身向门口走去，这时中尉说：“等一等。你知道……我不坚持，你自己看着办。但是……也许，你会尽可能……村子那里是什么呢？好象是司令部……”
他不作声了，彼沃瓦罗夫十分留神地等中尉说下去，可中尉没有再说什么，于是他简单说了一句：“好，我试试。”
在伊万诺夫斯基那被打穿的胸膛里象有什么东西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我试试”——这是什么话！试试是没有多大好处的，这里需要超人的机智、顽强和坚毅。就是这样，也还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道理他不能向战士解释，好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向战士讲些不吉利的、虽然在战争中是很平常的话，何况他现在正十分勉强地忍着身上的疼痛和虚弱。他只是叹了口气说：“一定要小心啊！……”
“好的！您别担心。我悄悄地……”
“对。而且还要快……”
“好。给您的水在这儿。”战士从木桶里舀出一铁盒水放在他头旁边，“要是您想喝……”
费劲的谈话使伊万诺夫斯基疲劳极了，他闭上了眼睛，听见彼沃瓦罗夫出了更衣室，停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打开那里的门，又从外面把门紧紧地关上。开头一会儿，伊万诺夫斯基还能听到彼沃瓦罗夫离开澡堂的脚步声，但脚步声很快就消失了，他那模模糊棚的希望也象是随着脚步声远去了。他们好象有什么东西正在完结，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会产生新的东西了。他等着，痛苦地、顽强地等着，细听着房顶上每一丝风声，他全神贯注，思想高度集中：万籁俱寂，只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心惊肉跳。这声音有时被他的咳嗽和低哑的胸鸣所吞没。
然而，他的听觉也被累得迟钝了，四周还是静悄悄的。此时，他的脑海里塞满了种种在时间相交和空间稀奇古怪地拼凑在一起的思绪。他好象开始打磕睡了，他胡思乱想，昏迷不清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幕虽苦犹甜、动人心弦的往事……
第十一章
只剩几分钟就要开车了，她却站在月台上哭。看来，这里既没有送她的人，也没有接她的人。总的来说，这一天早晨站台上的人就不多，伊万诺夫斯基下了一级车梯，开玩笑地向姑娘喊：“哭什么？另给你找一个嘛。”
这是出于年轻人的顽皮，是那些在旅途中偶然相遇又马上分离、而且估计不再相逢的人们之间随便打趣的话。但是姑娘用系在脖子上的花头巾的—角揩了一下眼泪，用考验的目光瞟了他一眼。柯利亚·戈莫尔科把着车门的扶手斜身倚在他背后，他俩心情轻松愉快，似乎能把世上的任何痛苦都变成玩笑。
“要不就跟我们来吧！坐到别洛斯托克去！”
姑娘下意识地理了理理脖子上—的头巾，又瞟了一下这两个满身新军装的青年军人的脸庞，她的嘴上露山了淡淡的微笑。
“可我要去格罗德诺。”
“多巧啊！”伊万诺夫斯基开着玩笑，假装惊奇地说，“我们也是。一起走吧！”
她没用多劝，就拎起脚边的小提箱，灵巧地抓住已经开动的火车扶手，伊万诺夫斯基扶住了她，戈莫尔科住旁边一让。被这种巧事弄得又高兴又有点儿发窘的新旅客上了车。
“车票，车票，女公民！”手里拿着小旗急急忙忙向门口跑来的乘务员大叔立即问她要票。
“有票！没问题！”伊万诺夫斯基用不容丝毫怀疑的声调说，一面往车厢里挤。
他领着姑娘往第三或第四包厢走去，那儿是他和戈莫尔科的铺位。他提着姑娘的箱子，感到轻得出奇，很象是空的。柯利亚跟在后面，姑娘默默地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向两边发窘地看看。
“就在这儿，请吧！可以占我的铺位，我到上铺去。”伊万诺夫斯基热情愉快地给姑娘让着下铺，并把她的提箱放在上面。她顺从地坐到车窗旁，克制着明显的窘态，过了一会儿，小声地说：“我没有票。”
“怎么？钱不够了吗？”
“我被盗了。”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