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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了。”我说。
他点点头。他的脸变得棱角分明，眼睛变细了而嘴唇仍微撅如昔日，令我无法抗拒。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回忆起他带着烟味和火腿奶酪三明治味的呼吸，睡眼惺忪，充满了欲望，舌头在我口中搅动。和不再熟悉的他说话我感到别扭尴尬。
“他知道我来了吗？”我问。
“他不和我们说话。”
我朝厨房的门走去，但鲍比上前挡住我的路。
“我必须搜身。”
“开玩笑。”
他粗暴地看了我一眼。我张开手脚，他从上到下地搜着我，一边搜一边蹲下来，有意避免碰我的乳房，却不忌讳大腿内侧。他棕色的长发夹杂着白发，汗水涔涔。
“我想搜身是一个不赖的活儿。”我不自然地和他开玩笑，他不回答。越过他的头顶，我看到修大型庄园用的铁线圈横亘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像乳齿象的残骸般堆着。
“好了。”他站了起来，“看看你去能有什么用。买了这块地的家伙整天在我们屁股后面催我们。”
我举步朝房子走去，窗叶打开，一支枪管伸出来，鲍比撤到车后。
“爸爸。”我尖叫道，“爸爸，是我。”
父亲这只沙漠之鼠还不显得很老，当我走进厨房见到他时，他看起来更像一只壁虎。六十八岁的他满头白发，老人斑像一块一块的巧克力一样点缀在他的前额，皮肤看起来像将要剥开的皮革条。
“你平常来时都先打电话的。”他说。他有一副西部牛仔的身材：消瘦结实，臀部比我的还瘦，双腿细长。他站在房间里用他那如蓝水晶般的眼睛打量着我。
“你平时也会打电话给我。”我说。
“那警察叫你来劝我搬走？”
“我想这不再是你的房子了。”
我们都沉默了。我环顾这小厨房，灶台上几乎没什么东西，除了一排铝罐，从高到低地排着。一个上面标着“咖啡”，另一个上面标着“茶”。其他两个上面的字都刮掉了。一条蓝白相间的洗碗布挂在烤箱的拉手上，一个雏菊形状的钟被钉在墙上，他挂了一面镜子在水槽上面。剃须工具和梳子都塞在滴水板上的大口杯里。他自个儿住，可以在房间任何地方刮胡子。
“你的那些盒子在什么地方？”我问，“我帮你收拾一下。”
我朝地下室走去，想找些盒子。他故意把枪在两手之间倒换了几下。我停了下来。
“爸爸，你要对我开枪？”我看着他的眼睛。
“如果可以的话，我不要帮忙，爱莉丝。”
“好吧。”我说，“那把枪放下，行吗？”
他把枪放在旁边。我们无言地站着。“你饿吗？”最后他说。
“什么？”
“我去开两听罐头。”
他把枪靠在吃饭用的椅子上，打开碗柜，取下两听中号罐头。他在抽屉里翻找起子，用它打开罐头。
“汤可以吗？”他背对我问道，“其他的我都吃完了。”
我盯着靠在那里的伸手可得的枪，一边想着办法。“可以。”我回答。
父亲二十岁出头时，从格拉斯大峡谷来到南部。从十六岁开始，他就在牧场里干活，听说洛杉矶有工作做，就去了。那时他相貌堂堂，会饲养马匹。所以以前的活儿不干了，很容易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我在午夜四点收看电视上放的电影节目时，偶尔还能见到年轻时的他一闪而过。在殖民者军队和印第安人的战斗中，他两边的角色都扮演，穿着卡曼其部落的服饰拍一组镜头，然后换上军队中少尉的制服拍另一组镜头。在那经剪辑的电影中，有个镜头是一个脸上涂满油彩的印第安人把一个士兵推下马，那印第安人把刀深深地插进士兵的胸膛。最后，看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特写才发现两者都是父亲演的。
小时候，我以为这些场景都是真的，认为父亲十分勇敢。有一次，我五岁时，他偶尔听到我向小伙伴吹嘘他如何勇敢。第二天，他就把我的自行车支架轮卸掉，告诉我该是学骑两轮自行车的时候了。我们房子外的走道是平砖铺的，而他却带我去铺着鹅卵石的车道上学。我登上紫色的“施温”自行车。他抓着后座扶稳自行车。
“坐稳了。”他轻声说。我感到耳后他温暖的气息。
他把自行车一推，叫我踩脚踏板。我摇摇晃晃地骑了几英尺就摔了下来。膝盖和手上的皮都擦破了，我哭了起来。他察看了我的伤口后把自行车扶起来。一只手提起了自行车走到车道的尽头把车重新放好。我就这样训练了一个小时直到我掌握了如何在车向左倒时把它扳到右边来，如何在高低不平、骑车吃力的石头路上骑车。我骑到车道尽头，又上了平坦的走道，没有摔倒。我返回他身边时，他毫无笑意地俯视着我。
“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他说。“勇敢和演戏是两回事。”
“对不起。”我说。
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你不该继续那样的吹牛，爱莉丝。”
父亲的起居室用电视剧拍完后没用的道具装饰着，一张粗木制成的摇椅，一把有鹿角枕头的躺椅，咖啡桌则是一个木制葡萄酒桶，桶身满是弹孔，像是经过了酒吧里激烈的战斗后留下的，一张廉价店里买来的牛仔骑马复制图。
一片暮霭的阴影出现在午后的阳光里，也许是因警察的驱赶而出现。在落地灯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坐在椅子上，枪横在他的膝盖上。
“这房子看起来不错。”我说。
“一个月前地基开始下沉，是排水沟的问题，我又浇注了新地基。”
“那可不容易。”
“我自己浇注的。”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出来时交通有点堵。”我说。
“嗯？”
“在5号公路和110号公路交会处有个容易堵车的集市，但过了那里就没什么了。”
“一堵一松真不好，总是那样。”
“是啊。”
外面警车的引擎发动了。我庆幸这声音打破了尴尬，我拉起窗帘，警车开出了车道直奔公路去。
“也许你会在潘姆斯普林城或印地欧找到一个不错的公寓。”我说着坐在躺椅上，鹿角抵着我的脑后。“你肯定有工会的退休福利。”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会常给你打电话。”
“用不着打电话了。”
“你希望我给你打电话吗，爸爸？”
“真的不希望。”
我九岁时，父亲仍住在家里，我母亲建议他带我去上班。因为整个夏天我不用上学。一早我就要走，天还没亮我母亲叫醒我，我走进厨房吃早饭时，父亲已经穿着夹克在那里了，不耐烦地把车钥匙在两手间抛来抛去。我母亲还穿着浴袍，递给我昨晚就做好的午饭。
在黑暗里开了近两个小时的车，我们走完高速公路时，天刚蒙蒙亮。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在沙漠地带我们常常会认不清方位。最后我们开下了公路，停到一个尘土飞扬的摄影场边。这里已停了很多小车和拖斗车。父亲从后座抓起一个皱巴巴的大纸袋。我跟着他下了车，穿过一群随便乱停的卡车，到了一辆挂满了一排排服装的拖斗车里。在车里，父亲向一个穿红汗衫的女人说了自己的身份。她沉甸甸的胸前挂着一副塑料双光眼镜。
“你比那演员矮了一个头，”她说，“不过没关系，如果是骑马的话。”
她在衣服堆里找出了一条满是灰尘的裤子和一件花格衬衫。“这衬衫给你穿太长。我们会把它缝起来。只有这几件，为了省钱只好这样。”她递给父亲一顶帽子和几条羊皮护腿。“你带了自己的靴子来吗？”
父亲打开大纸袋装衣服。看到我，那女人抬眼浏览夹板上的记录。
“她只是来看看。”父亲解释。
父亲在一个可移动的浴室里换戏服时，我在外面等。他撒了泡尿和喷了些消毒剂后出来，看起来就是个牛仔。宽松的套裤在他腿上摆着，帽子潇洒地戴在头上，换下的衣服和鞋子整齐地捆好夹在手臂下。
我跟着他走过用“舒泰龙”塑料杯子喝咖啡的人群。他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他带我来到一辆马车旁，找来两个木头苹果箱，告诉我坐在那里。我可以闻到干草和马粪的气味。太阳升得更高了，人们不断地走来走去，有人用步话机下达命令。一些人把摄影机和粗线缆从车上搬下来，装上手推车推走。每个人都在抽烟。父亲在浏览报纸，我想他在看头发移植的广告。他偶尔站起来一两次整理他的戏服或添咖啡。天气变得热起来，汗从他的帽子里流下来，但他并没有把帽子摘下来掉。
后来，一个拿步话机的男人不耐烦地向父亲招了招手，父亲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套裤，我们跟着那男人走，从一条小路登上一座小山。在小山的另一边，穿着西部服装的人们坐在折椅上，抽烟、看杂志或交谈着。父亲叫我站在一边，他继续跟着那人走，直到看不见为止。当我看到他时，他已骑在马上，带着枪套，一支银色的枪插在里面。那马由于畏生而紧张，父亲不得不让它先安静下来。父亲不愧是个骑术专家，不一会儿马就在他的调教下开始飞奔起来。旁边有个人在指挥，父亲就让马小跑到一片树林后。几分钟后他从后面飞快地骑出来。马后蹄抬起，父亲弹离马背，做了个空翻，俯面落地时，人们一下子停止谈话，静了下来。
他们又马上开始谈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父亲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把马牵到一边去。他顺从地站着，一个女人过来抖开他的头发。刚才在服装车里的那位妇女过来摆弄着他的裤子，把过长的衬衫塞进他的裤腰里。这样肆无忌惮地摆弄让我感到尴尬。两个女人弄好后，父亲又骑上马，消失在树林后。一个声音喊到“开拍”，父亲骑马疾驰而来，然后有人叫“开枪”，父亲抓住前胸，血从指间涌出，马后蹄蹬起，他从马背弹出，俯面着地，一个漂亮的跌落。我等着他站起来，但他没动，他的胸脯下的地上流了一摊血。
“爸爸。”我尖叫着跑过去，抓住他的肩膀摇他。
“有个小孩在镜头里。”有人叫起来，“又要重拍了。”
父亲翻身坐了起来，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到他脸上的愧色，我意识到自己错了。
“我以为你受伤了。”我说。
“我没有，”他忍着痛说，“站到那儿去。”那马嘶叫着，管服装的那位妇女朝他走来，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父亲坐在安乐椅上仰头睡了，他的嘴张着，我听到空气在他喉中进出的声音，像沙漠里干燥的风。我想起了我的男朋友，最近这个，叫马丁，四个月前分手了。他比我瘦比我高，与他相拥我感到不雅且没有安全感。我们之间的记忆只剩下了他说我总是在小房间里大声说话这个印象。他要我嫁给他，我说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开车去巴哈角结婚。那时我不信他是真心的，当我们在边检站停车受检时，他把手放在我膝上问我想什么。我告诉他我要坐另一辆车回头。
“你还在这儿？”父亲突然问道，吓了我一跳。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在椅子上伸展一下身子，再躺舒服点。他看了看表。
我站起来，透过窗帘偷瞥外面。
“他们还没来？”他问。
“没有。”
“他们的午饭可真长啊。”
我放开窗帘，转过身来，他抬眼看我。
“你还演戏？”他问。
“不常演，现在我在做配音，声音替身。”
他笑了。“我从不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演员。”
他的评论让我感到难过。“我希望你一二十年前就这么说。”我想开个玩笑，“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波折。”
“我不该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你怎么认为我当不了好演员？”
“演员，”他说，“要被人喜爱。”
我感到他的目光穿透了我。
“你曾离开过这里吗？”他顶上的头发日见稀少，头皮屑斑斑点点，头上青筋横布，我因他这样直率的话语而难受。
“过去从没有。”他说，这话是说我不必来此使他分心。
我认识在那场父亲受牵连的事故中死去的那人。他叫丹·兰德雷，和父亲一样也是替身演员。在父亲离开我母亲搬出去前，丹和我母亲有染有一年了，而我那时太小不懂其中的关系，只认为他常在父亲外出拍电视时过来帮母亲做些杂活。
丹的小指上戴了一只骰子大小的钻石戒指，向我讲那些他记在小小的黑色笔记本上的笑话，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那本子，叫我过去。“为什么九怕七？”他问我，我还没答上来，他就自己说了：“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