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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西北欧远征军最高统帅的重任又落到艾森豪威尔的肩上。他离开地中海战区，迅速来到伦敦，组建司令部。1944 年春，代号为“霸王战役”的法国登陆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盟军采用声东击西战术，给德军以假象，似乎盟军总部设在比利时的肯特，其舰队向英法之间最狭窄的多佛尔—加莱地区聚集。然而，为迷惑敌军，艾森豪威尔带领指挥部官员亲自察看地形，又考虑到海浪和风速，以及海滩地势，最后选定登陆地点在法国的诺曼底，这是地处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的长约50 英里的几个海滩。
就在德国人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在加莱一带的情况下，1944 年6 月6 日凌晨，盟军向诺曼底大举进军。3000 多架飞机从英国20 多个机场起飞，将3个空降师运入法国北部。美国的1000 多架飞机对德军海岸工事进行了毁灭性轰炸。天亮以后，运输舰已将登陆部队送至海岸，盟军同时从几个滩头强行登陆。经过一天战斗，当日晚，盟军的10 个师及重型装备和武器已在法国大地上落脚。一周后，登陆的几个滩头已连成一条牢固的阵线，共计登陆32万余人、5 万余辆各种车辆、10 万多吨物资，创造了世界奇迹！
在1 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打得十分艰苦，一来是德军调兵遣将，负隅顽抗，二来天气多雨，加上沿海地区遍布沼泽，使盟军步履维艰。直至7 月中旬，盟军才得以向腹地的德军发动攻势，经过1 个月的包抄围剿，歼灭和俘获德军共计40 多万人。至8 月25 日，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之战大获全胜，德军举旗投降。其间，法国游击队密切配合盟军作战，并于8 月19 日解放了首都巴黎。
诺曼底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盟军将士和各国人民。盟军乘胜前进，于9 月初即开始兵分几路向东挺进。艾森豪威尔对罗斯福的意图心领神会，要争取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一方面极力说服英国，坚持支援苏联，使其能最大限度地牵制住德国主力，另一方面又密切注视苏联，防止其在战后控制欧洲。因此，直捣希特勒心脏的头功绝不能落入苏联之手。在东进中，艾森豪威尔定下的作战方案是：“采取最直接最迅速的路线，用美英联合兵力，并在其他部队的支持下，通过关键性的中心城市，占领两翼的战略地区，向柏林推进”。
1944 年11 月底，在欧洲大陆西部从北向南450 英里的战线上，盟军集结了300 多万军队。12 月中旬，德军突然从德国西部边界向盟军发动大规模反攻。两军在几个战场激战，仅20 多天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就达60 多个师。结果，德军的最后挣扎以失败告终。但是，盟军也延误了向柏林进军的时间。到来年3 月，盟军强渡莱茵河之后，继续东进直插德国腹地。
正当盟军和苏联红军两面夹击德国之时，一则噩耗震惊了世界——1945年4 月12 日下午，罗期福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世界各国包括苏联和中国都对此不幸事件表示极大悲痛，并对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罗斯福是美国唯一一位连任4 届、执政12 年的总统。他为了从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挽救美国，实行“新政”取得显著成效。在外交上他以务实的态度，打破美苏僵局，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战”中，他带着残疾身体东奔西跑，心力交瘁，却没能看到最后胜利的一天，给历史留下千古遗憾。
1945 年4 月，盟军与西进的苏联红军在易北河会师。很快，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5 月7 日德军投降。8 日24 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柏林举行，投降书从5 月9 日零时开始生效。后来，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西方国家把5 月7 日定为纪念日，苏联及东欧国家则把5 月9 日定为胜利日。
战争中，美国在亚洲除支援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日军外，还投入强大舰队在亚太地区与日军周旋。1945 年7 月在苏美英3 国首脑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地点在柏林郊区），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首次与会，他与斯大林、丘吉尔讨论了尽快结束对日作战的计划和战后事宜。发表的公告犹如一份敦促日本的投降书，宣告了各大国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决心。然而，日本继续作垂死挣扎，其首相针对《波茨坦公告》说：“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这样，美国决定使用最新研制成功的原子弹对付日本。美国空军先后于1945年8 月6 日和9 日，分别向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两颗原子弹，使两市几乎夷为平地。8 月9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大举进入我国东北地区追歼日本关东军。8 月15 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诏书。9 月2 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至此，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正义力量的胜利而告终。
正是：正义者功载千秋，侵略者遗臭万年。
美国总统杜鲁门自鸣得意，上任后的第一大功便是投掷了举世震惊的原子弹，自己也扬名四海。事后有作家询问他：“作出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否令您绞尽了脑汁？”杜鲁门轻松回答：“根本没有，我作那个决定时就像这样，”他边说边弹了弹手指。那么，这位新总统的下一个政绩命运又当如何？欲知详情，且看下回续叙。
第十九回 “健康法”好事多磨 侵朝鲜一败涂地欲改革寸步难行，二十载方知真情。
黄泉下尸骨难归，涉重洋侵略成性。
话说1945 年4 月12 日下午，罗斯福总统正在佐治亚州温泉别墅休息，突然感到剧烈头痛，不一会即不醒人事，终因脑溢血逝世。在白宫举行葬礼后，尸体被运回老家纽约州海德公园安葬。罗斯福去世当天，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家中与客人谈话。欧洲战场盟军必胜已成定局，人人心里如释重负，谈话的气氛也比较轻松。一向好开玩笑的杜鲁门说：“我刚来白宫两个多月，还不摸头脑。我想，我的任务恐怕就是替总统跑跑腿。哈哈！他做了多年总统，实在相当辛苦。不久，他将从温泉回来，我看，头一件事便是接受希特勒的投降书，哈哈哈。”
谈笑之间忽然埃莉诺的秘书来请杜鲁门，他不知有何贵干，便笑着去见总统夫人。
“哈里，总统去世了。”埃莉诺一见杜鲁门，开口就是这句话。什么？！杜鲁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愣半晌才反应过来，忙说：“这太不幸了，怎么会呢？我感到十分悲痛，埃莉诺，我能替你帮点什么忙？”
“你说错了。哈里，应该是我来问你，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富兰克林丢下的摊子只有你来收拾了。”
按照美国宪法，当日杜鲁门即进行了宣誓，就任第33 任总统。仪式完毕后，他对夫人贝丝说：“事情怎么会来得这样突然，我感到日月星空似乎都倒了下来，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怕是难以承受如此重任。”不言自明，杜鲁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
美国人的健康问题是杜鲁门上台后面临的国内重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关键时刻，美国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堆积如山，健康问题何以在此时如此重要？事情的提出是这样的：杜鲁门上任后，秘书送来一大堆原来该由罗斯福批阅的材料。最初几天，由于突然接手，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但还是强迫自己耐心地一件件处理。一天，有一份报告如磁石一般吸引住他，他急切地阅读着，以致秘书进来时他都没有发现。看完后，他一拍桌子站立起来，大声道：“太不像话！怎么会搞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总统先生，什么事情到了如此地步？”秘书的问话才使杜鲁门发现他已站在屋里。
“你看看这份报告，全国竟然有850 万青年人不符合服兵役条件！可悲的是，不是什么别的原因不合格，而是因为健康。我实在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情。”
“载止1945 年4 月1 日的统计，”秘书念道，“从18 岁至37 岁应征报到的公民为500 万，经过体格检查，因健康问题而被淘汰30％。申请加入妇女军团的青年妇女，1/3 的人因身体或精神方面原因被拒绝入伍。”
“是呀，是呀，”杜鲁门急不可待地接过报告，“还有更严重的，你能相信吗？陆军和海军中还有150 万人因健康问题应该复员。再有，实际上，现役军人中有34％的人是不合格的，他们在入伍前就有病却没有得到治疗。”
杜鲁门放下报告，踱着步子说：“平时都得不到治疗，难道要他们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去求医？或者在大海上治病吗？我的上帝！我们国家在许多方面堪称世界第一，可是，偏偏在国民健康方面却如此落后，真是莫大的耻辱，耻辱！”
杜鲁门把拳头向桌子上一砸，坚定有力地说道：“我当参议员时，就一向支持在公立医院设置基金的各项议案，以期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现在，作为总统，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指示秘书安排时间，邀请参议员华格纳、墨莱和众议员丁格尔等人来白宫，面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5 月，议员们在总统支持下，草拟了一个关于人人享有健康保险的议案，交议会讨论。杜鲁门本人则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健康保险的必要性。他常说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工作时，亲眼所见病人因付不起医疗费被撵出医院。他指出，疾病是不分地区界线的，如果联邦政府不出面进行帮助，光靠地方政府是无济于事的。农村的医疗条件比城市更差，穷人的死亡率比富人高得多。他提醒人们，战争结束后，每年由于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比在整个战争中美国死亡的人还多。如何保证全民健康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杜鲁门以总统身份提出一个强制健康保险方案，通过扣除职工薪金等办法实施。他要求对全民，不论其支付能力如何，均能享受到住院治疗的待遇；病人可有选择医生和医院的自由；医疗费用由个人、国家共同支付；因病、因伤而导致的工资损失由政府补助；联邦政府应对医药研究工作及其教学工作给予补贴；地方政府应大力兴办医疗机构，包括诊所、医院等。
他把方案提出后十分得意，认为这种为民造福的事情定会深得人心，畅通无阻。他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超过罗斯福，要使人人有享受治疗疾病的权利。罗斯福在1935 年签署的《社会保险法》使健康问题有了立法，确为一次好的开端。然而，该法的问题在于局限性很大，只照顾到老年人和残疾儿童，计划为3000 万人提供保障，事实上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能够享受到救济金的只有65 岁以上的生活困难者，以及少数残疾儿童。美国的一般家庭支付不起医疗费，尤其是手术或住院费用。因此，职工由于疾病每年损失的工作日多达5 亿个。战后，又增加了大批复原军人需要治病休养，使已经十分严重的医疗问题更加迫在眉睫。杜鲁门专门成立了一个对总统负责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由十几位享有盛誉的医生组成。在杜鲁门看来，已经万事俱备，他定会做出功德无量的业绩。然而，事与愿违，杜鲁门万万没想到，好事多磨，健康保险方案一直拖了20 年，直到他81 岁高龄时才得以立法。最大的反对者是“美国医学协会”，这是上个世纪中期由医生自愿发起的民间组织。医生在美国属自由职业者，他们提出其工作要有极大的自由性，医生和病人之间有双向选择的自由。杜鲁门方案只强调了病人选择医生和医院的自由，避而不提医生选择病人的自由，这就意味着要求医生接受他不愿医治的病人，包括从病情上讲他不愿接纳的病人，还有他认为经济状况不佳的病人。另外，过去医生治病的收费情况均由他们自己决定，现在如果由保险金支付医疗费，定价的权力就不可能在医生的手里了。作为医院，过去愿意收谁就收谁，不愿收也可不收，现在要求人人可以享受住院治疗，那么，必然是强迫医院接受病人，造成医院拥挤，环境混乱，反而影响治疗效果。这些都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主要观点。
社会舆论也与杜鲁门的愿望背道而驰。一些人发表文章或集会宣传说，美国自立国之日起提倡的就是自立、自愿互助原则，而绝不是强制原则。医生和病人之间只能是自愿互助，不存在强迫任何一方接受另一方。而“自愿”是一种人权，如果按杜鲁门的方案行事，就等于侵犯了医生和病人双方的人权。他们号召人民起来抵制方案的通过。
还有一种意见则更加尖锐，说这种办法就是在搞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用大家所交的公积金来为少数人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