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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
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后，他的人生将会改变，特别是在他主动拜访我之后，我已经决意把他收到我账下。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来得及站队，至少没有陷入政治太深，他应当很明白我的政见较之王安石的政见孰高孰下……
当我决心要把沈括收归账下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一片开朗——在之前，我虽然自觉的参预历史的进程，努力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仅仅可以主动改变大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改变一些个人的命运……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一群人，当新党当权时，他们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当旧党当权时，他们同样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这些人，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反对新法，是反对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样与新法敛财的本质，所以当新党当政时，自以为是的当权者听不见任何的意见而视他们为旧党；当旧党执政时，对于新法风声鹤唳的旧党敏感的反对着一切新法，拒绝任何改变，从而把他们视为意志不坚定者。这些人是历史的寂寞者，却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当中真正的精英，务实而理性，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够灵活，但是对于政策的理解却相当的灵活。从某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真正的精英长期被打压而居于政治金字塔的中下层，才导致了北宋最终的覆灭。
这些人现在被视为旧党而遭受新党的打击，我相信凭我目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些人应当是旧党中坚定支持我的一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在政见上更加合契。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都不在京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更巧妙的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京师来，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他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并实现我的意图。
当我想通这一节之后，我甚至觉得方田均税法都不那么让我烦恼了，如果王安石要闹，就让他去闹吧。我在方田均税法没有显示出它的危害时加以阻止，不仅会加剧我和新党的矛盾，而且也不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方田均税法的危害，甚至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书生，可能还会认为方田均税法是良法，我的反对，反而会让我丧失掉这一部分原本支持我的儒生对我的信任感。
我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坏意的微笑，婢女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猜测她们的主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几个侍女远远的跟在我身后，望着我轻快的走出大厅，在院子里大喊：“石福，备马车。”
当时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很舒适。不过我觉得那会让我变得软靡，也会让我慢慢的习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一般不会乘坐这种玩意，我宁可骑着个驴子四处游玩……当然我并没有骑驴的机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马车，结果就导致我家的轿夫是最轻闲的，而马夫则是最累的。
我的马夫叫石安，名字是我起的。虽然我并不想给他起名字，但是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任何人如果伤害你的车夫，都是一件不智的事情。
做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马车没有轿车舒适，不过如果赶车的是个老手，那么马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如果要加急赶路的话，虽然颠颇，却也别有一种风味。
石安的动作很快，我才走出大院，他和他的马车就停在我前面等候了。我提起衣襟上了车，两个小厮跟上来坐到石安的身后，我轻轻吩附一句：“去汴梁城。”
刚听到石安恭声应答：“是，老爷。”马车便挥鞭绝尘而去……
第十三节汴京风物
马车跑得一阵，我吩咐石福把速度放慢下来，缓缓而行，我掀开窗帘观赏外面的风景。从道边的疏林中，隐隐能看见几间茅舍，远处的草桥静静的躺在细细的流水之上，几叶扁舟泊在河边的老树下之下，又有几个脚夫赶着一车煤球向汴京城走去……
这种画中风情，让人陶醉。倘不是因身处国家权力之旁，倘不是因为早已预知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的结局，单看这景象，谁忍心去打破这诗意般的宁静？但是帝国的喧嚣声渐渐入耳，这个注定是大改革的时代，是不能再允许社会如此平静下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感叹，身边渐渐传出来喧哗的声音，路上行人愈来愈多，有人骑着毛驴悠闲的漫步，有人坐在轿子上享受有钱人的特权，也有人欢声笑语，也有人愁眉不展，骑马的，挑担的，人们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汴京城。
一个小厮兴奋的指着远处依稀可见的一些建筑，对我说：“老爷，你看，那是咱家的印书坊……”我微笑着回应他，眼光所及，却发现一个骑在驴背的书生正拿着一本新书在读。
我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大，但是总有一些如细细的毛毛雨，无声无息的沁入这片土地吧？
不知不觉之间，马车已经入城，汴河上粮船云集，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由纤夫牵拉，或是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地卸货。名为虹桥的大木拱桥上，人们熙熙攘攘，一路行去，就进入了城楼以内的街道，可以看见两边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书店、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又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一点的商店门楼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
回想起初到这个世界的情景，暗暗里也感叹着人生的际遇……
我让石福把马车停到汴河边的一座酒楼旁，下得车来，抬眼望去，只见市招上三个大字：“群英会”。我嘿声失笑，快步走了进去，两个厮连忙紧紧跟上。
早有酒保上来招呼着，我信步上楼，要了几碟小菜，一壶热酒，浅斟独饮，两个小厮却让他们另外叫了酒菜在旁桌吃着。
这个酒楼位置却是极好，临窗往去，正可见汴河景致，河的那一头只有稀稀的建筑隐在树林当中，于闹市中见雅静，颇具情调。
当我对窗浅斟，自得其乐之时，几个年轻人争辩的声音突然传来，循声望去，是在酒楼的另一侧靠窗处，几个戴着方巾，儒生打扮的年轻人在大声争论着什么……我倾耳听来，却依稀只听得几句“青苗……钢铁……边事”，原来是在议论时政。
我正微微摇头，把自己的心绪从那边收过来，却听到一阵脚步声，一个葛衣老头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上得楼来，看那打扮，不是说书的就是卖唱的，自到宋朝以来，从未有暇听过这些民间的曲艺，不料今日有此眼福，我不禁好奇的转向这爷孙俩。
却听那老人告了个罪，说过几句场面话，听得明白了，竟是说评书，那老头说几句书，那女孩儿或唱几声，或拉个小曲儿……说的故事却是当朝石相公的。
我正纳闷着呢，什么“石相公”呀？我怎么不认识呀？细细听了几句，那却是我的一些事情，不禁嘿然失笑。原来不知有哪个好事的书生把我落难寺中，虹桥吟诗，做煤炉印书籍，受天子恩诏，开书院写新书等等故事编成评书给这些艺人来讲，想我突然崛起，从出名到身居高位受皇帝重视不过忽忽数年，的确会有不少百姓对我的事情感到好奇，这评书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市场……
只是难为这写评书的把我的事情打听得这般清楚，连我那两个小厮都张大嘴巴听着，一边眨巴眨巴着眼睛望着我，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
我本来不以为意，倘在现代，做这样的炒作我也蛮喜欢，那评书说得对我也无甚恶意，我听到那青苗诸法，写的人也多方宣扬我的功劳……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了一种小心谨慎的毛病，我想到这评书倘若被朝中痛恨我的人听到，参我一本，倒也是个大麻烦，但是便我知道人家要借此参我，我也无可奈何，我能禁止这些人说吗？呵呵……想到无奈处，我也只好给自己劝上一杯了。
我正在这厢烦恼，却不料那边有人大呼：“那老头，你胡说什么……”
那老人听到一愣，我也一愣，以我所知，这老人倒并无胡说。看过去，说话的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书生，腰间佩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独饮，此时见他双目睁圆，怒声喝斥，多半也是借了点酒意在发作。
那老汉见是个书生，怕是有功名的人物，连忙遥遥道了个安，然后很恭敬的回答：“老汉不敢胡说，这些事迹汴京城里人人皆知……”
“什么汴京城里人人皆知，汴京城的人又怎知青苗法便是善政，又怎知合作社便是善政？”似乎触及什么心事，那书生的声音都有点嘶哑。
那老人见他不如此，便不敢争辩。我那两个小厮正要按捺不住，不料先前桌上的那几个书生却先站了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穿着黑色圆领窄袖长袍的年轻人走近几步，施了一礼，问道：“这位兄台请了，方才听见兄台如是说，则兄台想必不是汴京人物？”
那佩剑书生想是趁着酒意，也不还礼，傲然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