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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出陕西，李乾义便已知道这一行绝不轻松。
秉承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思想，李乾义厚着脸皮，嘻笑自若的从陕西到了汴京。而入汴京之后，他才发现一路冷遇其实不过是刚刚开始。
辽国自然不必论，宋朝一直视辽国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大国，对辽国的外交礼仪从来都是特别的，李乾义自然不敢去比。但是这次宋朝竟然将西夏的待遇，降到了高丽国与大理国、吐蕃以及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什么注辇国之后，仅仅与交趾国并列，略略高于南海地区那些闻所未闻的小国！
这几乎是公开的羞辱！
李乾义试图力争，得到的却是生硬的回复：若是不满意，你们可以回去。
李乾义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个待遇。
但是四月十日，诸外国、属国、蛮夷使者在紫宸殿道贺之后，宋朝皇帝在偏殿单独接见了大辽、高丽、大理、吐蕃、交趾、注辇、蒲甘七国使者，各有赏赐，却独独拒绝了李乾义。
李乾义对此行终于彻底绝望。他已经做好了一事无成，打道回国的准备。但是老天好象成心和他开玩笑，便在此时，驿馆的宋朝官员却带来一个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陕西路安抚使阌乡侯石越奉旨接见他。
都亭西驿。
李乾义打量着闻名已久的大宋陕西路使阌乡侯石越。三十余岁，身材修长，面容削瘦无须，一身白袍十分的干净整洁。李乾义知道石越身上的这种袍子：没有宽大的袖子，裁剪得十分紧身，前摆与后摆都不是很长，却分得很开，更便于骑马与射箭。他的头上也没有如一般宋人一样戴帽子，反而似秦汉普通士人一样束发——这种装束，让人显得多了几分英武，而又不失儒雅，在宋朝年轻的士子中非常流行。
这个人，绝对是东朝极有“权力”的人物。
“贵国上表所提诸事，皇上都已知晓。”石越朗声说道：“在京兆府常驻使节一事，朝廷以为此时并非适当时机，暂不考虑；绥德城以及附近诸寨归属，此本是朝廷之土地，亦不必再议。朝廷对横山蛮夷之惩戒，亦与贵国无关，无须再言。朝廷以为可商议者，惟俘虏与互市二事。”
李乾义张嘴正在辩驳。石越又说道：“以上诸事，贵使虽然有苏张之舌，亦请免开尊口。皇上圣意已决，断不会再改。若要朝廷改变心意，请贵国日后勤修贡事，谨守臣节，方有转圜之机。”
李乾义一肚子话被石越硬生生逼得吞了回去。只得说道：“石帅明鉴，除了俘虏与互市之外，至少请朝廷停止在边境用兵。如此，敝国才能少安。”
“那便要请贵国率先约束边境将领。”
“此事恐非一国之错。朝廷若不示之以诚，敝国上下，实难心安。下官来时，已知朝廷在平夏城附近修葺城寨，各地兵力频频调动……A”
“此特为防盗尔，贵使不必多疑。”石越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贵国屡次挑衅，方自遭败军之辱。朝廷以德治天下，对天下万民，皆一视同仁。虽夷狄之邦，皇上亦以之为子女。盖人之常情：子女不孝，不过略施薄惩而已，足下回覆贵国国主，请不必多心。”
第八集肆伐西夏第17章
第十七章
自居为他国之“父母”，将修葺城寨布署兵力称为“防盗”，这又岂是能让人“不必多心”的行为？但是石越的语气与神态，却分明告诉李乾义，这并非是言语可以改变的事情。
宋朝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难道宋朝真的有了灭掉大夏的实力与决心么？
如果宋朝果真已决意灭夏，那么无论如何，至少也要拖延他们的时间……
正当李乾义在心中几乎已经做了最坏的判断之时，一线希望突然间出现在他面前。
“朝廷并非容不下夏国。”石越的语气略有缓和，“西北之地，朝廷取之无用，远不若南海诸国富庶，且有通商之利。”
李乾义听出了石越话中的暗示。
不要说薛奕是在宋、辽、西夏都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也不必说在汴京正传得无比离奇的两位海外都督的寿礼，只要曾经读过宋朝的报纸，就知道在宋朝的确这样的舆论——几乎每份报纸上，都曾经有人撰文呼吁，认为宋朝既然在西方和北方受阻，就应当改变方向，向南方积极扩张。这些人出于现实性的目的，认为西北苦寒，并不适合农业，花很大力气打败一个游牧民族，又会被新来的取代。远远不如环南海地区，物产丰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人民亦更加驯服，兼有通商之利，虽然也有缺点——瘴疬盛行，但相对而言，总比北方要划算得多。这些人因此将南海诸岛称为“大宋之后花园”。
这种观点提出之后，在宋朝朝野得到了无数的呼应者。
宋朝的内敛性，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被限制住后的假象。他并非不想扩张，这个帝国，在他的每一个方向，都曾经有过扩张的尝试——只是因为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了向每一个方向的扩张，都遇到克服不了的阻力，而不得不表现出“内敛”。
如今有一个方向已经向宋朝打开了大门！
李乾义心中怦然一动，他听说过，宋朝海外有如此局面，几乎是石越一手开创。他不会相信宋朝对大夏不抱野心，但是每一个大夏人，其实在内心深处，都相信宋朝要灭亡西夏，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若宋朝果真想将注意力转向南方，也并非不可思议。而石越抱持这样的政见，更是合情合理。
那么，宋朝也许并没有非要灭亡大夏不可的意思。
“朝廷恩德，敝国君臣尽皆感戴。”李乾义谦卑的说道：“敝国愿永远朝廷之藩蓠，为朝廷镇守西北。”
“是么？”石越犀利的目光，注视着李乾义，意味深长地问道。
“敝国愿永为朝廷之藩国。”李乾义诚挚地重复着。反正“信义”二字，对大夏国从来都不重要。
石越又注视李乾义良久，方缓缓说道：“然则朝廷绝容不得一个时有叛乱之心的藩国！”
“敝国对朝廷，并无贰心。”
“这种事，言不如行。”
“是……”
石越望着李乾义，嘴角流露出讥讽的笑容，他冷淡地打断了李乾义的话，道：“足下虽然如是说，然则夏国国相却未必如是想。”
李乾义心头一震，不禁抬头望着石越。
“梁乙埋屡次冒犯朝廷，其不仁不义不忠不信，朝廷断难信任。某此来，特为请足下转告夏主，若梁氏当政，除互市与俘虏二事之外，余者一律不必多谈。卧榻之侧，朝廷必不容此君酣睡。若夏主能内除国贼亲政，推行汉制，外则亲附朝廷，勤修贡奉，朝廷必可既往不咎。为臣为贼，请夏主自择之。”
石越说完，也不管李乾义的反应，起身抱拳，说声：“告辞了！”便扬长而去，只留下李乾义在那里怔怔地发着呆。
赵顼回到睿思殿，还在想着石越献上来的“寿礼”。
是不是要让石越回陕西，赵顼还在犹豫不决。他托着腮子，想起和几个臣子的对话。赵顼首先询问的是吕惠卿。那日在崇政殿，众人退朝后，赵顼独留下吕惠卿，委婉问起石越的去留。吕惠卿回答道：“石越可任枢密使。”赵顼当时便有一丝心动，石越担任枢密使，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来枢密使之重，足以赏石越之功；二来枢密使一职，也足以让石越大展拳脚。但是三十多岁任枢密使，宋朝应当是没有先例了，而石越在军队系统的威望……赵顼并不相信石越会谋反，他也记得有一次与石越谈论史事时石越说过的话：使霍光生于操、莽之世，霍光固然未必会为操、莽；然若使操、莽生于光之世，操、莽却未必不会为霍光。这段话让赵顼记忆深刻并且深以为然。只要有足够的外在制约，曹操、王莽，也可以成为名臣。何况是石越？所以，大臣之间的平衡与相互制约，是非常重要的。三十多岁便成为枢密使，虽然眼下也有足够的人来制约，但若从长远来看，却非常危险。做为一个非常爱读书的君主，赵顼可以说明于史事——他清醒地知道臣子的寿命长于君主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所以，吕惠卿虽然不避讳他与石越之间的嫌隙，秉持着公心推荐石越担任枢密使，这一点难能可贵，但是这位宰相的见识，却毕竟不及长远。
在石越过于耀眼的光芒下，赵顼亦不免有点忽视了他的宰相。他哪里知道吕惠卿这一招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早就料定了皇帝的心思，才提出这个不可能被采纳的“合理”建议。而万一被采纳，对他也并无损失，这不过是“驱虎吞狼”之策，借此激化石越与文彦博的矛盾，并顺便将石越置于一个更容易招到嫉妒与忌讳的地位。
不过吕惠卿的用心埋藏极深，若非在心中对他已经有了深深的偏见，绝难识破。
赵顼询问的第二个人便是枢密使文彦博。
文彦博的才干与见识都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策略，却永远偏向于传统。拥有更多权限的安抚使，虽然受到种种制约，但毕竟是对宋朝固有国策的一次挑战。对此文彦博虽然并不反对，但却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如今陕西路的大捷，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安抚使制度的成功，但同时也加深了他的疑虑。虽然文彦博并不认为应当从安抚使制度上后退，但他认为谨慎一点始终是不会错的——以石越此时的威信，已经不适合久镇地方了，尤其是同一个地方。虽然石越到陕西的时间不过一年，远远谈不上“久”。
所以文彦博给皇帝的建议是：六部尚书的任何一个职位，或者转任河北安抚使，都不失为合适的处置。
赵顼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文彦博的想法，有点谨慎有余，进取不足。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解决西夏！
从这一点来说，文彦博的确远不如石越与吕惠卿那样懂得皇帝的心思。也许，他不是不懂，而只是不想迎合。
但不管怎么样，文彦博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满意。
“官家。”王贤妃将一件披风轻轻搭在赵顼的肩上。
“唔。”赵顼随口应了一声，忽然脱口问道：“爱妃以为让石越当什么官好？”
王贤妃怔住了，她没有想到赵顼会问她这种问题。停了一会，她才回过神来，微微笑道：“妾身是女子，不当干预朝政的。”
“哦，也是。”赵顼点了点头，心中有点惭愧。此时他突然有点了解为何历史上会有这么多后宫与内侍干预朝政之事——皇帝若遇到什么疑难，想询身边亲近的人的意见，实在是一种很难抑制的冲动。
每个人都有需要向最值得信任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但这种感情，却极容易被滥用。
王贤妃伸手轻轻拢了一下头发，见赵顼依然紧锁双眉，心中大为不忍，略迟疑了一下，终于又忍不住说道：“臣妾常听人说，朝中以司马相公最为正直，不偏不党。官家若是难于决断，何不召司马相公问问？”
“司马光？”赵顼笑着摇了摇头，道：“他怎么会知朕之心意？”在赵顼的心中，司马光虽然是个正直的大臣，却并非是一个懂得权谋术势的大臣。
王贤妃不料赵顼如此回答，大感诧异，不由问道：“闻道司马相公熟知史事，难道竟是没见识的人？”
赵顼笑了笑，正要回答，忽然间却似想起什么，不由愣住了。
次日。
汴京园林之胜，可谓一时无两。虽然汴京的地价，号称是“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但是宋朝承平日久，上至帝王，下至富豪士绅，无不着意营造园林，因此有名的园林，诸如著名的四大皇家园林不算，也有八十余处。至于不知名的园林，不更知凡几。靠着景龙门——皇城的北门——不远，便有一座静渊庄，是汴京中数得着的名园。这里原是后周宰相、宋朝的太子太师王溥之孙，真宗时曾尚太宗女郑国公主为驸马都尉，仁宗时做过枢密使，拜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王贻永王康靖的旧第。不过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此园便已转赐尚万寿长公主的李遵勖——此君便是济公的先祖。王、李二人，都是有宋一朝有名的外戚，前者官至枢使、宰相，自不必言；后者文武双全，更称得上是宋朝前期的名臣。李家虽是世代将门，且李遵勖亦以为官清正著称，但毕竟是外戚之家，不以钱财为念，且李遵勖又是杨亿的学生，也曾中过进士，非一般武夫可比。因此，得到王家旧第之后，李遵勖便悉心营造，将百余亩空地疏为池塘，在池边遍置异石名木，号称“静渊”，并以池名庄，经常延请士夫名士在园中宴会。静渊庄也因此号称“园池冠京城”，成为汴京一大名胜。
到了熙宁年间，因万寿长公主早已逝世，李遵勖之子李端愿也已致仕，遂又将这静渊庄献出，皇帝转赐给狄咏与清河，因狄咏固辞不受，最终只得做罢，静渊庄便因此隐约成为了皇城的一部分。自从狄咏战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