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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臣不敢言；然在此非常之时，臣不敢不言。若遣王希烈去，倒不如让范尧夫去。”
赵顼的脸色越听越凝重，到最后，整张脸都黑了下来。要知道，石越是极少在他面前如此赤祼祼地攻击任何一个官员的。这也是极得他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实在厌倦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而且往往也没什么证据，不过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人品——甚至连台谏的奏章也是这样，开头总是先将要弹劾的人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再开始正题，若依他们的说法，司马光、石越之奸恶，李斯、赵高辈相比都远远不及。这种论调，实在让赵顼感觉到厌烦。有好几次赵顼竟忍不住发作，当面反唇相讥，令得那些臣子极是狼狈。只有石越是个例外，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只是就事论事，极少涉及到对方的人品。而且，赵顼也清楚地知道，石越是极少攻击宦官的士大夫之一。
但正是如此，石越的话虽然只是根据“传闻”，却已经令赵顼十分恼怒。
宦官收受贿赂，并非不能容忍。但是，到了连折家、王韶都要行贿的地步，这便不是收贿这么简单了。何况开熙河乃是国策，王中正奉旨前去观察形势，他的一句话便事关朝廷十余年的国策，他怎么便敢因贿成言？！若非是王韶已经死了，否则便此一条，他也脱不了编管之罪！
而最重要的是，赵顼派宦官参预军机，为的便是互相监视。皇帝指望他们观察边将的一举一动，然后据实上报，但是宦官若然收受贿赂，与边将沆瀣一气，反倒成为了边将欺上瞒下的工具，那这些奄人对皇帝还有什么用处？
内外勾结，素来便是大忌。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着赵顼的情绪。
赵顼凶狠地盯着石越，冷冰冰地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石越抬头回视皇帝，从容道：“臣岂敢欺君？！”
“好！好！”赵顼连连冷笑，忽然厉声喝道：“来人！”
“奴才在。”在偏殿外等候的李向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慌忙跑了进来。
“你去传旨……”
“陛下！”“陛下！”石越与王珪不约而同地打断了暴怒的皇帝。
赵顼望了二人一眼，不待二人开口，他已经明白过来——此事若真要追究，便一定是大狱！而且涉及的，全是军中的将领。
“你去传旨，叫王中正去北京养病！”
“啊？”李向安不由愣了一下神，但他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差，不待皇帝发怒，连忙道：“遵旨。”
“让童贯去河东，问问折克行，叫他将送给王中正的礼物开张清单，给朕带回来。”
“遵旨。”
李向安这才意识到王中正出事了，慌忙叩头退了出去。
但赵顼犹不解恨，恨声道：“待此间事了，朕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王珪又妒又忌地看了石越一眼，皇帝对石越一面之辞的偏信，让他既感到羡慕，又十分忌惮。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早就告诉他，什么都比不上皇帝的信任。表面上的沉沉浮浮，都只是假象，臣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才是最根本的。在这一瞬间，他似乎完全明白了石越在熙宁朝数度沉浮，却始终打而不倒的真正原因——皇帝不管怎么样折腾着石越，甚至忌惮、提防他，但是心里却始终对他有一种信任。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的矛盾，但在这一瞬间，王珪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看来，应当让自己的儿子们多跑几趟石府才对……
即使是石越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王中正去益州——他在陕西颇竖恩信，无论地方官还是军中将领，找些人出来弹劾王中正并不是难事。纵然扳不倒他，也能滞缓皇帝的命令。石越其实也料不到自己几句话，竟几乎扳倒一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事情如此轻易，真真是出人意料。
“陛下，王中正的事不是急务，倒是益州观风使之人选，陛下不可不慎。”石越开始得陇望蜀，但他依然说得极为委婉，“臣以为益州之事，牵涉到朝局变动、一路生民、大宋数十年的国运，若是选错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这番话听在赵顼耳中，却颇觉刺耳。赵顼固然也疑心益州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依然也认为反对者的言辞，颇有点夸大其辞。所谓“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但是石越所说牵涉到“朝局变动”，却是点醒了赵顼。
的确要防着有人借机否定熙宁归化，甚至再次激化朝中的党争。
若这么看来，连范纯仁也未必是合适的人选。忽然，赵顼心中冒出一念头：难道吕惠卿举荐范纯仁为刑部尚书，竟也是担心……但他马上将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打消了，休说吕惠卿不可能知道范纯仁想做益州观风使，古往今来，也没有保荐自己的政敌当宰执大臣这种党争方法……吕惠卿还是识大体的，朝野中有些人，对吕惠卿的确存在着极深的偏见。
“那么子明心中可有适当的人选？”赵顼忽然问道，此时他已冷静下来，望着石越的眼睛中，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石越似乎没有觉察皇帝话中的试探之意，“臣以为，陛下应当择一位值得信任的元老重臣前往益州，一则陛下能信得过他们不会为朋党所利用；一则若万一益州局势果真不堪，他亦能压得住益州四司长吏，巡边观风使立时便变成安抚使，可以当机立断，处置事务；最要紧的是，元老重臣之经验，亦足可倚重。”
“元老重臣？”石越的话让赵顼的心动了一下。
石越缓缓抬头，直视着赵顼，从容说道：“臣以为，陛下或可征召王安石赴蜀。”
“王安石？！”
赵顼腾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
王珪的眼神中全是震惊。石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刚刚还在说“朝局变动”，难道他不知道，重新起用王安石，便是最大的“朝局变动”！况且，王安石复出，对石越有什么好处？虽然王安石的新法，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且多是面目全非，但是，王安石依然是开创了熙宁变法的人，他仍然是所谓新党的“赤帜”。退居金陵愈十年，人们对王安石的印象反而有了改变——他在相位时的刚愎自用、怨声载道，除了那些顽固的旧党，大部分人反倒渐渐淡忘；人们记得的，是他远在吕惠卿之上的人格魅力，无与伦比的人望。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石越、司马光、吕惠卿固然居功至伟，但是王安石的开创之功更不可没！石、马、吕之政绩，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站在了王安石的肩膀之上。王珪还记得《汴京新闻》上曾经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分析了熙宁朝的所有“新政”，最后发现，熙宁朝新政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扬弃。石与马所看到的问题，王安石早已看到，石与马本质上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解决方法进行修正，不过石越更加积极，而司马光则更加谨慎。这篇熙宁十六年刊发的时评，曾经受到广泛的赞誉，虽然在王珪看来，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故意将王、马、石三人并称，借此来隐晦地贬低吕惠卿，以表达对时政的不满而已。但是，这也证明了王安石在大宋政局中依然举足轻重。
石越居然举荐起王安石，这无异于玩火。
“王安石。王介甫……”皇帝来回踱着步，语气中掩饰不住激动。
石越默默地望着皇帝，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如他的表情那么冷静，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觉，石越的衣服也在微微颤动着。
在偏殿的君臣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石越与王珪这才告退。王珪因为轮值，便径回往南回政事堂，石越却是取道东华门出大内。他才走到东华门，迎面便见着几个宦官正服侍着雍王赵颢在门外下马。他虽然颇为忌讳与这位“贤王”打交道，但这时候却也不能故意躲开，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向赵颢见礼。
赵颢亦不料遇着石越，虽然亲王之贵，在宋之爵位中为最尊，但有宋一代，亲王位在宰相之下，石越名位，比于宰执，赵颢也不敢怠慢，连忙回礼，一面笑道：“小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子明，亦是在此东华门外。不觉便亦已是十余年了。”
石越忙笑道：“臣已是老了，大王风采却更胜十余年之前。”
赵颢笑道：“司马光常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子明这话，却有点言不由衷了。”又看了一眼石越，问道：“王禹玉呢？官家今日不是召见你们两个么？”
石越不料赵颢对禁中之事如此熟悉，亦不避讳，不觉愣了一下，方回道：“今日王禹玉轮值。”
“可是又‘金带系袍回禁署’了？”赵颢玩笑道。
石越亦不觉莞尔，他知道这是当年梅尧臣写王珪的诗，因王珪是典型的太平宰相，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经通判扬州，几乎是“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宋朝开国一百余年，他的际遇也是异数。当年梅尧臣作此诗时，王珪还只是翰林学士，经历坎坷的梅尧臣便非常羡慕他，因诗词唱和，半真半假的写道：“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石越因笑道：“王禹玉是天生富贵命，他人比不得。看看他的诗，又是‘晓日初临金阕动，春风正与玉杯期’，又是‘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金璧珠碧，不是富贵人，断不能写出这种富贵诗。”
赵颢哑然失笑，“至宝丹么？”至宝丹是当时的一剂名药，由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研制而成，其成分珍稀难求，因此价格昂贵。王珪虽是“欧门弟子”，以文名著称于世，但行文风格与欧阳修却绝不相同，因为他诗作多写得富丽堂皇，镶金嵌玉，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赵颢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惜子明已不肯作诗。”
“实是江郎才尽了。”石越连忙笑着岔开话题，委婉提醒道：“大王可是奉诏觐见么？”
“若是官家或太后召见，小王岂敢耽搁？”赵颢却是不买账，装作听不懂石越话中之意，依然笑容可掬，“不瞒子明，我是来说项的。几个奴才听到王希烈坏事，盯上了御药院的差使，跑到我跟前又哭又闹，非逼着我来说情……”他一面笑着说道，一面却望着石越，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希烈坏事了么？”石越一脸愕然的望着赵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怎的一点风声也没有？”
赵颢狐疑地从石越脸上将目光移开，笑道：“便是刚刚的事情。子明在禁中，难怪不知道。官家让李向安传旨，着他北京养病。不过这个时候，王希烈多半正在托人求情，不见一次官家，他哪能甘心便走？”
石越听出赵颢的话中似有提醒之意，王中正在宫中数十年，兼之宋朝的宦官，多数倒是家传的职业，可以说都是根深蒂固，这么不明不白被赶到北京，没明白皇帝的心意之前，王中正又岂肯束手就范？而皇帝的心意，也是会变的。皇帝也有却不开的情面。
但石越却也只能装聋作哑，因笑道：“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多留，又抱拳道：“下官尚有些些俗务，就此告退了。还乞大王恕罪。”
“子明自便便是。”赵颢微微笑道。望着石越匆匆忙忙上车离去，赵颢这才转过身来，冷冰冰地喝道：“进宫。”
第三章谁持白羽静风尘（四）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宦官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