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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4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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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所以,赵顼对于文彦博的行为,内心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优容三分。然而,这种优容并不能平息他心里的恼怒,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而且完全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而且,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大宋朝廷中坚决支持变法的一派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或明或暗的批评,让赵顼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而他断然否决王厚与慕容谦,赵顼也并不能接受——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有几分意外。他忐忑不安地低着头,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两府之间的争执,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大争吵的局面,但他也已经有所风闻。文彦博坚决地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毫不掩饰地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早有互相攻讦,不过所有奏折被皇帝全部留中,又下旨将他们狠狠斥责了一顿,双方这才收敛了几分。不过,皇帝能够控制住局面,也是因为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文彦博与吕惠卿的这场争执,都还有所保留的缘故。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于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而支持吕惠卿的新党方面,许多人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郭逵的确也还有“渔翁得利”的可能,如果皇帝想要息事宁人的话,他也许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你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耳里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没有兵部侍郎直接接任兵部尚书的道理……”

皇帝说的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一个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地任用亲信,扰乱帝国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是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的确也不能随随便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制肘他,已经是对郭逵的极大信任。

“但朕要兵制改革,还要依赖卿的能力,所以,朕那时候也不能升你的官。但伐夏之后,朝廷议功,朕还记得,你的侯爵,是朕亲自点的名。”赵顼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要是在熙宁新官制之前,朕知道,这侯爵也不值几个钱,不过是个虚名。但新官制后,朝廷重名爵,除了那几个元老大臣,朕特旨保留原有爵位外,吕惠卿贵为宰相,石越立下这么大功劳,都不过是个开国郡公。政事堂的执政中,有好几个都不过是侯爵而已。朕知道你的心思,你不过是想在自己的爵位之前,和石越、薛奕一样,加上‘武功’二字而已。但朕以为,其志虽可嘉,然朕也不能许你——统率三军者,不能随意冲锋陷阵。卿的才华,要用在庙堂之上。”伐夏以后,宋廷对原有的十二等爵位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公爵以下,宗室袭封则不加“开国”、“武功”;大臣授爵,加“开国”二字;以军功封爵,则加“开国武功”四字。有没有“武功”二字,在待遇上并无任何区别,但却象征一种荣耀。

“陛下!”皇帝这么着赞赏有加,推心置腹,郭逵明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他最后一丝率军出征的希望便告破灭,却依旧是感激涕零,说话都有些哽咽了。这几天来对皇帝的怨气,也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陛下,臣虽万死,不能报陛下厚恩!”

但赵顼凝视着郭逵,语气却忽然严厉起来,“然朕颇听到一些传言!”他顿了一顿,正感恩戴德的郭逵一个激灵,竟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却听皇帝厉声质问道:“你对石越不肯替你说话,反与吕惠卿一道举荐王厚、慕容谦,颇有怨言?”

“臣不敢!”郭逵慌忙回道,鼻子上都沁出汗来。

“你不敢?”赵顼哼了一声,“你觉得石越在帮吕惠卿——石越素来与你交厚,这番却不肯成全你,反去帮吕惠卿,你牢骚多着吧?”

“臣死罪!臣死罪!”郭逵连连叩头,不停地谢罪。

“朕不让你去西南带兵,你有点怨言,亦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来怪你——你到底是忠君为国!”赵顼冷冷地望着郭逵,道:“不过,你身为朝廷大臣,有些话,要有分寸。酒楼里你也敢乱议军国大事?这种事情,若传扬出去,岂不令要沦为诸夷笑柄?你的薪俸,不够你在家里喝酒么?”

“臣万死!臣万死!”

“朕不要你万死。你怎么想吕惠卿,怎么想石越,朕也不来管你。不过,你是朕的兵部侍郎,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你若有什么不满,可以到朝廷上说,可以和朕说,但不能去酒楼说!难不成,是朝中有人阻塞言路了么?是朕不肯纳谏了么?”

赵顼的质问越来越严厉,郭逵叩头如捣蒜一般,早已羞愧欲死。所幸皇帝还给他留着面子,这崇政殿中,空荡荡的只有君臣二人。

“朕这便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造膝直陈。究竟王厚、慕容谦,做不做得益州经略?朕要听你的真话!”说罢,赵顼又注视着郭逵,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你听仔细了,朕要听你的真话!”

“臣死罪,臣遵旨!”郭逵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道:“臣自知罪在不恕……”

“谁说你罪在不恕了?”赵顼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罪在不恕,今日朕便不和你说这些。你只管说,朕要你说真话,王厚、慕容谦,你以为究竟如何?”

皇帝的态度,让郭逵感到一阵迷糊。他一时也摸不准皇帝的心意,稳了稳神,方道:“是。回陛下,臣不敢欺君,臣以为,以王厚、慕容谦经略益州,不过是小材大用。”

“哦?”赵顼若有所思的望着郭逵。

郭逵连忙又说道:“臣虽行为不检,有失大臣体。然这等军国大事,绝不敢因私废公。伐夏之役不论,这数年间,李宪半在京师,王厚主持兰州军务,其西拒夏国,南和青唐,内抚西蕃,观其所为,绝非一勇之夫。朝廷在平夏移民屯田,总不免与当地羌人有些冲突,这几年间,惟独慕容谦的辖区蕃汉相安无事,这等能耐,亦非等闲将领可比。陛下对臣恩信有加,臣却不知检点,臣惭愧无言,实不敢再自辩,无论朝廷如何处分,臣不敢有半句怨言。然臣之所以口出怨言,亦是因为王厚、慕容谦之荐,臣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否则,臣又何必有牢骚,若是所荐非人,臣只管上表反对便是……”

赵顼看着郭逵,默默点了点头。半晌,忽然说道:“你用不着上谢罪的折子,以后自己知道检点便好。明日你交卸了兵部的差遣,旨意已经下了,孙固任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也另有任命。你去枢府,除同知枢密院事。”

“陛下?!”郭逵吃惊地望着皇帝,讶异得说不出话来。皇帝刚才那严厉的责问,他都已经做了出外做知州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不仅没有加罪责罚,反而升了他的官——虽然不是兵部尚书,但谁都知道孙固的年纪,在兵部呆不了几年,他这个“同知枢密院事”,未必不只是一种过渡。郭逵一时之间,竟怎么样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只觉得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宠信,实在无以复加,虽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韩维没带过兵,枢府的事,卿要多费点心,只要是忠心为国的,便不要顾忌,好好替朕做好这差遣。”

郭逵忙不迭地叩头谢恩,他暗暗咀嚼皇帝的话,更是不着头脑。韩维要熟悉枢府的事务,的确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枢府有文彦博在,哪里又用得着他“多费点心”?



唐康这是头一次进御史台。但仅此一次,便足以让他终身难忘。

大宋御史台在新官制之前,是兼管司法的。御史台狱曾经让多少公卿闻风而丧胆,新官制后,石越等人苦心设计,剥夺了御史台的司法权,只保留了司法监督权。但是,古往今来,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其政治与制度,习惯的力量都是无比强大的。制定所谓“完美的制度”是容易的,但是即使是在一个有普遍尊重制度传统的时代,制度亦常常会被种种因素有意无意地破坏。虽然许多人幻想能依靠完美无暇的制度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在建立他们完美的制度之时,必然会破坏掉旧有的制度。一群破坏固有制度的人,却妄想自己设立的制度可以永远不被破坏,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在童话中都显得有些荒谬。幻想有一套能自己完美运行,具备超强纠错能力的制度体系,与期待一个完美无暇的统治者永远统治着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永远都只能是普通民众的一种懒惰与依赖。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好的制度与好的婚姻一样,都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去维护,稍有懈怠,便可能前功尽弃。

然而,不幸的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展自己权力的本能。更何况石越煞费苦心剥夺的,是御史台保有一百年的司法权。权力机构的自我扩张,还有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影响却无处不在的历史惯性,让本来应当是秩序维护者的御史台,有意无意地想恢复着自己的权力。许多御史称得上是正直无私,但他们却常常习惯性的会想用到曾经拥有的司法权,而不仅仅满足于司法监督权。皇帝、甚至是朝中的大臣们也一样,他们会习惯性地想起“御史台狱”。于是,尽管皇帝已经极力克制,但是“诏狱”仍然时不时的会复苏。

习惯的力量不时地冲击着新的制度。御史台狱始终存在是一个证据,这次唐康、田烈武案的审理则是一个最新的证据。唐康一回京,就被关进御史台狱;皇帝想当然地让御史台、枢府、卫尉寺共同审理此案,而真正拥有司法权的大理寺、刑部、开封府,却都被遗忘了。甚至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石越,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这可以视为朝野依旧默认着御史台对官员的司法权,也可以视为御史台在不知不觉中,又收复了被剥夺的司法权中的一部分。

不过,在御史台狱中的唐康,暂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被带进御史台的第一天,就不由得从心里发出与周勃同样的感叹:“如今方知狱吏之贵!

他还记得他回到汴京的当天,便有两个自称是台院“承差人”的小吏拿着牓文在城门口等着,二人让他验过文书,便有一人从怀中取出一份椟书,对他说:“台院奉圣旨推勘公事一项,要戎州知州唐康一名,前来照鉴。”知会完毕,二人便客客气气领着他前往御史台。到御史台时,天已经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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