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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要戎州知州唐康一名，前来照鉴。”知会完毕，二人便客客气气领着他前往御史台。到御史台时，天已经渐黑，二人到了门前，便招呼守门的阍吏，唐康只见二人将牓文又给阍吏看了，说了声：“我等已勾人至。”便将唐康交给阍吏离开。此时御史台的大门已然半掩，门前用栅栏拦住。唐康只得攀着栅栏翻进御史台中，这般过了两道门，有承差吏告诉他向东往台院而行。此时天已昏黑，御史台中阴沉沉的，显得格外的阴森。一路之上，四处不断传来隐隐约约的哀号苦叫之声。进了一小门楼，引人注目的便是门楼数盏灯，没有置于楣梁之间，反而置于廊间。就着昏暗的灯光沿走廊而行，一路经过的房间内，不是穿着紫袍，便是穿着绿袍，都是朝廷命官，其形容憔悴，让人不忍多看。唐康方暗暗奇怪没有人来接引自己，便听到庭下有人唱了声诺，到了这个地步，饶是他再有傲气，也不得不连忙还礼。却是一个承行吏，这承行吏引着他盘绕曲折而行，不知道绕了多少路，方到一个土库旁，止有一个小洞门，高不过五宋尺，那承行吏要取掉幞头，弯着腰方能进去。唐康虽心中不忿，却也只得依样进去。进去之后，才知道里面便是牢房了。牢房中床被俱全，还有一个狱卒“恐其岑寂，奉命陪伴”——连在这等狭小的空间内，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
从此，唐康便算是在这御史台狱中“安家”了。唐康算是彻底明白了“井底之蛙”的含义，每日里，他除了能听到旁边监狱中犯官们的痛苦呻吟之声，便只能抬头看看四方的天空。至于他的案情，他原以为会有御史押他过堂审问，不料关进御史台狱后，竟连一个御史也没见过。凡要问案，便有一个狱卒拿着一张纸来问他，他回答之后，狱卒便记下了回去禀报。到了后来，竟是连问都没有人问起了，倒仿佛他被人遗忘了一般。只有在金兰奉旨来看他之时，他方才出过一次牢房，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气息。然而其间两个狱卒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纵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憋在心里。
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日里只能听到痛苦哀号的地方，连唐康这种意志坚强的人，也不免会时时泛起绝望的感觉。命运全不由自己掌握，生死仿佛撰在他人手中，唐康有好几次，都不禁会想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生出这御史台？每一次，都是对于石越的信任，将唐康从崩溃的边缘给拉回来。
人长时期被关在这种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是很难还保持着清醒与理智的。许多犯事的官员，就是这样被生生逼得精神崩溃的。在御史台狱的每一天，唐康都只想着一件事——快点定案，哪怕是被发配到凌牙门也好！
但是，他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案情清楚，并无疑问，甚至都没有必要过堂。案件的关键，只是如何定罪。而这中间，既有对法令的理解不同导致的争议——他入狱之初，狱卒拿着纸片前来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尔处死数千叛军，依得祖宗是何条法？！”唐康当时坦然回答说：“祖宗即无此条制。”从此之后，便无人再问他任何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利益交换。
所以，在神智清明的时候，唐康亦只能默默替田烈武与李浑祁祷，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自己把性命给搭上——他已经从狱吏口中打听到，奉旨主审的官员是侍御史马默——仅仅是马默此人，便足以让唐康陷入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混乱之中了。唐康对马默可是一点也不陌生，这位以“刚严疾恶”著称的熙宁名臣，是石越的“父亲”石介的得意门生，当年石介在徂徕授徒讲学，家境贫穷的马默从单州步行到徂徕，拜入石介门下，成为石介最得意的弟子，他学成之日，石介率领数百弟子亲自送到山下，并且预言：“马君他日必为名臣。”马默后来果然成为名臣，他到一地为官，当地行为不检的官吏甚至会望风而逃。但尽管马默与石越有如此深的渊源，唐康亦不敢寄望他会循私。在马默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某岛流放的犯人，朝廷限额三百人，因为人数太多，该岛的砦主便将多余的犯人丢到海中淹死，两年内竟杀了七百人，此事被得罪执政而遭贬官为当地知州的马默知道，马默召来那砦主责骂，并预备深究此案，那砦主竟然吓得自缢而死。
唐康自认自己的行为，不太可能赢得马默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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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叩见官家。”郭逵告退后，赵顼方回到睿思殿小憩，便见石得一低眉顺目地走了近来。赵顼“嗯”了一声。石得一叉手侍立一旁，细声禀道：“官家，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已经定谳了。”
“唔？”赵顼只是斜着眼看了石得一一眼，没有多问。
石得一连忙继续禀道：“这桩案子案情原极简单，三司会审，只不过是将犯官过堂按问确认而已。几名犯官与人证，口供一致，既无争议，亦无疑点。难以定案，实是主审的大人们对怎样定罪，各执己见……”他停了一下，偷眼看皇帝脸色没什么变化，方继续说道：“最后定谳，主犯唐康，虽有平叛之功，然擅发禁军、擅杀叛卒，当降职编管；主犯田烈武，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身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高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皇帝的眉头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点，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干脆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按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谳后，刑部可以复核，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谳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
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到时候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这下子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石得一是极为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本来，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做声不得。
却听石得一又说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以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惟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惟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也知道，宋朝的制度，如果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会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第五章东风未肯入东门（一）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随着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海事商报、秦报的发行，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赵顼已经与政事堂商议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枢密使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但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更是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毫无疑问，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此事的公开，更是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更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有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陕西的《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鲜明地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批评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公开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然而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但不妙的是，河朔禁军的将领们对西军的得意本来便不服气，即使在河朔地区，许多禁军中，都是西军将领把持着要职，这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奏折的内容很快传到了西军将领的耳中，事实上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也根本瞒不住他们，虽然朝廷的处置让他们无法多说什么，但其心中对河朔禁军固有的偏见，却日甚一日；而在河朔禁军看来，朝廷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