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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才有机会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大部分的中下层的官员们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即使一些对辽国抱有极重的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的确,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极能获得人们好感的人。也有人有时候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么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即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而且因为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的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让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么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你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的。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贵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场,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与皇帝搭上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有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在中枢呆下去……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他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回顾了一下四周,见并无旁人,方低声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子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低声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怎么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一半却似乎是在暗示什么,“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日早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说罢,瞥了薛奕一眼。
薛奕只在心里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又与薛奕、秦观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于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的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是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两个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高足?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随口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等人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你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是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做不值得——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