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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友闻早就知道，虽然都是商人，但本土的大商人却大多看不起海商。因为海商每次出海，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这是绝大多数家境殷实的商人都不愿意去做的，更不用说普通人家――真正出海贸易的，在本土商人眼中，都是些穷困潦倒的破落子弟、幻想一夜暴富的无赖泼皮。所以，即使象唐家这样的家族，虽然要常年和海商打交道，但是论到出海贸易，却始终只占着微不足道的份额。要知道，出海贸易并不是东家只要坐在国内买船募人就可以的，倘若东家或者东家的家族中没有得力的人经常亲自出海，那被船长和水手们坑得倾家荡产，也不是奇事。在海上营生的人，即使是正正经经的水手，也比常人更加蔑视道德法令。而且，海商们要打交道的也是低人一等的蛮夷，除了海上的风浪外，更要面对许多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因此，特别在北方宋人的心目中，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真正好人家的儿女，是不会愿意干这营生的。所以，本土的商人，一方面固然喜欢海商们可能带给他们的利润，羡慕海商们大多腰缠万贯；另一方面，却也看不起他们，在心理上轻视他们。这种心态，倒和汴京的官员们看不起海外的官员是一样的。
象周应芳，曹友闻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故意轻视，还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也许在周应芳心里，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意怠慢了曹友闻！而这种心态，才是最叫人无奈的。
不过，这种在礼节上受到的轻视根本不算什么。真正叫曹友闻困扰的，还是吕李二人的在场，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开诚布公的和周应芳提起自己的计划。
这时候，曹友闻也只得耐下性子，装出对那笔债务很感兴趣的样子，和周应芳敷衍着――这两笔债务虽然表面看起来数额庞大，但若为了这个闹到开封府，姑且不提那极低的胜算，只要想想因此会与汴京的钱庄行会结下怨仇来，曹友闻也不会去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
他耐心地听周应芳绕着和自己谈论着这笔债务分割，故作亲切的谈起自己在杭州读书时的所见所闻，表示自己对海商的理解与亲近，又说到双方都是由读书人转而经商，讲起西湖学院和白水潭之间的种种趣闻，不动声色地拉近着他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然后一面表达着对曹友闻在此事上的遭遇的不平，一面又委婉的抱怨经营钱庄的困难与委屈，间杂着还不忘和李绾、吕彰讨论几句钱庄法的得失。
周应芳似乎很会拉近他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曹友闻虽然心里明明知道他这样必有目的，但却也忍不住觉得周应芳的确称得上是个坦率、亲切的人，而他们弃儒从商这一相似的背景，也的确让他们之间有比别人更多的共同语言，两人在很多地方遇到麻烦、困扰甚至快乐，都是如此的相近，曹友闻由开始的警惕、排斥、不耐烦，不知不觉间，便变得放松、亲近，甚至是有点喜欢和周应芳的谈话了。
便在这个时候，周应芳话锋一转，丝毫不露痕迹地将话题带回到了他的主题。他以朋友的立场，暗示曹友闻，他愿意出头替曹友闻协调此事，和所有涉及到此起债务纠葛的钱庄交涉，替曹友闻努力争取回一到二成的让步。当然，他也同样有想请曹友闻帮忙的事情，那就是希望曹友闻能将界身巷罚没给他的保证金在富贵钱庄多存两个月，并且很诚恳地希望曹友闻能够再存入富贵钱庄十万贯缗钱，他愿意提供最高的利息额，而且时间也只要两个月就足够。
但是，至少在言语之中，周应芳并没有这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没有将这两件事说成是一件交易。甚至，为了表示诚意，周应芳还主动向曹友闻透露，他是为了和唐家争夺在即将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知事局的主导权，而在短期内需要筹集大量的硬通货。
自然，聪明如曹友闻，不用提醒也会想到，如果帮助周应芳如愿，对他们曹家将来的生意，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周应芳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表情，便可以知道这应当是一个叫曹友闻难以拒绝的建议。但周应芳却还是无法如以往那样的自信。
短短一两天内，汴京几乎所有的商人都知道了大宋钱庄总社的事情，而围绕知事局十九个席位的竞争，也几乎白热化。台面上的，台面下的，各种交易传闻层不出穷的传出来。
以周家与唐家的势力，要拿到一个席位当然不是难事，可要占据交钞局的主导权，就相当于还要争取九席知事的支持――这却是无论周家与唐家都没有绝对把握的。为了占得先机，周家与唐家一方面要比别家出更多的救急金，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帮助更多与自己关系好的钱庄进入知事局――毕竟，要争取独立知事与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可能更加复杂与微妙，在此之前，余下八席大钱庄席位的争夺，就成了周家与唐家真正能够把握住的东西了。
如今的周应芳，最缺的便是金银铜钱。相比而言，周应芳比起唐家来说，更容易赢得小钱庄的支持；但在大钱庄这一块，周家却要略逊于唐家。周应芳必须用一切办法，争取一切支持，每多争得一席大钱庄的席位，都是胜利。
在周应芳心里，曹友闻并不是多么重要，他对曹家的底细所知到底还是有限，但周应芳做事的原则是，不轻易放弃任何微小的帮助，积少可以成多。
可即使是这样，曹友闻未必便会投向他这边。
不错，所有的海商，即使是十八家内部，都会对唐家有或多或少的抱怨与不满，但这却正意味着唐家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人背后会诅咒唐甘南的祖宗十八代，但当面却会比波斯猫还乖巧。更不用提去得罪唐家了。
他事先的确已经有所了解，曹家在海商中，是与唐家关系较为疏远的。
但疏远与对立是两回事。
不过，如果曹友闻最终不肯接受他的开价，对周应芳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他不会太放在心上。
所以，他还能坦然地望着曹友闻，等待对方的答复。
但曹友闻的回答，却令周应芳大吃了一惊。连李绾与吕彰都张大了嘴巴。
第十章当年师友尽豪英（四之上）
汴京东南陈州门附近，玉仙观内，虽然下着小雪，但前来观赏观内那三块“万年松花石”和两段“龙牙石”的游人依然络绎不绝。与往常不同的是，虽然观外不乏宝马雕车，但所谓的“肩舆”和轿子，却几乎见不着了——汴京士林私下里所谓的“三公执政”以后，因为王、马、石对坐轿这种行为都深恶痛绝，因此政事堂颁布了一道严厉的敕令，凡宗室、官员、贡生，年七十以下、无重病而乘轿者，御史随时举劾，宗室降爵一等、罚铜十斤，官员责贬一级、罚铜三斤、十年内不得任亲民官，贡生十年内不许应考。敕令一下，上有所恶，下必甚焉，汴京城内，休说宗室、官员、士子，连商贾都不乐乘轿，原本就不多的各种肩舆越来越少，而各种马车、牛车、骡车，却越发的兴盛起来了。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会支持这道敕令，汴京的好事士子，便编出来诸如“不管交子，却管轿子”之类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尽管汴京的官员与士子本来并不流行坐轿，但这句口号却迅速地流行开来——人们可能并不在乎轿子的问题，但却很愿意借着这句口号，表达对执政三公迟迟无法解决交钞危机的失望与不满。
不过，曹友闻对这句口号，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与执政三公一样痛恨坐轿的行为，而且，他对交钞也没有切肤之痛——指望南海诸夷轻易接受交钞，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休说南海，即使是高丽国的商人，也不会接受交钞，但也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曹家的财产中，交钞只占到较小的部分，所以，若从他们曹家的利害关系来说，交钞废除与否，真的是无关紧要。倘若从短期来看，废除交钞曹家甚至可能获益更大。
但曹友闻从来都不是一个只看眼前的人。
而他也没有赌错周应芳的野心与能力——尽管周应芳骨子里有一点自大。但这无关紧要，真正有能力的人，谁骨子里没点自大？
所以，曹友闻与周应芳，的确是天生的盟友。
周应芳一心想取代唐家，坐上大宋钱庄业的第一把交椅；而曹友闻同样野心勃勃——这次回京，本来不过为了游说朝廷，树立曹家在南海海商中的地位，但没有想到，无意中竟让曹友闻发现了一个可以让曹家有朝一日能与唐家分庭抗礼的机会。
这个想法完完全全只是因为灵光一现。
本来曹友闻只不过是想能不能找一个妥善办法，帮助朝廷缓解交钞的危机，以此赢得石越的信任和好感——而曹友闻首先想到的，就是动员南海的大海商们收购大量交钞。
南海地区，哪怕是在凌牙门和归义城，钱庄远不如本土发达——否则也不需要薛奕亲自出资来办钱庄；而相应的，交钞也极少流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在凌牙门与归义城这样的大宋领地，交钞也是法定货币，但海外贸易要么以物易物，要么以金银或铜钱结算，兼之又缺少发达的钱庄体系，交钞自然不易流通起来。
所以，从理想状态来说，南海地区的确有可能吸纳一大笔交钞。既使这些交钞最后无法在南海地区流通起来，至少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到一大笔金银铜钱储备。不可能寄望南海海商们替朝廷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它能成为一大臂助。
不过这个想法马上被曹友闻否决了。
因为它在操作上是不可行的。
朝廷固守钞钱一比一的比价，决心无比坚定。这是曹友闻从陈良那里得到的可靠消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整个大宋，没一个商人有可能无条件的接受这个比价。他们肯以金银铜钱来换交钞，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投资了。
倘若要就此与朝廷谈判的话，这可是曹友闻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就在曹友闻否决自己这个想法的时候，脑海里充斥着金银铜钱换交钞画面的曹友闻，却突然意识到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他能够争取到周应芳与朝廷的支持的话。
因为海上航行存在巨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在南海地区与本土之间，没有一家钱庄会承诺可以通兑。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拿着南海的唐家钱庄的存钱票据，在本土唐家的钱庄是取不到钱的，反之亦然。即使唐家这样的大钱庄，也只肯提供交钞的通兑。
所以，海商们必须带着大量的金银铜钱乘船出海、回国。一旦遇到风浪、海盗，就可能血本无归。
所有的钱庄都知道其中存在巨大的机会，这十余年来，也的确有几家钱庄尝试过，但这些钱庄的东家现在全部都跳海自杀了。
但是，曹友闻突然发现，他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这个想法几乎是有点突兀的冒了出来。
若能够与周应芳、交钞局联手，由曹家在凌牙门等地开设钱庄，请交钞局在凌牙门设立衙门，周家在本土东南沿海诸州增设钱庄——曹家用金银铜钱向凌牙门的交钞局购买相应的票据，海商们把金银铜钱存入曹家的钱庄后，就可以拿着这些票据，直接到本土周家的钱庄取钱，周家再用这些票据，到汴京交钞局换成钱钞。如此半年结算一次，金银铜钱的运输风险，全部转由交钞局承担——而朝廷不仅可以调动薛奕的海船水军运送，而且有此三家巨大的财力做为后盾，也完全可以自由的选择较好的季节与天气进行运送，风险将远远比民间的钱庄低得多。
在这个体系内，三家可以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获利——曹友闻可以肯定，即使抽取一成的费用，海商们也会趋之若鹜——当然，这还远远不是曹友闻的重点，只要交钞局肯许诺曹家、周家的钱庄为指定钱庄，手续费的九成，都可以全部让给交钞局，曹家与周家各要半成就足够。曹友闻看重的，是这种垄断地位背后带来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凭借着曹家在海外的势力，曹家完全可能迅速发展成为海外最大的钱庄；而周家能获到的利益，可能更远在曹家之上——倘若周应芳追求垄断地位，富贵钱庄很可能借此在东南形成与唐家分庭抗礼之势；若周应芳大方一点，暗中选择一些钱庄与自己合作，大宋钱庄总社知事局内的局势，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背后的利润与深远影响，绝非是几十万贯铜钱可以相提并论的。
当然，这和解决交钞危机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曹友闻又不是当朝宰相，那不是他的责任。
他真正担心的是唐家。
唐家是唯一在本土和海外都有钱庄的，而且，唐家完全有能力整碗端去。尽管曹友闻最先想出这个想法，但他却很担心这不过是为唐家做嫁衣裳。这也是曹友闻不去找唐家的重要理由——唐家一定会把他踢出棋局。